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云岗/文

面对陈鲁豫的采访，王健林无意中说出了他对年轻人的期待——设个小目标，先挣它一个亿。一夜之间，“王健林的小目标”蹿红大江南北，成为众人的口头禅，却少有人真的以此作为努力的目标。因为，这个小目标对于普罗大众实在是太遥远了，它对于大学里的教授们距离又有多远？

美国的教授富翁们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学术成就与成为富翁是两个不可兼得的目标，所以大学教授们不是学术卓越却一贫如洗，就是不务正业只顾赚钱。这种观点也许在某个特定时代环境下是成立的，但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则显得有些武断。

实际上，一些美国计算机领域的顶尖学者不仅学术成就卓越，个个都是美国科学院或工程院院士，而且都创办了成功的企业，推动计算机技术发展的同时自己也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富翁，实现了王健林的小目标（见表1）。

以普林斯顿大学计算机系教授李凯（Kai Li）为例，2001年学术休假期间，他在硅谷联合创办了Data Domain公司，研制了国际上首个数据冗余删除存储产品，开辟了一个数十亿美元的新市场。随后，Data Domain于2007年在纳斯达克上市，并在2009年被EMC以24亿美元收购。李凯教授在2012年当选为美国工程院院士，他也经常被圈内戏称为最富有的华人教授。

所以，美国的大学教授是一份充满吸引力的职位，每年全美最优秀的博士毕业生第一择业选择往往是大学教职。这些职位竞争也是异常激烈，一般都是数百人竞聘两个至三个职位，真可谓百里挑一。

美国创业生态的起源

一些美国教授富翁的出现绝非偶然，除了这些教授们自身卓越的能力以外，很重要的因素是成熟的创业生态，它得益于美国政府的政策鼓励。但是，这种生态形成的起源可能会出乎很多人意料。

时间回溯到上世纪70年代，由于越南战争结束、国际石油危机等多种因素，美国出现了一次规模较大的经济危机，1973年－1975年危机最严重期间，工业生产甚至下降了15.1％，失业率大幅增长，通货膨胀严重，整个国家经济陷入“信心危机”。

为了振兴经济，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希望能推动经济转型。这些措施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是知识产权和专利优惠政策。上世纪80年代以前，接受联邦政府经费资助的美国大学，其所产出的专利等知识产权都归联邦政府所有，但这些科研成果市场转化率极低。当时一项统计发现，联邦政府持有的2.8万项专利中，只有不到5％实现了商业化。在美国国会参议员Birch Bayh和Robert Dole的推动下，美国于1980年颁布了《拜杜法案》，允许大学保留由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所产出的专利所有权，这极大地提高了科研成果的技术转化率，加快了科研成果的产业化步伐。

美国大学技术管理者协会（AUTM）在2014年的调查数据显示，自1980年《拜杜法案》颁布以来，美国大学孵化近5000家创业公司，创造了380万个新就业岗位。美国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的Richard Jensen与Michael Jones的研究工作甚至发现，一个大学生命科学院系的研究水平与其创业活力密切相关。在联邦政府政策的激励下，过去20年美国大学申请授权了超过8万件专利，这些专利许可创造了5200亿美元的经济价值，促进了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是通过养老金与税收改革促进社会投资。如表二所示，1978年之前的经济危机期间，只有少数风险资本存在。1978年美国政府修正了《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允许养老金投资私募基金。随后在1981年又推出了《经济复苏税收法案》，将资本收益税从28％降低到20％，使得高风险投资更具吸引力。在这些政策的刺激下，风险资本呈现爆炸式增长。1978年到1983年的五年间，风险投资基金从十几家激增至113家，每年新增风险资本更是增长了16倍，从2.2亿美元增长到36亿美元。这些风险资本与《拜杜法案》所释放出的知识产权相结合，引爆了美国的创业热潮，1980年至1984年间成立了近6000家高科技创业公司，远高于整个70年代。

创业型大学

除了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美国的大学也在积极探索有效的科研成果转化模式，制定各种措施鼓励在校师生创业，努力成为创业型大学。

斯坦福大学是成功的创业型大学典范，过去几十年采取一系列措施打造创业生态圈，包括建立科技园区（硅谷），成立技术许可办公室（Office of Technology Licensing，OTL），成立创业孵化器StartX，开设创业指导课程等。除了大家所熟知的硅谷，另外值得一提的措施是OTL。1970年，斯坦福大学成立了OTL，将教授们的发明专利许可给企业界，实现科研成果的商业化，同时OTL也帮助大学教授与企业建立合作研究，为大学教授与学生创业提供指导与服务。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斯坦福大学的OTL被证明是一种有效的成果转化模式，仅2014－2015财年，OTL办公室就通过695项技术的专利许可获得了9500万美元的收益，帮助教授们启动了157项来自业界资助的科研项目。如今，很多美国大学都成立了各自的OTL办公室。

这些措施在斯坦福大学旁边形成了一个聚集技术、资本、管理、法律等各类人才的创业生态圈，即硅谷。在硅谷，创业的效率其他地方无法比拟，这种效率不是来自政府主导的创业园区所提供的硬件条件与优惠税收，而在于能够提供创业全过程中每个环节所需要的软服务。比如，你有一个好的创业想法，在硅谷你可以很快找到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快速实现，也容易找到热衷于初创公司的商业人才帮助融资，甚至公司做大即将IPO之际面临突如其来的专利敲诈，也可以很快找到身经百战的律师来应对。

在硅谷创业已经有成熟的套路可以参考，从技术评估、组建团队、股权分配、市场开拓、财务管理、法律咨询，甚至退出机制都相当完善。因此，当教授们发明了一项新技术，很快就可以成立创业公司，几年后教授们华丽地转身退出，将创业公司以几千万美元甚至几十亿美元卖给大公司，开始研究下一个新技术，酝酿下一个创业公司。

中国教授们的机遇

中国的经济正处于转型期，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9月夏季达沃斯论坛上首次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随即在国内掀起了一轮全民创业热潮，各种O2O创业公司、APP公司风起云涌。据统计，仅2015年得到A轮投资的企业就高达846家，但临近2016年底已经倒闭或濒于倒闭的不在少数。究其原因，绝大多数创业公司主要靠商业模式创新，无法通过专利保护形成技术壁垒，这和美国教授们创办的公司有本质区别。

国家不断出台新的政策，估计高校院所的科研人员创业热情会持续升温，在即将到来的第二轮创业热潮掀起时，笔者希望创业者更多地关注技术壁垒。

自进入2016年以来，笔者身边已有多位中国科学院、清华与北大的同事与朋友相继成立了创业公司，并获得了千万级风投。如，2016年3月中科院计算所陈天石、陈云霁兄弟成立寒武纪科技公司时，清华大学汪玉副教授与学生姚颂成立了深鉴科技公司，五个月后，中科院计算所山世光研究员与其学生刘昕博士成立中科视拓公司。

这些创业公司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课题组研究出一项好成果，然后在国际顶级会议期刊发表，得到国际学术同行认可。这一来就受到了风险投资基金的主动关注与接触，于是成立创业公司。

比较有趣的现象是，这些创业公司的成立很多是风险投资在推动，是投资人在说服教授们下海创业。也许这也符合经济发展规律。

上述美国圣母大学Richard Jensen与Michael Jones的另一项研究发现便是，当美国经济不景气时，有吸引力的项目减少，风险投资会更倾向于投资新技术，于是教授创业公司就会增加。上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在政府一系列政策激励下到80年代掀起一轮创业热潮，大学教授扮演了创业先锋角色。如，斯坦福大学教师Leonard Bosack与Sandy Lerner夫妇在1984年创办了思科公司，现任斯坦福大学校长John Hennessy在1984年创办了MIPS公司等。2000年左右，网络泡沫破灭，纳斯达克崩溃，“9·11”事件更是重创全民投资信心，但大学教授们依然坚守创业阵地，他们相信好技术是经得起考验的，普林斯顿大学李凯教授正是这个时期（2001年）创办了Data Domain，并且很快获得了风投，并于2007年在纳斯达克上市。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教授们主导的创业也许是经济复苏中很重要的成分。

中国的教授们面临了一个最好的创业时代，但同时也肩负着两重挑战——不仅需要探索新的发明技术，更需要参与探索中国创业生态的完善之路。

如今，国内科研院校的科研人员经常抱怨待遇比企业界低太多，甚至不及自己刚毕业学生的一半。事实上，计算机这个领域中真正成功的学者不应该是清贫的学者，因为计算机领域很多成果的研究会推动产业，从市场上获得回报，计算机领域其实是一个最容易将智慧转化为财富的行业。相信随着创业生态的完善，这种局面必将改变，未来中国将会出现一批教授富翁，轻松实现王健林的小目标。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编辑：王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