□ 江风/文

瓜尔佳氏荣禄（1836-1903）是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不过这个重要性的一大半却来自政敌的渲染：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认为戊戌维新失败的原因有两个，“其一由西太后与皇上积不相能，久蓄废立之志；其二由顽固大臣痛恨改革也”。而在梁启超笔下，所谓“顽固大臣”的总头目就是荣禄。至于谭嗣同夜访袁世凯，游说他“围园杀后”，袁世凯佯装应允，却连夜向荣禄告密，导致维新派最后希望也告破灭的故事，就更是100年来人们耳熟能详的戏剧性情节。经过数位学者不懈的查证工作，证明戊戌政变的发生并非由袁世凯告密引起，但荣禄其人的面貌仍处于扑朔迷离之中。

清末曾主持过朝局的权臣里面，以荫生起家的荣禄属于起点较低的一类。醇王、庆王等以亲王身份参与朝政的皇族固不论，汉臣大都科举出身，须中进士才有进身之阶，如张之洞还中过探花，只有同样未曾获取功名、行伍出身的袁世凯与荣禄差堪比拟。耐人寻味的是，二人的仕途路线与思想风格似乎也多有相似。他们都是世家子弟，初入仕都从低微的职位做起，逐渐由攀结强力外援发迹：荣禄与醇亲王奕譞交谊最深，庚子回銮后还成为下一代醇王载沣的岳父；袁世凯则受李鸿章赏识，接替李鸿章成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他们都从甲午战争中获取了重大的政治利益，甲午战后，袁世凯奉命在天津编练新军，而在朝廷主持其事的就是荣禄，这支新军成为此后二人举足轻重的最重要筹码。

荣禄与袁世凯的这种共性，大概当时已经表现得相当明显：在满洲权贵与汉臣清流掌握话语权的清末，他们都属于朝野共称的“能员”，守旧者目之为“洋派”，维新派则又视之为“顽固”，他们能成为康梁历史叙事中的头号和二号反面人物，并非偶然。

从事后的眼光来看，编练新军是清末政治史上最为重要的新政，因为不仅武昌起义事实上是新军起义，之后宣布响应的各省也都由新军起手，可以说辛亥革命就是一场全国性的新军起义，清朝之亡即亡于新军。1895年，袁世凯编练新军伊始，就受到御史参劾，地方士绅也啧有烦言，荣禄以兵部尚书的身份奉旨查办，对袁世凯及新军事业百般保全，不仅从此形成袁世凯对荣禄的依附关系，也是后来北洋崛起、军阀林立的远因。但若据此认为荣禄本人就是“改革派”或新政推动者，则似乎颇有隔靴挠痒的嫌疑。

荣禄的祖父在喀什噶尔帮办大臣的任上战死于新疆，伯父、父亲又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事中殁于广西，因此荣禄得以难荫入仕，先后任职工部、户部、神机营，摸爬滚打，逐渐升迁到六部堂官的位置，开始参与朝政。光绪一朝，虽然宦途起伏不定，但大体上并未离开政治中枢。甲午战后，荣禄因督办军务崛起，庚子事变中又扈从西安，于窘境中获取慈禧的彻底信任，终于成为清末政局的中心人物。荣禄既具才干，也老于官场，他从一介主事升至枢臣之首，很清楚深结上意的重要、权力运作的秘诀，是头脑清醒的政治现实主义者，绝非以理想统率行动的人物。

荣禄反对康梁激进的改革，但不反对自洋务运动以来清廷所推行的“自改革”运动；他惟慈禧的马首是瞻，但不愿意废掉光绪，另建储君，戊戌政变后还多方调和两宫，力求息事宁人；他对义和团的所作所为不以为然，但既然慈禧热衷于此，也就委曲求全，任其胡闹。这些都表明，荣禄并非一味固守现状的颟顸之辈，也非只知逢迎的幸臣，但他的政治拳脚绝不越雷池一步，绝不挑战既定的权力格局。

茨威格写过一本《一个政治性人物的肖像》，描写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不倒翁约瑟夫·富歇。“他只知道一个党，他忠于这个党，并且将永远效忠到底，这就是比较强的那个党，多数党”，这就是这类人物的写照。在我看来，荣禄的所谓“新政”，只不过是仰承强者意图的廉价选择，这是他不同于康梁，而同于袁世凯的地方：荣禄们虽承认新政的必要，但更知道如何顺应政局，在帝后之间、君臣之间、满汉之间、朝野各派之间寻找平衡，首先保持个人权位于不坠，在此前提下再想办法修补大清的千疮百孔。只可惜，如果身处太平之世，荣禄可算能臣，而在大清国面临的严峻形势之下，不敢引领风潮者必被时代所吞噬，他就连裱糊匠也算不上了。

荣禄死于1903年，此后满洲权贵中再无如此干材。即使他活得长，一个政治性人物又能做出何种举动，只消看看袁世凯在辛亥之后就可以了然——二人虽然野心有大小之别，但始终以身家富贵为第一目标，都是一样的。

作者为文史学者

《荣禄与晚清政局》，马忠文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