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蔡婷贻/文
7月7日英国保守党就该党领导人的人选进行了第二轮投票，现任内政大臣特丽莎·梅和安德烈娅·利德索姆进入最后二人角逐名单，保守党将在9月投票选出党首。在前两轮投票中以超过半数得票，轻松取得领先地位的特丽莎·梅，目前被认为较可能接替现任首相卡梅伦，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二位女性首相。
英国于6月23日通过全民公投决定脱离欧盟。数周过后，脱欧决定对英国和欧洲的政治及企业界的影响仍是余波荡漾。
英国政府和大部分欧洲企业在公投前都未对脱欧结果准备预案，英国正面临半个世纪以来最大的挑战，但唐宁街10号至今仍处领导力真空状态。公投竞选中的两大阵营领袖，留欧派的现任首相卡梅伦，和脱欧派的英国独立党主席法拉奇辞职下台；原本可能取代卡梅伦的脱欧派领袖，前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则退出党首之争。
不止如此，支持留欧的在野党工党在公投后也陷入内斗。被指应为留欧失败承担部分责任的党首科尔宾面临辞职压力，工党议员在6月28日举行的投票中以172票对40票表明对他的不信任，但科尔宾拒绝下台，工党未来也面临变数。
国家社会研究中心首席民调分析师柯蒂斯（John Curtice） 对《财经》记者指出，公投结果暴露的是工党长期以来的路线之争，如果最后科尔宾保住党首之位，多位工党成员可能出走，甚至另组政党，届时英国政坛又将经历乱流。
由于公投结果差距甚微，英国另一半支持留欧的选民在选后一直在寻求翻盘的可能。投票后数日内400万选民签署要求重新公投的请愿书，但卡梅伦和科尔宾都否决了二次公投可能。数万民众又于7月2日走上伦敦街头，希望英国能留在欧盟；同日，英国女王参加苏格兰议会新会期开幕时发表演说，呼吁英国人在瞬息万变的复杂时代，冷静应对变化。部分法律学者和律师事务所则在法律程序上，寻求留欧的回旋空间。
英国选择脱欧对欧盟的影响不断发酵。为维持欧盟稳定，欧盟领导人在公投后迅速表示，在英国启动脱欧程序前，不与英国进行任何正式或非正式谈判。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柏林办公室主任莫伊乐（Almut Moeller）对《财经》记者解释，未来在和英国谈判过程中，27个成员国想要达成一致决议将十分困难，这也是为何德国要英国尽快表明谈判立场，“为避免其他27国被卷入斗争”。
取代卡梅伦的新首相面临的是一个需要重新寻找国家定位，却严重分裂的英国；同时还要带领这个分裂国家，在时间压力下重新定义和欧洲的关系。部分学者认为，决定继任卡梅伦人选的要素将是新首相打算和欧盟达成何种协议，以及新首相在公投时支持哪个阵营。
英国社会对与欧盟关系的质疑已存在数十年，为平息这种声音，让社会停止纠结，卡梅伦选择了举行全民公投，却未料到脱欧的结果将让英国人“接下来好多年要谈论的还是欧盟”，曼彻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福特（Robert Ford）对《财经》记者说。
第50条悬念
缘起于政党斗争的脱欧公投，在脱欧结果确定后引发的夺权大战被英国媒体戏称为现实版“纸牌屋”和莎士比亚宫斗剧。
原本被认为最有望接替卡梅伦的伦敦前市长鲍里斯，在宣布参选前三小时遭原本承诺将做其副手的司法大臣迈克尔·戈夫背叛，戈夫表示他不认为鲍里斯有此能力，同时宣布自己参选。戈夫多年来宣称自己不适合担任英国的最高公职，但显然在关键时刻选择一搏。鲍里斯则在退出后，支持另一名候选人安德烈娅·利德索姆报复戈夫的背叛。
在第一轮投票中领先的特丽莎·梅来自留欧阵营，戈夫和利德索姆都来自脱欧阵营，两人表示，下一任首相应来自脱欧阵营，因脱欧阵营的人才能得到授权。不过从目前保守党议员的态度看来，试图化解双方歧见的特丽莎·梅似乎更得青睐。在第二轮投票中，特丽莎·梅获得199票，远高于利德索姆的84票，戈夫因连续争议事件只获得48票。
福特对《财经》记者预测，目前看来特丽莎·梅胜算较高，但是上次保守党党员直接投票要追溯到2005年，党员会如何选择难以预测，尽管特丽莎·梅目前在民调中保持领先，他补充指出，从过去的经验看来, 第一轮投票领先的候选人经常在最后输给右翼候选人，这将是特丽莎·梅首相之路的主要变数。
另外，不少留欧阵营的支持者认为脱欧派应该负责与欧盟谈判，清理他们留下的乱局。前保守党副首相迈克尔·赫塞尔廷（Michael Heseltine）指出，脱欧谈判应该由鲍里斯、戈夫和独立党主席法拉奇来执行，否则在谈判过程中，他们一定会不断声称他们能获得更好条件，并指责谈判者无法保护英国利益。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也指责鲍里斯和法拉奇的离开，谴责他们不是爱国者，“爱国者在国家困难的时候会留下来”。他对英国没有事先准备脱欧应对方案也感到不满，“在该准备应对方案时，他们反而跳船了。”
英国何时启动脱欧程序的里斯本条约第50条，在保守党主席选战时成为各方关注焦点。领先的特丽莎·梅认为，在英国明确自己的谈判立场前不该贸然启动第50条；戈夫表示他在2017年才会启动程序；利德索姆则认为，应该尽快启动第50条，因为英国需要开始和其他国家就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
一些法律界人士仍试图在法律程序上找出留欧的可能。有法学学者首先提出，议会在脱欧过程应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接着Mishcon de Reya律师事务所指出，启动第50条需要议会充分辩论和投票，希望借支持留欧的议员的反对，避免启动脱欧程序。
不过，剑桥大学欧洲法学教授阿姆斯特朗（Kennith Armstrong）对《财经》记者指出，依宪法结构，英国政府确实可以就是否脱欧作出独立决定，但是从政治角度而言，“政府忽略公投结果是无法想象的，因此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启动，而不是要不要启动。”
福特也指出，议员如果罔顾公投结果，将会引发更大纷争，1700万选择脱欧的选民将会十分愤怒。
大部分政治人物和学者认为，英国应尽快从现有非欧盟国家与欧盟的关系中选择出偏好模式，为启动脱欧做准备。不过，英国投资大臣普睿勋爵7月7日在北京对记者表示，他不认为英国应该拘泥于任何一种模式，只讨论模式过于简化，毕竟英国和欧盟将针对在每个产业间的互动关系进行讨论，
讽刺的是，在脱欧选民最关心的移民问题上，英国可能没有太多谈判筹码。欧盟已重申，英国想留在单一市场就必须接受人员自由流动的原则。
“如果特丽莎·梅最后需要在单一市场和移民问题之间做抉择，最后她可能还是要为维持单一市场地位作出让步。” 福特指出。
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研究员丹尼森（Susi Dennison）也对《财经》记者指出，英国一旦启动第50条，就会面临两年完成谈判的时间压力，因此在移民问题上，谈判筹码很有限。剑桥教授阿姆斯特朗承认，英国的谈判筹码不多，但是欧盟对英国在脱欧过程带来的不确定充满焦虑，英国或许能利用这种情绪，“通过何时启动第50条的模糊来制造不确定性”。
普睿勋爵则相对乐观，英国是欧盟的主要出口国，这是欧盟在谈判时需要特别考虑的。“我相信结果将很积极，欧洲现在需要经济增长，在这种时候加上人为障碍，阻碍增长是完全不合理的。”
财政大臣奥斯本于7月初推动五项稳定经济计划，希望稳住脱欧过程带来的经济衰退，包括将企业税降到15％以下、吸引中国投资、确认银行的借贷、加大对北方经济引擎的投资、维持英国的财政信誉。奥斯本表示，英国应该以此展现对经济活动的欢迎。
德国驻华大使柯慕贤对《财经》记者指出，他怀疑脱欧后的英国对中国具有像以前一样的吸引力，毕竟“（现在）谁也不能说脱欧后的英国，能否继续参与欧盟的单一市场，在什么条件下继续参与单一市场。”
此外，新首相上台后将重新改组内阁，这些政策是否得以延续将是问号。为应对接下来海量的贸易谈判，外交大臣哈蒙德指出，英国将雇用各国贸易谈判专家，新西兰甚至已提出愿意出借谈判专家；同时政府也启动了重新聘请退休贸易谈判官员的程序。
澳大利亚邦德大学国际关系教授，苏格兰人默里（Stuart Murray）对《财经》记者指出，法律、经济和军事等脱欧过程相关的微观问题都需要长时间的研究。他预期未来几年英国政府将不仅是艰辛的，且可能是分裂的。“这种关系花了40年才成型，也可能需要花费同等时间解除。”
跨国公司可能转移
鉴于英镑已下跌近20％，在脱欧公投后首位访华的国务大臣普睿勋爵表示现在是外国投资英国的最佳时机，但对于英国如何在各项贸易谈判过程保障投资者的权益，则没有具体说明。
与吸引新的投资相比，英国更需要担心的是跨国公司的转移。
“亲爱的创业公司，保持冷静，然后搬到柏林。”德国自由民主党在伦敦的卡车付费广告如此宣传。
随着英国前景陷入未知，其他欧盟国家在等待英国正式启动脱欧程序之余，更积极的是付诸行动，吸引对伦敦抱有怀疑的跨国企业。美联社报道，柏林市负责经济的参议员科尔内利娅·伊策（CorneliaYzer）几乎在听闻伦敦脱欧决定后，就开始致电总部位于英国的跨国公司邀请他们搬到柏林。
由于英国和欧盟的谈判将费时多年，英国和伦敦将获得何种待遇全属未知，那些立足英国面向全欧洲的企业在脱欧决定后不得不评估搬迁的可能。担心受到影响的产业主要包括银行业、航空业和电信业，例如在欧洲大陆营业额占55％的电信公司沃达丰、投资银行高盛等都在考虑是否将总部搬离英国。
根据《纽约时报》报道，荷兰最大城市阿姆斯特丹被认为是最有可能取代伦敦金融中心地位的城市，排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法兰克福和巴黎之前。如果阿姆斯特丹能取代伦敦的地位，不少学者认为，荷兰或将能避免成为下一个就欧盟成员资格进行公投的国家。
同样试图借商业利益来避免脱欧挑战的还有法国。法国总统奥朗德在公投结果后多次重申，伦敦的欧元结算地位应该重新被审视，同时巴黎也会对考虑搬迁的企业伸出援手，提出包括所得税减免和“一站式服务”的便利。
法国国内的政治气氛让奥朗德需要对英国采取强硬态度。法国国民阵线领导人玛丽娜·勒庞在英国作出脱欧决定后，就主张法国也应进行脱欧公投。勒庞的盘算是明年的法国总统大选，希望能利用反欧群众助她获得总统之位。
明年也将举行选举的国家还有德国，反欧盟和反难民情绪将如何影响选举结果，对欧盟将是再次试炼。
英国取代一度可能脱欧的希腊，成为脱欧的第一个成员国，无疑刺激了欧盟的权力结构变化。不少成员国再度把期望指向德国，但德国则寻求在回应期望时，谨慎避免强势主导，强调与法国和意大利共同分担责任。柯慕贤指出，德国如果要承担更多责任，需要非常谨慎，因为其他国家不会接受德国指手划脚，但同时他们又要求德国承担更多责任，因此未来如何处理将是个难题。
莫伊乐对《财经》记者指出，在英国退出后，德国将和其他国家推动英国此前反对的改革，特别是在货币政策、经济整合以及申根签证系统等方面，“目标是构建一个安全和繁荣的欧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