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蒂芬·罗奇/文

全球化在理论上看上去很美，实际却饱受折磨。这就是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崛起的教训，这也是眼下席卷全世界的日益凶残的反华风潮的基础。推崇自由贸易的人必须认真对待这一显而易见的“断线”。

事实上，关于全球化并没有严格的理论。最拿得出手的理论是19世纪初大卫·李嘉图提出的框架：如果一国只生产符合其比较优势的产品，那么，它就能从扩大的跨境贸易中获益。这一许诺从长期看相当靠谱，但在短期免不了会出现相当艰难的现实。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脱离欧盟。英国选民拒绝了地区一体化的某些关键前提：劳动力自由流动和貌似无限制的移民；布鲁塞尔超国家机构的监管；货币联盟。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它们都建立在李嘉图贸易自由化原理之上。

在美国，特朗普的优势地位以及参议员桑德斯在初选中赢得的选票，也反映了与英国脱欧类似的情绪。从移民到贸易自由化，困境重重的中产阶级所受到的经济压力，与全球化的核心许诺存在矛盾。美国政客在面对这些棘手问题时往往推卸责任。特朗普炮轰中国和墨西哥，而桑德斯对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TPP）的反对促使民主党提名人希拉里·克林顿也采取了类似的立场。简言之，全球化失去了政治支持，这不足为奇。

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逊是将李嘉图的基础转化为现代经济学的先驱，他在晚年得出了一个类似的结论：中国等低工资技术模仿者可能完全颠覆比较优势理论。而问题不仅仅在于过时的理论。全球贸易的最新趋势也是频响警报。IMF称，2009年-2016年世界贸易量年增长平均仅3％，是1980年-2008年的一半。这不仅是因为大衰退，也是因为此后复苏的反常萎靡。随着世界贸易量滑向更低的趋势，对全球化的政治抵制与日俱增。

当然，这不是全球化第一次陷入麻烦。全球化1.0——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球贸易和国际资本流激增——“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期间。1929年-1932年，全球贸易下跌了六成，主要经济体纷纷向内转向，采取保护主义贸易政策。

如果当今的全球化遭到同样的命运，代价将更加高昂。全球化1.0主要局限于有形品的跨境交换，而全球化2.0的范围要广得多，许多所谓的无形商品贸易量日增。全球化2.0的手段成熟得多。全球化1.0的连通性先通过轮船，再通过铁路和汽车实现。如今，这些交通系统已经先进得多，因为互联网及其对全球供应链的提升而大大扩张。互联网让基于知识的服务能在一瞬间实现跨境流动。

两次全球化浪潮最尖锐的对比在于技术的吸收和破坏的速度。新信息技术以罕见的高速被采用。五年间，5000万美国家庭就实现了网上冲浪，而无线电达到类似的普及程度用了38年。悲哀的是，经济学界没有抓住全球化的内在问题。在修补过时理论的过程中，他们完全忽视了当下日益增长的工人抵制。全球化2.0的广度和速度要求采取新的方法来缓冲这一破坏的冲击。

不幸的是，帮助因贸易失去饭碗的工人的安全网计划和比较优势理论一样陈旧。比如，美国贸易调整救济（TAA）计划诞生于1962年，当时还是基于制造的旧经济时代。彼得森研究所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自1974年以来只有200万美国工人得益于TAA。

更开明的政策在设计时必须考虑工人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全球化2.0的超高速意味着需要开展更快速、更广泛的工人再培训、安置津贴、求职补助、高龄工人工资保险并延长失业救济时限。

历史告诉我们，替代方案——不管是英国脱欧还是美国的新孤立主义——在前面等着我们。我们这些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捍卫者必须阻止它们的发生，为此我们要对目前困扰众多工人的现实问题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

作者为耶鲁大学教授、摩根士丹利前亚洲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