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子彦/文

朋党的形成过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孕育阶段，原先，朋、党二字与朋党是完全不相干的概念。在先秦社会，“朋”是货币单位。上古以贝壳为货币，大体上是五贝为一串，两串为一朋。商周君主以货币赏赐臣下，即以朋计数。抑或因为“朋”含有聚集、串联之意，后来便引申出“群”“类”的意思来。此外，朋又演绎出同门、志同道合的意思。处于同一师门的志同道合者，都可称为“朋”或“朋友”了。进而又引申为“朋比”之意。楚大夫屈原被贬，看到楚国政治昏暗，自己壮志难酬，不无痛楚地说：“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茕独而不予听”，就是指责楚国满朝奸佞结党营私，抱成一团，使自己在政治上被彻底孤立。

“党”字在《周礼》《尚书》《论语》《左传》等先秦典籍中皆已见之。党，从尚从黑。其本义为不鲜明。许慎《说文解字》训为“不鲜也”。段玉裁注：“《释名》曰：五百家为党，党，长也，一聚之所尊长也。此谓党同尚”。党的本义原是指周代乡以下的基层单位。孔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意思是说：人们的错误，总是与他那个集团的人所犯错误性质是一样的。观察种种不同的错误，就知道仁了。

自商周以降，直到春秋，甚至明清时期，人们还长期保持着聚族而居的习惯，“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刘宝楠正义：“乡党，父兄宗族之所在。”这表明了乡党的特征，它涂上了厚厚的一层宗族血缘关系的色彩。在乡党中，人们存在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大家都有义务加以维护。

楚国的叶公与孔子在这个问题上就曾有过一番争论：“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在这里，叶公表示了一种新的观念，即随着旧的宗族血缘关系被冲破，虽然亲如父子，也必须依法行事。而孔子囿于传统的亲亲观念的束缚，仍然将宗法关系置于国家法律之上，认为在乡党之内，父子之间有着相互庇护的义务。一旦犯法，应该“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这就从党的本义中引伸出“党附”的新义来。但如此一来，社会就不会有公平、公正和正直，为了反对“党附”，反对徇私舞弊，有人就大力倡导无党无偏。

在后世演变过程中，又将志同道合之人称作“党人”，如屈原《离骚》云：“唯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正因为朋、党两字在演变过程中，字义逐渐接近，都带上了朋比、党附的新义，所以到春秋战国之际，便合成为“朋党”一词，为人们所广泛使用。

如果单从语义、字意的角度来探讨朋党概念的来龙去脉，恐怕仍不够深入。事实上，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变革在各国迅速展开，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冲突不断加剧，各个对立派别都把集结朋党势力作为实现自己政治目的的有效手段。朋党斗争已经成了政治领域内的常见现象，因而被作为一个专用名词和重要问题提了出来，为许多政治家、思想家所重视。大臣结党与否直接关系到封建统治能否巩固、专制君权能否维持的头等大事。先秦思想家韩非子尖锐地指出：“群臣朋党比周，以隐正道，行私曲，而地削主卑者，山东是也。”这是将山东六国的统治危机与朋党活动直接挂起钩来，将造成山东六国“地削主卑”的原因归之于朋党。

朋党孕育产生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约在公元前21世纪，夏朝建立，这标志着中国的早期国家已正式形成。早期国家贵族之间的斗争为朋党的形成提供了可能。但由于夏商周三代的贵族政治不具备产生朋党的充足条件，使朋党经历了一个缓慢的孕育过程。

由于三代实行严格的世袭与等级制度，卿大夫完全垄断了政权，下层的庶民很难改变地位，完全被排斥于政权机构之外。直至春秋时期，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庶人仆隶，从呱呱坠地之时起，他们的等级地位便已确定。在三代社会里，不仅阶级之间的障碍无法逾越，等级界线也非常森严，不能随便打破，因此国家的权力结构相对稳定，这就使得整个官僚队伍的流动大大地受到限制，因而较少出现权力再分配的斗争。而朋党之争的实质就是权力之争，在官僚队伍相对稳定，权力始终操纵在少数拥有世袭特权贵族手中的情况下，想要通过结朋聚党来争夺权力就比较困难。

必须指出的是，三代时期，权力再分配的斗争虽不如帝制社会那样频繁，但仍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有时也表现得较为激烈，使得朋党逐渐显现出它的萌芽状态。我们在三代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史籍中，还是可以找出具有类似朋党斗争的若干史实来。

《中国朋党史》，详见本期“本刊荐书”。本文摘自该书，略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