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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投资环境之辩——专访埃森哲大中华区主席庄泉娘

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 2016-10-11 18:47:36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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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中国百分之百地开放了自己的市场,其他国家也不会因此就欢迎中国公司收购本国的公司,中国投资是否受欢迎,更多取决于中国公司在世界市场中的既有表现。”

□本刊记者 马克/文

巨大的市场、高速增长的经济、亲商的政府,这让中国在过去20年一直是外资青睐的投资宝地。但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和国内政经形势变化,“中国投资环境恶化”、“外资撤离中国”的舆论开始出现,这些说法也部分得到了两个最大外国在华商会调研的支持。

中国美国商会今年2月初发布“2016年度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称2016年计划增加在华投资的美国企业数量减少, 47%的在华美企今年的投资将低于2015年。监管环境的透明度、政策法规的可预测性及公平性、相关许可证获取困难、保护主义升级等主观因素均被列为美国企业在华的主要挑战。

9月1日,中国欧盟商会发布“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2016/2017”,称三年来中国改革停滞不前,政府在经济中的干预力量前所未有地突出,中国的对外开放亦出现停滞,市场准入的不对等现象严重。建议书专门提及德国政府批准中国美的集团收购德国工业4.0明星公司库卡机器人,但欧盟企业收购中国知名品牌却困难重重。“这种不对等现象在政治上不具备可持续性。”建议书称。

自2014年起,中国对外投资金额超过外国对中国投资金额,中国已成为资本净输出国。这一转变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中国企业对外收购越来越频繁,收购对象也从资源类企业为主,拓宽到制造业和服务业。但是,由于商业技能和政治气候,这些收购并非一帆风顺。

中国的投资环境是在变差吗?市场开放程度是在下降吗?中国企业如何才能更加顺畅地开展海外并购?中国国内的投资和贸易政策,又将如何反作用到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

《财经》记者日前与埃森哲大中华区主席庄泉娘女士讨论了上述问题,她是华裔新加坡人,供职埃森哲26年,在亚太地区的多个国家都有工作和生活经验,因此她的答案既不同于中国人,也不同于西文人。

“中国市场已经足够开放了”

《财经》:中国的改革开放势头能否继续保持下去似乎成了一个问题。可能你也看到了中国欧盟商会最近发布的建议书,之前我们也采访了德国驻华大使,他说德国是完全开放的市场,德国不想改变,但如果中国市场不能对等开放,那德国就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政策。他认为欧盟其他国家和美国也是这么想的,这可能会导致中国企业在美国和欧盟市场遇到挑战。我想知道你对此有何看法?

庄泉娘:我认为中国把它能开放的都开放了。如果你对比一下印度,印象就会特别强烈。印度连消费品行业都没有开放,比如零售业,在印度你不能建立一个零售商店而没有印度合伙人。在中国,争议较多的是科技行业,但围绕着科技公司的问题是真正的安全问题。我毕业于计算机专业,很清楚技术的力量,我们可以想想维基解密和巴拿马文件。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有权利保护自己的国家安全、信息安全。美国也在这么做,比如不允许华为的主要业务进入美国市场。

《财经》:所以中国市场不够开放,这不是一个问题?

庄泉娘:中国的市场已经相当开放,而且正在努力变得越来越开放,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对国家安全也越来越小心。我认为中国政府提高开放度的速度是足够的,没有哪个国家是百分之百开放的。

《财经》:你在许多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都工作过,其中大多是发展中国家——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市场的开放程度如何?

庄泉娘:新加坡市场非常开放,泰国也很开放,但泰国的问题是语言,所以更难做生意。马来西亚比较开放,菲律宾的开放程度和马来西亚一样,这两个国家的市场开放度超过中国。缅甸和越南的市场比中国封闭,越南进入市场化发展模式的时间比较晚,缅甸最近才从一个军政府转变为民选政府,它们的发展阶段不同。

《财经》:让我们讨论的更具体一些。比如中国公司美的集团收购德国机器人公司库卡,这是全球四大机器人公司之一。虽然德国政府批准了这个收购,但是德国总理也有过抱怨,她没有明说,可意思是清楚的——我们最好的公司你们都能收购,可你们的市场却从未向我们敞开过。

庄泉娘:德国公司可以进入中国市场,中国是德国汽车公司的最大市场——大众、宝马、奔驰。当然中国政府只允许外国汽车公司以建立合资公司的方式进入,但它并不阻止德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德国市场的确是开放的,这意味着中国公司可以买下德国公司,但是德国政府可以决定中国公司进入德国市场的形式,德国也可以像中国那样做,如果它想那样做的话——中国公司想来德国,就得与德国公司建立一家合资企业。

从中国公司的角度,如果德国或美国对中国公司收购自己的企业越发感到不满,我认为中国公司就要考虑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比如合资,就像外国公司在中国市场所做的那样。

《财经》:所以对等开放也不是一个问题?

庄泉娘:我的观点是——这在全世界都是普遍现象,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未来还会是第一大,其他国家自然会感到压力,这很正常。其次,在过去几年里,我注意到许多国家民族主义情绪上升,英国脱欧是典型例子。英国出于民族主义决定脱离欧盟。如果你看下事件背后,是英国人觉得他们那里有移民问题。最近美国的总统选举,特朗普一直谈论“使美国再次强大”,这也是民族主义。还有亚洲其他地区,我们也能感受到民族主义。这个世界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的状况正在加剧,不平等变得非常明显。人们开始害怕失业,害怕孩子成长于没有工作的环境里,这两个因素是全球性的,并不是只针对中国。

《财经》:所以如果中国更多开放自己的市场,中国公司在海外就会得到更公平的对待,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

庄泉娘:是的。哪怕中国百分之百地的开放了自己的市场,其他国家也不会因此就欢迎中国公司收购本国的公司,中国投资是否受欢迎,更多取决于中国公司在世界市场中的既有表现。

提高商业洞察力和

技能是真正的关键

《财经》:那么真正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庄泉娘:这是一个中国想要参与全球化和世界是否会接纳中国的问题。我在埃森哲工作了26年,与众多跨国公司密切接触。20年前,当美国公司和欧洲公司试着在亚洲发展时,与今天的中国公司试着在欧洲和美国发展时的感受是相似的。

你看跨国公司现在的主流做法,它们到一个国家投资时,会为当地创造工作岗位,并把当地人培养到高级职位上,建设一个充满活力的商务环境,有的甚至帮助当地公司进入本国市场。这就是双赢投资心态,这种心态下的投资到处都受到欢迎,它们自己的业务也肯定会顺利发展。但也有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时,所有的高级职员都从本国派遣,甚至普通岗位也从本国派遣,它们只在乎从被投资国获得资源和利润,并不关心当地的发展。这样的投资,就不会受到欢迎。

中国公司正在学习如何收购,如何整合。过去15年中国公司做了很多收购,但在我看来,收购中想得到什么,他们常常并不明确。很多中国公司发起的收购是冲着技术和知识产权(IP)去的,但IP不是孤立的,当你做收购时,需要有完整的蓝图,要充分了解你买下的公司,并有创造双赢的意识——为员工,为品牌,为IP,为所在的国家。做到了这些,IP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过去中国公司做收购时,常常缺乏对公司、国家和员工的全面看法,对当地文化了解不够,没有创造双赢局面,因此给外部世界留下的印象不够正面。近年来中国公司已经大有进步,比如联想收购摩托罗拉,他们意识到最好将总部搬到美国,因为摩托罗拉希望这样。但是印象的转变是需要时间的,中国公司还需要更多的好案例来证明中国的投资意味着什么。

《财经》:对于在中国投资的跨国公司你有什么忠告,他们中的一些抱怨说在中国市场越来越难做了。

庄泉娘:首先不要简单地把问题归咎于中国政府。我经常与中国政府打交道,我可以感觉到中国政府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深度参与中国经济,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改革。现在对国企改革的批评比较多,但我认为2018年和2019年你会看到更多的国企改革案例,而我已经感受到了政府的意愿,他们所考虑的不仅是学习技术,还有管理技能、公司治理、人才培养。这些都需要从跨国公司学习,因为跨国公司擅长这些方面。

另一方面,跨国公司也要对中国市场的趋势性变化明察秋毫。中国的监管部门正在像发达国家的同行一样,勇于依法行使对于市场竞争、产品定价和消费者权益的监管权力。同时,中国的科技公司巨头崛起,使得“技术换市场”这一久已存在于中国市场的利益天平发生新的调整和平衡。

因此,跨国公司能否以平常心与产业链地位不断上升的中国企业竞争合作,能否洞悉中国市场改革的新节奏,能否引领中国“互联网+”的数字生态,能否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推动中国业务转型——这些都是需要迅速解答的问题。

跨国公司的商业利益,与中国本土的利益相关者应当在新的共赢框架下互利、共生。这一点在中国过去的商业史上无疑也是相当有用的,但它从未像现在这么重要。跨国公司对于如何成为中国的企业公民并承担社会责任并不陌生。但它们今天需要突破传统智慧,把眼光从提供当地就业、慈善捐款和援助农村及弱势群体的社会投资等常规事务中拔出来,放得更加长远。跨国公司应当找到一种更巧妙的方式,使自己成为中国可以长期信赖的合作伙伴,其做法不仅仅是公关姿态,更需要真实的投入和务实精神,使“共生性”与自身的增长计划有机结合。

新加坡是民主国家吗?

《财经》:如果中国政府想使商业环境变得更好,他们应该怎么办?

庄泉娘:李总理在今年天津达沃斯论坛上的演讲中提到: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营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投资环境,只要是在中国注册的企业,无论是中资还是外资,无论是合资还是独资,政府都将一视同仁。

如果各职能部门能让李总理说的话成为现实,我认为就足够了。现在我感觉得很清楚,国有企业仍然有它们的特权,民营企业在被视为本土公司时也会有一些小特权。如果李总理的话能够被执行,那么跨国公司将会轻松一些。

《财经》:事实上李总理说过的话,他的前任温总理也说过。

庄泉娘:无论李总理还是温总理,在听取跨国公司领袖想法、获取他们的建议上,都是很开放的,他们会花很长时间与商业领袖交流,不是那种礼仪性的交谈,而是实质性的沟通问题。但是,有了良好意愿之后,执行仍然是很重要的。

我理解跨国公司对中国投资环境变化的关切,因为埃森哲也是其中一员,它在瑞士创立,总部在都柏林,在纽约上市,因此既是中国欧盟商会的会员,也是中国美国商会的会员。但我又是一个亚洲人、华裔新加坡人,因此我同样理解这些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关切,以及东西方思维方式和视角的差异。

过去两三百年,世界是由西方决定的,西方说什么是正确的什么就是正确的。比如,一人一票的民主是正确的。但如果你读我们的建国之父李光耀的书,他不完全同意民主适合中国。我不是一个政治家,但从我所读到和看到的,我认为中国正在慢慢地试图定义什么对中国来说是正确的事情,这需要时间,一步一步地推进。

《财经》:东西方之间是否应该有一些共识,就是无论采用何种国家治理模式,只要是好的模式,都共享一些规则,比如法治?

庄泉娘:中国有非常聪明的领导人,我认为他们将接受被世界各国所公认的正确的事情,法治就是其中之一,但中国也会有一些其他国家没有但对中国是正确的做法,就像新加坡一样。

在新加坡,我们很多人都在美国或欧洲受教育,受到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然后回到新加坡工作,这时我们发现新加坡最被西方批评的一点就是缺乏言论自由,但是西方的言论自由真的适合新加坡这样的多民族国家吗?很多事情,对华裔来说是这样的,但对马来裔来说就是那样的;对伊斯兰教徒是这样的,对印度教徒就是那样的。如果新加坡实行西方的言论自由,会不会带来种族和宗教冲突?

新加坡不承认同性恋,为此承受了西方很多压力,但是新加坡的世俗社会和宗教信仰都不允许接受它。也许随着时间推移,新加坡最终会接受同性恋,但今天还不行,新加坡是一个华人化的社会,我们都是在儒家思想中长大的。新加坡会以自己的节奏处理这个问题。

《财经》:你介意我问新加坡是一个民主国家吗?

庄泉娘:这取决于你如何定义民主。从一人一票角度看,新加坡是民主的。外部世界觉得新加坡不民主是因为新加坡的执政党总是同一个,但这个党必须通过一人一票的选举才能执政,并且现在反对党越来越强。在最近的一次投票,新加坡执政党的得票刚刚过半,过去它总能得到70%到80%的支持,这说明新加坡社会变得越来越成熟。

作为一个新加坡人,我想告诉你,我喜欢强大的反对党。因为相互制衡会避免错误,而弱小的反对党意味着执政党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一切事情。

你看今天的新加坡政府,在做每件事情之前,他们都试图先赢得民众支持。他们在各种社交媒体上与公众交流,每一个部长都有一个社交媒体账号,用来与公众互动。因此,当反对党越来越强大时,新加坡执政党也变得更聪明了、更亲民了。

从我的角度来看,李光耀有点专制,但过去十年里新加坡已经变得越来越民主。虽然仍有人用西方对民主的定义批评新加坡不民主,比如言论自由不够、不允许同性恋、集会必须申请许可证等等,但是如我刚才所说,新加坡社会无法承受这类自由的后果。

所以,新加坡是民主国家吗?这取决于你的定义。在我看来,是的,我们是民主国家。

陈瑶对此文亦有贡献

【作者:本刊记者 马克】 (编辑:yanqi)
关键字: 投资环境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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