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记者 焦建／文

9月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称亚投行）将启动新成员资格申请审议程序。如无意外，已正式向其提出申请的中国香港，将以非主权成员身份加入。

这将成为香港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标志之一。在此之前，除了制度、融资配套环境好等优势外，对香港将采取哪些措施参与“一带一路”，从政府到业界，均未有清晰路线图。

从今年初开始，在经济领域奉行“积极不干预思维”的香港，已开始着力从政策层面缓解这种尴尬局面：

今年1月，在香港特首梁振英发表的新一年施政报告中，共计42次提及“一带一路”及香港政府将采取的配套政策，包括建立“一带一路”督导委员会、设立10亿港元相关奖学金等。

截至8月底，包括修订《税务条例》及设立基建融资促进办公室等相关政策，先后成功落地。

积极行动来源于现实的压力。出口不振、私人消费信心不足的整体经济态势下，今年香港经济或将仅录得1％左右的增长，低于去年的2.4％及过去十年平均3.4％的增幅。把握“一带一路”等机遇为经济注入新活力，已成为香港的现实需要。

8月17日，中央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召开。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支持体系，是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结合实践来看，“一带一路”建设的金融支持集中于资金融通、保险服务与服务创新三个方面，均是香港的传统优势。

对香港在这一事关全局的政策中将扮演的角色，各方仍抱有较大期待。

“基建办”谋略

据亚洲开发银行（下称亚开行）推算：2020年之前，在作为“一带一路”主要涵盖地区的新兴亚洲经济体，其基建项目涉及的资金需求每年为8000亿美元左右。政府性投资外的大部分资金缺口，只能通过其他渠道填补。

中国正在通过多种方式满足一部分资金需求。但从其对外基础设施的投资现状看，投资主体仍由大中型企业为主，工程总承包居多，权益投资比重较小。且主要通过国开行及中国进出口银行进行贷款，通过项目在境内外发行债券较少。

这是香港值得把握的机遇。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与欧洲的银行，已将银团贷款、项目融资方式与策划技术带入香港。时至上世纪80年代，香港已开始成为亚洲银团贷款中心——当时中东石油国家开始大规模基建，中标者往往是日本及韩国的建筑公司或财团，它们在香港委托银行融资，不少银行获利颇丰。

时至今日，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曾俊华指出，“一方面，亚洲地区对基建的需求庞大，有助推动香港成为该类基建项目的投资和融资枢纽；另一方面，来自世界各地的资金，也会透过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网络，寻找合适的投资机会，为金融和其他专业服务，带来难得的黄金机遇，如融资、风险管理、资产配置，以至法律、建筑和工程管理等多方面。”

7月上旬，经由本年度香港《财政预算案》提出、预热近半年的香港基建融资促进办公室(Infrastructure Financing Facilitation Office,下简称IFFO)，正式揭幕成立。自中国推动“一带一路”政策以来，这是香港特区政府为把握这一机遇所落地的第一项具体措施。

IFFO的具体职能，包括提供资讯交流和经验分享的平台；提升基建投融资方面的技能和知识；推广市场及产品发展，以及促进基建投融资活动。金管局副总裁余伟文担任首任办公室主任，顾问则分别为利丰集团荣誉主席、冯氏集团主席冯国经，以及GE公司副董事长庄睿思(John G. Rice)。

“今天，我们开始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在出席IFFO成立仪式时，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陈德霖解析称，IFFO将“汇聚主要市场参与者、互相交换信息和分享经验、促进更多资金投进‘一带一路’地区”。

冯国经在IFFO成立仪式后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重要的国际金融枢纽，“一带一路”政策将为香港中小企业带来重大发展机遇。而IFFO能为不同的基建项目提供融资平台，相信将有助于香港经济和就业的长远发展。

IFFO并不担任投融资角色，亦不进行交易配对，而是扮演“媒人”及“培训师”，促进基建投资及融资活动，性质类似财资市场公会。“这正好发挥香港作为亚洲首屈一指的商贸和金融中心的作用，也是香港‘向来优而为之的专长’。”陈德霖称。

与内地相比，IFFO目前在政策手段的种类及力度方面，均有所不及，这与香港的“小政府”体制有关。但在香港多位金融业界人士看来，香港做事自有其特点，不能简单地以内地标准来衡量政策实效。

“香港商界相对偏左，大家都知道做生意响应国家号召没有错。但在港人开拓精神欠奉，越来越求稳的形势下，要改变纸上谈兵，只得采取类似香港贸发局‘特别加强版’的方式落地。”利丰集团一位研究人员对《财经》记者解析称，“因指向性明确，设立IFFO，不失为是当下一种比较聪明的做法。”

定位为半官方机构的香港贸发局成立于1966年，其主要职能是促进香港对外贸易，以及推动香港作为国际商贸平台，吸引全球各地企业来香港营商。近年来在内地日益受到关注的香港国际书展，即由其发起主办。

多年以来，香港通过这一类似“探照灯”的机构与政府部门及各大商会合作，实际上形成了一种相对有效的“有导向的自由贸易”体制。不少业界人士预计：IFFO因有金管局居中联络，如也可有效地将资金提供者、项目投资人及项目三方讯息汇聚起来，发掘商机的潜力不容小觑。

就此方面，据《财经》记者初步统计：至8月下旬，已有40多家机构与IFFO签订了合作协议。除汇丰、渣打与中银三家香港发钞行外，IFFO的“朋友圈”还包括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丝路基金、亚开行、中国长江三峡集团、香港贸发局及中电、港铁公司等。

其中，后两者均有在香港以外的亚洲其他地区成功投资运营基础设施项目的经验。

因香港此前已多次表示将加速推动“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或企业在港公开招股，或以发行人民币债券、伊斯兰债券以及银行贷款等多元化渠道进行融资。如何拓展香港的投融资功能，亦已被纳入IFFO近期重点研究项目，其内容包括与银行研究推出基建债券的可行性。

而余伟文则透露称，“为吸引长期投资者参与，可考虑在项目债券中加入保险，或针对成熟项目，通过后面的资金流将债券证券化。”

“IFFO希望通过消除信息不对称帮助投资者找到好项目。但这种项目能有多少？能否在香港找到可以嵌套进去的融资模式及盈利模式？都会对IFFO构成现实考验。”前述利丰集团研究人员称。

“吸引”亚投行

目前中国与“一带一路”有关的金融机构，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及丝路基金等国有机构；第二层次为亚投行和金砖银行，是由中国主导的国际性组织；第三层次则为纯粹的商业银行。

到目前为止，第一、第三层次的不少机构已被IFFO纳入到“朋友圈”之内。但亚投行尚未成为IFFO的合作伙伴，香港亦非亚投行成员。

8月25日，亚投行行长金立群在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2016年夏季高峰会上透露称，从今年9月份开始，亚投行将启动30多个国家提交的成员国资格申请审议程序。

因亚投行新成员资格向世界银行及亚开行成员开放，香港亦已正式提交申请。“我相信，很快香港就会成为亚投行的正式成员。”在今年6月举行的亚投行首届年会新闻发布会上，金立群如此向外界表态。

加入亚投行的香港可与其开展何种形式的合作，是近两年来香港财经产业界的热门议题之一。有专家分析称，香港设立IFFO，便是为加入亚投行铺路之举，借此抢占 “一带一路”基建融资先机。

“特区正积极与亚投行及中央政府商讨，让香港以非主权地区的资格加入，并会争取亚投行在香港进行集资融资、资产管理及解决争议等业务。”曾俊华称。

金立群亦曾对香港在亚投行可能扮演何种角色给出过初步定义，“香港债券市场流动性高，可作为亚投行发债的一个主要据点，香港亦可替亚投行进行货币掉期、资本运作、筹组银团贷款、投资纠纷仲裁等。”

对于香港加入亚投行后可发挥的具体功能，中银香港高级经济研究员王春新则进行过如下划分：

其一，香港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可为亚投行列入支持范围的基建项目提供配套资金，包括项目贷款、银团贷款、发行债券和开发基金等；

其二，香港可为亚投行自身的再融资提供方便，如为亚投行发行以各类货币计价的长期债券和特别基金等；

第三，未来由亚投行支持、较为成熟的基建专案，还可在香港上市集资及资本运作，为这些基建项目提供后续资金。

香港业界正在努力的方向，并不止于此。由港区全国政协委员成立的香港友好促进会在今年初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就建议应由香港扮演亚投行的财资中心。

从定义来看，绝大部分跨国机构都会设立内部现金、外汇、投资管理中心，以中央集中形式去调配、拆借、管理集团内公司之间的资金，确保资金用得其所，减低借贷成本、提高潜在回报及营运效率。简而言之，财资中心犹如跨国企业的内部银行。

香港财经业界普遍认为：如果亚投行在亚洲区域内设立财资中心，可有助于来自不同国家的拨款、多方投资的资金及多种货币进行集中的规划和运用。这不仅可以方便“一带一路”项目的资金统筹分配和管理，同时也便于应对不同的市场变化和监管规定，包括现金流、外汇管理、跨境支付、风险和责任控制等。

对财资中心的落户地来说，一方面会对银行、融资、风险管理、税务及法律顾问等服务产生大量需求，能为金融业、商界及专业服务界带来庞大商机；另一方面，因不少跨国机构都会将财资中心与地区总部设在同一地区，亦可为当地发展总部经济注入新动力。

除香港外，伦敦、新加坡等金融中心均在积极竞逐，希望包含亚投行在内，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与机构在参与“一带一路”发展时，将其财资中心落户当地。

新加坡是香港的主要竞争对手。税制是设立财资中心的考虑重点之一，新加坡的公司税率为17％，香港则为16.5％。此外，新加坡的企业财资中心只需按10％税率缴税，外加多项优惠计划，令应课税率低至10％以下。

与之相比，香港在未修订《税务条例》前，设在香港的财资中心向集团内的海外公司借入贷款，有关的利息支出不可在香港扣税；财资中心向集团内的海外公司提供贷款，所得的利息收入则全数应课香港利得税。

为增强吸引力，香港特区政府在2015年度财政预算案中宣布将修订《税务条例》。今年5月26日，经过修订的《税务条例》在香港立法会获得通过，修订主要调整了利息扣除规则，亦特别将合资格企业财资中心业务的利得税率减半，算是一种税务优惠。

通过此次税务规则修订，香港希望不仅能吸引亚投行来港设立财资中心，亦希望增加企业来港设立财资中心或区域总部的几率。不管是内地企业走出去还是外资企业进军内地，皆会起到助力作用。

“事实上，财资中心与IFFO同样具‘跳板’的功能。企业若能借助这两块跳板，一方面透过IFFO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基建投融资，另一方面在香港建立企业财资中心管理和调拨资金，相信香港可以帮助跨国企业跳得更远，达至双赢。”在近期一篇有关税则修改的文章中，陈德霖解析称。

寻找香港优势

5月18日，主管港澳事务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时指出：中央政府将支持香港在四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包括主动对接“一带一路”，打造综合服务平台；瞄准资金融通，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一带一路”投融资平台建设；聚焦人文交流，促进“一带一路”沿线民心相通；深化与内地合作，共同开辟“一带一路”市场。

在中央的一系列支持之外，与新加坡等地区相比，香港在参与“一带一路”竞争时，一系列业界所认为的优势，其实尚未凸显:

“有些人可能认为，香港在推动‘一带一路’融资方面有优势。其实深圳在向新疆等地的资本流动已出现加速，这一方面源自深圳一直在进行援疆建设，寻求与之相关的投资项目顺理成章。

另一方面，深圳目前可动用的资金总量不亚于香港，且在统一的人民币市场之内，在某些领域的资金利息率甚至要低于香港。”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研究员王玉清告诉《财经》记者。

此外，今年4月25日，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亦与中国建设银行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该行将为新中两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各类项目提供总值300亿新元（约222亿美元）的金融支持。

根据协议，建行将探索在新加坡设立中心，为参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的项目投资提供融资及相关专业服务。这是建行首次在中国内地以外作出此类规划。

无独有偶，中国实力颇为雄厚的一家民营企业，亦在此前选择了在新加坡设立地区总部。“中国企业在采取国际行动之前要挑选正确的平台和跳板，新加坡是个很好的选择。”这家企业的首席执行官称。

反观香港，一些人仍然认为，“一带一路”是国家的“关照”或“讨好中央”。

“这是将此议题过分简单化，小看了香港既有的优势，亦无助于香港客观审视目前国家和世界政经形势的变化。”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局长陈茂波分析这一心理时指出。

亦有观点认为，这部分应源自特区政府在宣传“一带一路”概念时，过多地讲宏大的目标和方向，而比较少地解释具体的政策和措施，导致这一概念不够“接地气”。

前述利丰集团研究人员亦对《财经》记者表示：目前来看，香港商界的态度其实也较为分化，一类是不管怎么说都没兴趣；另外一类，则是“等着基础设施建好、有了赚钱前景后再看”，“总体看来，相对保守”。

对于有意愿把握这一机遇的港商来说，香港中华厂商会会长李秀恒表示，“也存在着挑战和风险。虽然百余年来香港擅长于做西方世界与中国的超级联络人，但面对着文化背景、商业习惯完全不同且时局时常动荡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香港并不能照搬曾经的成功经验。”

“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方面，香港没有任何立竿见影的优势，必须积极推动制度建设和调整。香港最应该做的是以自身传统优势作为基础行动起来，在一些领域里做到只有香港能做或者成本最低，才有可能把握住机遇。”王玉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