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迈克尔·斯宾塞/文

发展中国家的持续高增长目标如今面临着多项重大障碍——其中许多它们基本上是无力破除的。除了发达经济体增长缓慢、危机后货币和资金异常情况之外，还有数字技术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而这将削弱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方面的比较优势。由于上述趋势都是不可逆转的，因此适应是唯一的选择。

机器人技术在电子装配业已经实现了长足的发展，而缝纫行业——一直以来都是很多国家加入全球贸易体系的敲门砖——则可能是下一个目标。随着这种趋势持续，也没什么必要将供应链安置在位置相对固定且具备成本效益的劳动力聚集区周围，而是向终端市场靠拢。比如阿迪达斯就已经在德国建厂并安装生产高档运动鞋的机器人生产线，同时计划在美国开设第二家。

有鉴于此，发展中国家需立即采取行动调整自身增长战略。而制定一个合理框架则必须考虑下列几个关键因素：

首先，发达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从经济放缓到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可能会继续存在，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压低全球各地的增长潜力。在这个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千万不能尝试那种试图利用积累过度债务这类不可持续手段来提振需求的做法。

相反，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处于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的国家）必须为本国商品找到新的外部市场，并尽力拓展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机会，因此，其中许多国家其实具有相当强大的购买力。虽然这种需求肯定无法完全抵消先进国家的需求下降，但却有助于减轻对经济的冲击。

第二，公共和私人投资仍然是一个强有力的增长引擎。对于那些产能过剩的经济体来说，有针对性地投资可以产生双重效益，在激发短期需求的同时又促进未来经济增长和生产力。因此，应该尽量补足那些能实现高社会和个人回报的投资项目资金缺口，甚至完全填平。

这些提高增长和生产率的投资应主要由国内储蓄来融资，当然发行债务也是选项。而长期稳定的基础设施投资可以至少部分地由国际发展机构提供。

第三，以保护并提高实体经济增长潜力的方式来管理资本账户至关重要。来自低利率国家的大规模资本流入可以很轻易地推高汇率，令经济中的贸易部门压力陡增。同时，资本流向逆转的预期也会增加风险，阻碍投资，并可能导致突发信贷紧缩。

在这种情况下，有选择性的资本管制和小心谨慎的储备管理可以有助于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并确保进出口交换比价（terms of trade）不会变化得太快以致被生产力增长所抵消。事实上，成功的发展中国家甚至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就采取这类政策了。

第四，需要运用加入这场数字革命的现实性手段。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应该认识到，虽然数字技术的破坏性影响不断加剧，却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淘汰它们的增长模式。例如中国的持续增长和不断扩大的家庭收入就为低收入经济体的低成本制造业创造了机会。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必须认识到对它们的增长模式必然会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产生变革。但与其将此视为一种威胁并试图抵抗，发展中经济体应该通过拥抱颠覆性的创新来接纳这一趋势。这意味着投资——包括物质和人才——去发展支持应用这类技术的能力。

除了升级制造业，发展中国家应准备好实现向服务业的转型，因为随着收入的增加这是不可避免的。各国应寻求各种机会去提升自身的服务业贸易水平，就像印度和菲律宾所做的那样。

第五，不要忽视了经济增长收益的分配状况。发达经济体在这方面犯过错误，导致政治两极分裂、反政府情绪高涨，政策一致性以及社会凝聚力下降。在经济低增长环境中，发展中国家是无法承担犯同样错误所付出的代价的。

第六，重要的是尽早建立可持续的增长模式。“绿色”的手段不但可刺激额外的增长；还能提高增长的质量以及普通人民的生活。

最后，创业活动是将经济潜力变为现实的重要步骤。支持这类活动的政策——如通过消除创造新企业和加强融资机会的障碍——不应被排除在增长战略之外。开放国外信息、理念、专长和人才的流动渠道也会起到推动作用。

发展中经济体或许无法掌控当前的这些挑战，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对此就无能为力。还有很多措施可以实施，不仅为了维持温和的增长，还要确保一个更繁荣、抗冲击能力更强的未来。

作者为2001年诺尔贝经济学奖得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