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钱秋君/文

在经济增速放缓、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快、金融脱媒加速背景下，18家上市银行半年报已经全部披露完成，其中银行信贷变化引人注目。

根据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上市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普遍上涨，其中以国有银行为例，建设银行半年报显示，截至今年6月30日，该行的不良贷款率为1.63％，较去年底的1.58％和2014年底的1.19％持续攀升；交通银行上半年不良贷款率为1.54％，较去年1月－6月的1.51％略有上涨；农业银行发布的半年报显示，截至6月末，不良贷款余额为2253.89亿元，不良贷款率2.4％，也持续攀升。

工商银行董事长易会满指出，现在判断不良贷款到了拐点还为时尚早。目前信贷风险整体可控，但全球金融形势不确定，外部环境没有好转迹象，国内也处于政策期，信贷风险在一些地区仍然存在，所以说不良率何时见顶、何时出现拐点，需要进一步观察。

可见，未来一段时间内，如何处置坏账仍是摆在银行面前的重要任务。在这样背景下，商业银行面临的一个最直接的难题就是信贷投放的风险控制问题。

在去产能、去杠杆，调整资产负债表时期，若商业银行惜贷，中小企业会面临抽资压贷的压力，不仅会使信贷资金重新走上空转之路，也必然会影响银行利润。但如果商业银行积极开展信贷投放，面对中小企业不断上升的信用风险，则会进一步增加银行不良贷款。

面对这样的难题，商业银行信贷投放进退维谷。

惜贷真相

2016年7月，反映中国中小企业经营状况的“渣打中国中小企业信心指数”（SMEI）虽比6月小幅回升0.3个百分点至55.5％，但仍明显低于3月的57.8％和4月的58.7％，以及去年7月的57.3％（由此可排除季节因素）。

分项指数中，信用指数从4月的56.7％直降至7月的52.3％，创下2014年10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表明中小企业信贷环境趋紧，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进一步困难。

相佐证的数据是，今年1月－7月的信贷数字，私人部门信贷大幅下滑，把银行惜贷一事又推到了风口浪尖。所谓私人部门，是指居民、私营企业等。对照上述央行从贷款类别上细分，个人短贷（包括经营贷、消费贷、信用卡透支等）、对公短贷（私企、中小微企业为主）代表着私人部门的信贷。

纵观2013年－2015年的1月－7月累计数字，今年显著下滑的信贷项，主要是个人短贷、对公短贷、票据融资、非银金融贷款四项。

根据央行数据显示，今年1月－7月居民户短期贷款、非金融企业短期贷款分别为3603亿元、7652亿元，同比下降50.07％、45.5％。同时1月－7月票据融资、非银金融贷款分别为7731亿元、301亿元，同比下降31.3％、96.4％。

票据贴现，也是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的融资工具，同时也是银行在信贷需求不足时，用来先把信贷额度“占用”下来的工具。“到有信贷需求时，再把票据转贴出去，腾出信贷额度。”国泰君安分析师王剑分析，而非银金融贷款就是银行投放给非银行金融机构（券商、保险、证金等）的贷款。

“票据贴现的下滑是因为今年票据大案频发，从监管层面整顿力度加大，所以数据的下滑只是一种回归正常的表现。”

王剑表示，“非银金融贷款在正常情况下并不多。平时金额变动就不大。从2014年累计为0到2015年暴增8419亿元，发生的变化是因为2015年因救市而产生异常值。到今年该项下贷款总额就回归正常水平。”

剔除掉票据贴现、非银金融贷款之后，代表着私人部门的个人短贷、对公短贷信贷获取情况不佳，信贷疲弱，说明私人部门消费、投资低迷。

“银行放款时，对私人部门的放款行为，尤其是对公短贷（对中小企业放款）投放更为市场化，更能体现银行放贷意愿。”王剑坦言，对政府部门的放款，则往往由于政府信用，默认其风险小，甚至几乎无风险，放款行为并不充分市场化。

“毫无疑问，银行业已经陷入惜贷困境。”国泰君安银行团队认为，在经济下行周期，银行惧怕风险，所以提高了信贷审批标准，这样很多原先能拿到贷款的小企业就变得不达标了。

“相比个人短贷的消费贷、经营贷为主，对公短贷，大部分是中小企业申请的一年以内的短期贷款，以流动性贷款为主。”一位国有银行人士表示，多数中小企业通过短期贷款实现“短贷长投”。

在银行看来，“短贷长投”就意味着企业投入到固定资产上的资金，几乎不可能在短期内收回。即一年期的贷款到期后，企业将面临着巨大的还贷压力，甚至根本无法还贷。同时，一些企业的生产销售每年都在增长，这也意味着企业经营的发展也面临着一定的资金缺口压力。

“所以一年到期后，大部分中小企业都要借道民间借贷，实现借新还旧。然后再通过对公短期贷款偿还民间借贷的缺口。”上述国有大行银行业人士表示，这样周而复始，一方面企业需要面临高额的利息、过桥费用，同时存在严重的错配风险。

在资产质量持续承压的背景下，银行出于风险考虑，逐渐从中小微企业等风险偏高的客户群体中收缩信贷，更加偏向将贷款借给大型企业以及投向基建等较安全的领域。

与私人部门信贷滑坡形成鲜明对比的，一是个人中长期贷款（即一年以上），主要包括住房按揭、商用房按揭、汽车贷款等。其中，住房按揭的增长最为迅猛。

截至6月末，五家国有银行新增按揭贷款规模合计1.46万亿元，占新增贷款规模的53.40％。其中建行新增按揭贷款4077.82亿元、农行新增3110.34亿元，占比上半年新增贷款比重超过50％，分别为62.47、64％。

受访的银行业人士告诉《财经》记者，房贷一直被银行认为是优质资产，一有抵押二有首付，全银行业按揭不良不足0.5％，远远低于银行业整体不良水平。“按揭贷是中国最安全的贷款，如果按揭大面积出风险，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出问题了，属于系统性风险谁都不能避免。”招行高管人士在中期业绩会上表示。

第二是对公中长期贷款，即一般只有大中型企业、央企国企、政府背景项目，才能申请到中长期贷款。“对政府部门的放款，往往由于政府信用，默认其风险小，甚至几乎无风险，放款行为并不充分市场化。”上述国有大行人士告诉记者，以及显性或隐性带有政府信用背书的国企、机构等。

难以覆盖的风险

在受访的多位业内人士看来，银行不良贷款率攀升，是银行惜贷的表象原因。“总体来看，未来几年不良资产还在高位运行。”建行首席财务官曾俭华在建行业绩发布会上表示。

从目前已经公布的半年报情况看，除教育和计算机行业贷款基数较小外，制造业、批发和零售行业一直是不良贷款的主要聚集地。

以国有银行为例，建设银行公布的制造业不良贷款率2.77％，比年初增长0.6个百分点；批发和零售业不良率虽然出现了下降，不过依然高达9.29％。农业银行批发和零售业的不良率已经高达13.88％，较去年末上升1.57个百分点。

根据兴业银行分析，截至 2016年6月30日，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不良贷款率上升，主要受宏观经济下行、产业结构调整、经营成本上升、市场需求疲软等因素影响，部分企业经营面临一定困难，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

“但一定程度下，制造业替房地产背了黑锅。”一位股份制银行信贷部老总坦言，原因在于，很多中小型制造企业看重房地产市场盈利速度快，将获得有限的信贷资金投入到房地产领域，但却遭遇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征兆。

如此一来原本要进入制造行业的信贷资金陷入房地产投资领域无法收回，致使入错了行业的信贷资金变成不良资产。

“实际上这部分信贷资金本该算在房地产不良的账上，却因为企业投机而记在制造业不良的项下。”上述股份制银行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

最后导致，房地产行业不良贷款率被低估，制造业不良贷款率却一直在高位游走。这就是很多业内人士也奇怪，为什么房地产行业已经出现泡沫，但是不良贷款率却远不及制造业高的原因。

银行惜贷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是面对中小企业经营环境恶化，商业银行担心的是风险溢价覆盖不了风险。

“对于中小企业信贷，银行担心的是，即便上浮利率到20％、30％，仍然覆盖不了潜在风险。”上述股份制银行信贷部负责人向《财经》记者表示。

宏观经济一旦下行，就会成为压垮信贷表面繁荣的最后一根稻草，企业违规投入股市、房地产和对外投资的资金无法全款回收，甚至不惜借助于短期高利贷来周转资金，造成资金链断裂，被掩藏的风险逐渐暴露出来，成为银行不良贷款。

“例如上海、佛山乐山一带，此前主要受钢贸行业拖累，加上国内宏观经济下行，国内国外需求低迷，钢材滞销，钢铁价格倒挂使得钢贸商损失惨重。”上述人士称，不良贷款至今仍在发酵，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只能借新还旧或者借道过桥资金。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也反映出当前银行在风险管理上的短板，即仍然以关注信用风险为主，对越来越错综复杂的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利率风险、IT风险等重视不够。

对于银行来说，真正的风险还在于，银行没有盘算企业整体有息债务比例和整体负债水平，而造成实际放贷量过大。

“在实际银行放贷过程中存在信息不对称。比如企业可以在这家银行贷款去还那家银行的贷款，而银行则高估或低估了自己的融资同业占比。”上述信贷部老总表示，“以前，总行强调在授信时要查看融资同业占比，但在鼓励放贷时，分支机构为了追求利润，并没有当回事。而现在，总行又再三强调要把控融资总量风险。”

争议监管放松

《财经》记者采访了解到，中小企业从银行信贷融资主要需要承担三块成本：一是银行贷款利息；二是政府行政部门收取的费用，主要有抵押登记费、公证费、工商查询费；三是中介机构收取的费用，主要有抵押物评估费、担保费、审计费。后两项业内统称为“第三方收费”。

由于一些中小企业资产抵押估值不足，还要寻求担保公司帮助。但这并不是全部，也绝不是被增加占比最大的那一部分。

按照银行规定，“借新还旧”必须先归还旧贷款才能重新申请新贷款。这样一来，对资金链紧张的公司、流动资金并不充裕的中小企业来说，必须通过小额贷款公司或者民间借贷获得短期周转资金。这就是业内俗称的“过桥贷款”。

而这种“过桥贷款”，是在企业向银行“续贷”过程中必须要接受的隐性成本。

“与银行无关，却因银行而起。”一家浙江小企业财务人士坦言。而就是这个“隐性成本”，才是压垮中小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部分中小企业为此被迫降低了融资意愿，因为即便向银行获得借贷资金，但过高的隐性成本和高利率资金成本合在一起，对照自身的经营业绩，让企业觉得不划算。

此时，如何破解银行“惜贷”，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是监管层与银行一道待解的题。

理论与现实已出现无法跨过的沟壑。一方面是银行信贷资金，并未如监管层所希望的，向中小企业、三农领域倾斜，而是更多地流向房地产等流域。另外一方面是，中小企业融资意愿也随着银行资金得不到充分满足、融资成本变相增加而正呈下降趋势。

8月30日渣打中国中小企业信心指数显示，8月指数再度下滑，由7月的55.5降至54.9，表明中小企业经营活动再次放缓。8月三个分项指数全面下滑：中小企业经营现状指数下降1.2个百分点，未来三个月预期指数和中小企业信用指数分别下降0.3个百分点。

在国泰君安分析师王剑看来，缓解惜贷需实施逆周期监管。所谓逆周期资本监管，是资本监管要求随着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转化而变。

目前监管层对银行提出的各种监管要求，包括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的要求、拨备不能低于150％的要求等，都会让银行的经营行为更趋保守，形成一种隐性成本。“某银行如存量不良率不低了，他们就更加担心不良上升，新放款也就更加谨小慎微。”王剑表示，而另一家银行，拨备覆盖率逼近监管红线了，也不敢大胆放款了。

按照逆周期监管原则，监管层应该适当放宽某些监管指标（比如拨备和资本要求、不良容忍度、核销和税收规定等）的要求，降低监管成本，为银行腾出风险溢价空间。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长兼院长吴晓灵向《财经》表示，如果在经济困难的时期，银行没有动力发放贷款，而且在发放贷款的时候过多考量利润，我想对实体经济也未必是一件好事。因此，当经济条件好的时候，应该让银行和金融机构有更多的资本的补充。当实体经济困难的时候，应该适度的降低对他们的要求。

所以在吴晓灵看来，经济困难时期，降低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和拨备的要求，是逆周期调节的题中之义。

“目前中国银行业的上述指标与发达国家相比也是处于较高的水平，存有逆周期调整空间。”民生证券银行业研究员廖志明表示，目前中国经济处于下行周期，银行业面临较大的资产质量压力，利润增速也出现停滞，为缓解当前巨大的拨备压力，拨贷比和拨备覆盖率监管指标有下调的必要。

但适时适当放宽一些监管指标，真的能让金融资源配置向中小微企业大量倾斜，真的能缓解金融资源正在进一步与实体经济脱节的现状么？

央行研究局局长陆磊认为，“金融资源配置向政府的超配、向大企业的标配、向小微经济的低配或不配是必然逻辑。”

他同时坦言，“实体经济部门—中央银行—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实体经济部门”实际上构成了一个极其复杂的经济系统，各个环节及机构又在参与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过程，对政策响应的再响应效应不尽相同，最为关键的是，要精准区分金融资源是在第二环节自娱自乐，还是在第三环节冒险。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表示，“实际上供应多资金并不代表需求多，现在不仅是银行愿不愿意贷款的问题，还有实体经济是不是具有有效的资金需求的问题，而这是最根本的问题。”

同时在盛松成看来，仅仅依靠货币金融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需要短长期政策组合。从央行层面，短期政策包括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定向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等这样的总量政策，也包括直接融资扩容、压降表外及同业融资、运用宏观审慎管理引导信贷投向等结构性政策，还包括清理银行乱收费、规范民间融资、推进市政债等专项债券以及选择性打破刚性兑付怪圈等一些辅助政策。

如此看来，鉴于金融政策“牵一发动全身”的艰难，如何引导金融信贷资源配置有效流入到有需求的中小企业、实体经济中，如何通过长期政策达到降低融资成本的监管诉求，注定还需要漫长的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