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马克/文

巨大的市场、高速增长的经济、亲商的政府，这让中国在过去20年一直是外资青睐的投资宝地。但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和国内政经形势变化，“中国投资环境恶化”、“外资撤离中国”的舆论开始出现，这些说法也部分得到了两个最大外国在华商会调研的支持。

中国美国商会今年2月初发布“2016年度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称2016年计划增加在华投资的美国企业数量减少， 47％的在华美企今年的投资将低于2015年。监管环境的透明度、政策法规的可预测性及公平性、相关许可证获取困难、保护主义升级等主观因素均被列为美国企业在华的主要挑战。

9月1日，中国欧盟商会发布“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2016/2017”，称三年来中国改革停滞不前，政府在经济中的干预力量前所未有地突出，中国的对外开放亦出现停滞，市场准入的不对等现象严重。建议书专门提及德国政府批准中国美的集团收购德国工业4.0明星公司库卡机器人，但欧盟企业收购中国知名品牌却困难重重。“这种不对等现象在政治上不具备可持续性。”建议书称。

自2014年起，中国对外投资金额超过外国对中国投资金额，中国已成为资本净输出国。这一转变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中国企业对外收购越来越频繁，收购对象也从资源类企业为主，拓宽到制造业和服务业。但是，由于商业技能和政治气候，这些收购并非一帆风顺。

中国的投资环境是在变差吗？市场开放程度是在下降吗？中国企业如何才能更加顺畅地开展海外并购？中国国内的投资和贸易政策，又将如何反作用到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

《财经》记者日前与埃森哲大中华区主席庄泉娘女士讨论了上述问题，她是华裔新加坡人，供职埃森哲26年，在亚太地区的多个国家都有工作和生活经验，因此她的答案既不同于中国人，也不同于西文人。

“中国市场已经足够开放了”

《财经》：中国的改革开放势头能否继续保持下去似乎成了一个问题。可能你也看到了中国欧盟商会最近发布的建议书，之前我们也采访了德国驻华大使，他说德国是完全开放的市场，德国不想改变，但如果中国市场不能对等开放，那德国就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政策。他认为欧盟其他国家和美国也是这么想的，这可能会导致中国企业在美国和欧盟市场遇到挑战。我想知道你对此有何看法？

庄泉娘：我认为中国把它能开放的都开放了。如果你对比一下印度，印象就会特别强烈。印度连消费品行业都没有开放，比如零售业，在印度你不能建立一个零售商店而没有印度合伙人。在中国，争议较多的是科技行业，但围绕着科技公司的问题是真正的安全问题。我毕业于计算机专业，很清楚技术的力量，我们可以想想维基解密和巴拿马文件。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有权利保护自己的国家安全、信息安全。美国也在这么做，比如不允许华为的主要业务进入美国市场。

《财经》：所以中国市场不够开放，这不是一个问题？

庄泉娘：中国的市场已经相当开放，而且正在努力变得越来越开放，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对国家安全也越来越小心。我认为中国政府提高开放度的速度是足够的，没有哪个国家是百分之百开放的。

《财经》：你在许多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都工作过，其中大多是发展中国家——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市场的开放程度如何？

庄泉娘：新加坡市场非常开放，泰国也很开放，但泰国的问题是语言，所以更难做生意。马来西亚比较开放，菲律宾的开放程度和马来西亚一样，这两个国家的市场开放度超过中国。缅甸和越南的市场比中国封闭，越南进入市场化发展模式的时间比较晚，缅甸最近才从一个军政府转变为民选政府，它们的发展阶段不同。

《财经》：让我们讨论的更具体一些。比如中国公司美的集团收购德国机器人公司库卡，这是全球四大机器人公司之一。虽然德国政府批准了这个收购，但是德国总理也有过抱怨，她没有明说，可意思是清楚的——我们最好的公司你们都能收购，可你们的市场却从未向我们敞开过。

庄泉娘：德国公司可以进入中国市场，中国是德国汽车公司的最大市场——大众、宝马、奔驰。当然中国政府只允许外国汽车公司以建立合资公司的方式进入，但它并不阻止德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德国市场的确是开放的，这意味着中国公司可以买下德国公司，但是德国政府可以决定中国公司进入德国市场的形式，德国也可以像中国那样做，如果它想那样做的话——中国公司想来德国，就得与德国公司建立一家合资企业。

从中国公司的角度，如果德国或美国对中国公司收购自己的企业越发感到不满，我认为中国公司就要考虑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比如合资，就像外国公司在中国市场所做的那样。

《财经》：所以对等开放也不是一个问题？

庄泉娘：我的观点是——这在全世界都是普遍现象，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未来还会是第一大，其他国家自然会感到压力，这很正常。其次，在过去几年里，我注意到许多国家民族主义情绪上升，英国脱欧是典型例子。英国出于民族主义决定脱离欧盟。如果你看下事件背后，是英国人觉得他们那里有移民问题。最近美国的总统选举，特朗普一直谈论“使美国再次强大”，这也是民族主义。还有亚洲其他地区，我们也能感受到民族主义。这个世界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的状况正在加剧，不平等变得非常明显。人们开始害怕失业，害怕孩子成长于没有工作的环境里，这两个因素是全球性的，并不是只针对中国。

《财经》：所以如果中国更多开放自己的市场，中国公司在海外就会得到更公平的对待，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

庄泉娘：是的。哪怕中国百分之百地的开放了自己的市场，其他国家也不会因此就欢迎中国公司收购本国的公司，中国投资是否受欢迎，更多取决于中国公司在世界市场中的既有表现。

提高商业洞察力和

技能是真正的关键

《财经》：那么真正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庄泉娘：这是一个中国想要参与全球化和世界是否会接纳中国的问题。我在埃森哲工作了26年，与众多跨国公司密切接触。20年前，当美国公司和欧洲公司试着在亚洲发展时，与今天的中国公司试着在欧洲和美国发展时的感受是相似的。

你看跨国公司现在的主流做法，它们到一个国家投资时，会为当地创造工作岗位，并把当地人培养到高级职位上，建设一个充满活力的商务环境，有的甚至帮助当地公司进入本国市场。这就是双赢投资心态，这种心态下的投资到处都受到欢迎，它们自己的业务也肯定会顺利发展。但也有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时，所有的高级职员都从本国派遣，甚至普通岗位也从本国派遣，它们只在乎从被投资国获得资源和利润，并不关心当地的发展。这样的投资，就不会受到欢迎。

中国公司正在学习如何收购，如何整合。过去15年中国公司做了很多收购，但在我看来，收购中想得到什么，他们常常并不明确。很多中国公司发起的收购是冲着技术和知识产权（IP）去的，但IP不是孤立的，当你做收购时，需要有完整的蓝图，要充分了解你买下的公司，并有创造双赢的意识——为员工，为品牌，为IP，为所在的国家。做到了这些，IP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过去中国公司做收购时，常常缺乏对公司、国家和员工的全面看法，对当地文化了解不够，没有创造双赢局面，因此给外部世界留下的印象不够正面。近年来中国公司已经大有进步，比如联想收购摩托罗拉，他们意识到最好将总部搬到美国，因为摩托罗拉希望这样。但是印象的转变是需要时间的，中国公司还需要更多的好案例来证明中国的投资意味着什么。

《财经》：对于在中国投资的跨国公司你有什么忠告，他们中的一些抱怨说在中国市场越来越难做了。

庄泉娘：首先不要简单地把问题归咎于中国政府。我经常与中国政府打交道，我可以感觉到中国政府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深度参与中国经济，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改革。现在对国企改革的批评比较多，但我认为2018年和2019年你会看到更多的国企改革案例，而我已经感受到了政府的意愿，他们所考虑的不仅是学习技术，还有管理技能、公司治理、人才培养。这些都需要从跨国公司学习，因为跨国公司擅长这些方面。

另一方面，跨国公司也要对中国市场的趋势性变化明察秋毫。中国的监管部门正在像发达国家的同行一样，勇于依法行使对于市场竞争、产品定价和消费者权益的监管权力。同时，中国的科技公司巨头崛起，使得“技术换市场”这一久已存在于中国市场的利益天平发生新的调整和平衡。

因此，跨国公司能否以平常心与产业链地位不断上升的中国企业竞争合作，能否洞悉中国市场改革的新节奏，能否引领中国“互联网＋”的数字生态，能否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推动中国业务转型——这些都是需要迅速解答的问题。

跨国公司的商业利益，与中国本土的利益相关者应当在新的共赢框架下互利、共生。这一点在中国过去的商业史上无疑也是相当有用的，但它从未像现在这么重要。跨国公司对于如何成为中国的企业公民并承担社会责任并不陌生。但它们今天需要突破传统智慧，把眼光从提供当地就业、慈善捐款和援助农村及弱势群体的社会投资等常规事务中拔出来，放得更加长远。跨国公司应当找到一种更巧妙的方式，使自己成为中国可以长期信赖的合作伙伴，其做法不仅仅是公关姿态，更需要真实的投入和务实精神，使“共生性”与自身的增长计划有机结合。

新加坡是民主国家吗？

《财经》：如果中国政府想使商业环境变得更好，他们应该怎么办？

庄泉娘：李总理在今年天津达沃斯论坛上的演讲中提到：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营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投资环境，只要是在中国注册的企业，无论是中资还是外资，无论是合资还是独资，政府都将一视同仁。

如果各职能部门能让李总理说的话成为现实，我认为就足够了。现在我感觉得很清楚，国有企业仍然有它们的特权，民营企业在被视为本土公司时也会有一些小特权。如果李总理的话能够被执行，那么跨国公司将会轻松一些。

《财经》：事实上李总理说过的话，他的前任温总理也说过。

庄泉娘：无论李总理还是温总理，在听取跨国公司领袖想法、获取他们的建议上，都是很开放的，他们会花很长时间与商业领袖交流，不是那种礼仪性的交谈，而是实质性的沟通问题。但是，有了良好意愿之后，执行仍然是很重要的。

我理解跨国公司对中国投资环境变化的关切，因为埃森哲也是其中一员，它在瑞士创立，总部在都柏林，在纽约上市，因此既是中国欧盟商会的会员，也是中国美国商会的会员。但我又是一个亚洲人、华裔新加坡人，因此我同样理解这些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关切，以及东西方思维方式和视角的差异。

过去两三百年，世界是由西方决定的，西方说什么是正确的什么就是正确的。比如，一人一票的民主是正确的。但如果你读我们的建国之父李光耀的书，他不完全同意民主适合中国。我不是一个政治家，但从我所读到和看到的，我认为中国正在慢慢地试图定义什么对中国来说是正确的事情，这需要时间，一步一步地推进。

《财经》：东西方之间是否应该有一些共识，就是无论采用何种国家治理模式，只要是好的模式，都共享一些规则，比如法治？

庄泉娘：中国有非常聪明的领导人，我认为他们将接受被世界各国所公认的正确的事情，法治就是其中之一，但中国也会有一些其他国家没有但对中国是正确的做法，就像新加坡一样。

在新加坡，我们很多人都在美国或欧洲受教育，受到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然后回到新加坡工作，这时我们发现新加坡最被西方批评的一点就是缺乏言论自由，但是西方的言论自由真的适合新加坡这样的多民族国家吗？很多事情，对华裔来说是这样的，但对马来裔来说就是那样的；对伊斯兰教徒是这样的，对印度教徒就是那样的。如果新加坡实行西方的言论自由，会不会带来种族和宗教冲突？

新加坡不承认同性恋，为此承受了西方很多压力，但是新加坡的世俗社会和宗教信仰都不允许接受它。也许随着时间推移，新加坡最终会接受同性恋，但今天还不行，新加坡是一个华人化的社会，我们都是在儒家思想中长大的。新加坡会以自己的节奏处理这个问题。

《财经》：你介意我问新加坡是一个民主国家吗？

庄泉娘：这取决于你如何定义民主。从一人一票角度看，新加坡是民主的。外部世界觉得新加坡不民主是因为新加坡的执政党总是同一个，但这个党必须通过一人一票的选举才能执政，并且现在反对党越来越强。在最近的一次投票，新加坡执政党的得票刚刚过半，过去它总能得到70％到80％的支持，这说明新加坡社会变得越来越成熟。

作为一个新加坡人，我想告诉你，我喜欢强大的反对党。因为相互制衡会避免错误，而弱小的反对党意味着执政党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一切事情。

你看今天的新加坡政府，在做每件事情之前，他们都试图先赢得民众支持。他们在各种社交媒体上与公众交流，每一个部长都有一个社交媒体账号，用来与公众互动。因此，当反对党越来越强大时，新加坡执政党也变得更聪明了、更亲民了。

从我的角度来看，李光耀有点专制，但过去十年里新加坡已经变得越来越民主。虽然仍有人用西方对民主的定义批评新加坡不民主，比如言论自由不够、不允许同性恋、集会必须申请许可证等等，但是如我刚才所说，新加坡社会无法承受这类自由的后果。

所以，新加坡是民主国家吗？这取决于你的定义。在我看来，是的，我们是民主国家。

陈瑶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