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约奥运会中国体育健儿取得佳绩，再令民众振奋。不过，过程中也出现一些不和谐音，暴露出一些问题，导致关于体育举国体制的争论又起。

围绕举国体制的优势和不足，还要不要坚持举国体制，以及如何促进举国体制的转型等议题，人们通过各种平台进行了各种各样热烈的讨论，充分表明了人民群众对实现中国奥运可持续发展和提升中国人民体育运动水平的积极热情，值得各方充分肯定、鼓励和借鉴。

客观公平而言，举国体制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和历史条件下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中国体育一穷二白的年代，举国体制汇聚了稀缺资源，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振奋了民族精神，凝聚了人心人气，对此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在肯定举国体制历史作用的同时，也必须承认举国体制目前也暴露和面临不少问题。这与国家和社会大环境及体育产业本身小环境的种种变化都有很大关系。

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国民心态的成熟，国人不再像以前那样靠奥运和其他大型国际赛事的金牌来提振民族士气，激发民族自豪之情，而越来越关注赛事本身的精彩与否以及运动员是否充分发挥了水平和实力。换言之，政治的归政治、体育的归体育越来越成为主流人群的共识，人们已不再像过去那样赋予奥运金牌体育赛事以外的更多意义。

在这种大背景下，过于以金牌榜等结果论英雄的举国体制，不仅与社会现实和国民心态呈现一定的脱节，由此导致的“金牌至上”的心态甚至引发一些短期行为的出现，既扭曲了奥运和体育运动精神的真义，还损害了中国体育的形象，也不利于中国体育事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举国体制所导致的资源过度向奥运赛事、尤其向有夺金希望的优势项目的倾斜，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提倡全民健身全民参与体育运动的新形势了。体育赛场上闪闪发光的金牌和民间体育场馆设施的普遍不足及简陋形成了令人尴尬的对比，而由于民众参与度的不足，一方面导致一些传统劣势项目长期疲弱，一方面又导致一些优势项目后继乏人，青黄不接。

就体育行业自身而言，过于以奖牌为中心导致的自成体系、封闭训练、拔苗助长和竭泽而渔，既不利于运动员的可持续发展，也不利于运动员后奥运的顺利转型和融入社会；从投入产出比的角度，对于运动员自身和全社会都是巨大的损失。

是时候考虑如何从举国体制逐步过渡到全民办奥运了。与全民健身全面结合的全民办奥运，可以充分调动全民参与的热情，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充分动员全社会的资源。有了雄厚的全民参与的基础，奥运赛事的成绩固然可期，奥林匹克精神和体育运动的真义也能真正落到实处，而这比奥运成绩显然更为重要。

在从举国体制向全民办奥运转型的过程中，各级体育主管单位和各种体育协会可以从保金牌的任务中解放出来，更多地摆脱官本位思想观念和做派，更主动地与社会各方携手，更好地发挥自己的管理职能和行业经验，从而更有力地推进中国体育运动事业的发展。

有意见质疑全民和社会办奥运会否导致市场原则至上，会否导致家境不好没有财力请私家教练的农家子弟永无出头之日，倘如此还不如现在的体校选拔培养制度。

首先全民办奥运社会办体育肯定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充分动员社会资源，但这不等于市场原则至上一切向钱看，而恰恰是要厘清市场与公益的关系，市场的归市场，公益的归公益。近年来各种职业联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凡是市场行为和行业管理之间的关系较为公开规范透明的赛事，进展都比较顺利，能在市场效益、人才选拔储备和激发社会参与相关体育项目热情等方面取得多赢局面，反倒是官办色彩浓厚、市场参与规则晦暗不明的赛事状况连连丑闻迭出。而当年刘翔等人在商业赞助比赛与正常训练间艰难寻求平衡的往事更令人唏嘘不已。

在行业自律和主管单位作为第三方独立充分监管的基础上，运动员利用社会和市场资源，科学专业训练，干干净净比赛，堂堂正正挣钱，行业组织和主管单位在公开透明的基础上，通过市场赞助、社会捐助和国家拨款相结合获得可持续的资源整合能力，进而形成国家、社会、体育行业、市场和运动员之间的多赢局面，无疑应该成为全民办奥运乃至全民办体育的主导方向。

在这个过程中，各级大专院校和各种职业联赛等可发挥重要的平台和渠道作用，所谓农家和寒门子弟无出头之日，以及出头之后难以“落地”的问题会得到比现有体制更好的解决。无数体育发达国家的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