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联涛/文

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市场就是上帝，而让这一信念成真的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更是被奉若神明。金融危机冲击了人们对金融市场的信念，而欧洲央行主席德拉吉和日本央行行长黑田则成了新的大祭司。他们试图说服市场，央行能够拯救经济不陷入滞胀，如果负利率不行，那还有直升机撒钱这一招。但对于相信自由市场和市场干预最小化的人来说，非传统货币政策——市场越来越受到规模和代价史无前例的央行干预的影响和推动——是邪门歪道。

是市场行差踏错，还是应当归咎于银行家、对冲基金、政治家、经济学家或央行？

经济学思想的钟摆在凯恩斯主义过度国家干预和弗里德曼主导的自由市场行为之间摇过去又摆了回来。无拘无束的市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再次要求以金融法规和央行干预的形式进行前所未有的国家干预。

2004年，法国数学家曼德博（Benoit Mandelbrot）和哈德森（Richard Hudson）写了一本书叫做《市场的行为（失当）》，该书运用了曼德博的分形数学来理解金融市场行为。

分形数学将数学从简单的线性代数推向用图形来描述从非常简单的规则中演变出来的复杂模式。曼德博显示了在自然和市场中，如果每名参与者都遵循非常简单的规则来行动，那么总体结果将是非常复杂的模式，但却不一定混乱无规律。

曼德博思想的原创性在于，行为的简单规则能够创造非常复杂的结果，但这个结果却往往是只能在几何图形中看到的漂亮的图形。

生活当然非常复杂，大多数人用简单的行为规则来应对复杂性。相信自由市场的政客都知道需要尽可能少地干预市场，但国家规划者的第一反应就是通过法规进行干预，或通过国有企业直接参与市场。

没有完美的市场也没有完美的计划经济，因此多数市场在两者之间。但如果央行需要越来越多地干预市场才能保持金融稳定，那么市场就不再受市场力量的影响，而是等着下一次央行干预。用药过度的确能够消除症状或治愈疾病，但代价是杀死病人。央行行长也都是人，会受政治力量和弱点的影响，因此央行推动的市场迟早也会和其他国家控制的市场一样走向失败。

金融危机往往是不良政治的产物，如自由民主政治就喜欢选择财政不可持续的低税收和高福利开支。由于民主政治的选举也很烧钱，这个系统就会变得腐败。企业资助政治家是为了换取裙带关系和对出资人有利的政策。富人资助政治家是为了巩固其既有利益。而穷人投票是为了得到更多福利保障的承诺。

我们需要认识到，市场和政治需要平衡。我们不能摆脱政治对市场的影响，除非政治资金更加理性和透明化。政治或市场的腐败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发展于20世纪的目前的经济学理论都偏简单化和专门化，它们没有看到问题已经系统化。换言之，我们把全球市场按细分或部分进行监管，而没有理解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变得更加集中，不平等、不平衡和脆弱。我们的专家都容易犯一种“合成谬误”：每个问题都可以归咎于别人，如果给央行或监管部门更多权力，问题就能得到解决。而事实上问题只会越变越糟。

这就仿佛每个人都在往下不停地挖，结果发现就像瑞士奶酪一样全是洞，最终系统崩溃。个人对金钱和权力的贪婪会造成系统性成本。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基础是个人自由，个人能够不受限制地消费自己想要的东西。而后果就是气候变化、污染加剧、自然灾害增加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类冲突和迁徙。

由于资源有限并且越变越少，今天的共享经济要求我们意识到，我们不再是宝贵的人类和自然环境的所有者，而是管理者。我们要分享和保护，不仅对现在这一代负责，还要对我们的家庭、社群和未来的世代负责。

市场或政府行为失当的概念让我们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是政府和市场共同组成的群体，每个人都有个人权利，也有群体责任，对我们所有人、朋友、邻居甚至外国人的群体责任。市场行为失当同时也是政府行为失当，但是最重要的，也是我们每个人的行为失当。

如果我们要成为生活和社群的真正主人，我们有责任确保个人行为得当。凡事讲究适度，不管是央行政策还是恐怖主义，这样我们的社群才能分享有限的资源，大家彼此尊重和关爱。

作者为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院特聘杰出研究员、香港证监会前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