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王丽娜/文李恩树/编辑

一个秋雨潇潇的周五傍晚，李奇快步走进北京北三环的一家素食餐厅。他是当晚活动的组织者。

陆续来了15人，在自助餐厅用餐后到包间落座，李奇扫了一圈，又有几位新面孔加入。像看到老朋友一样，他的开场白简单直接，“聊吧，大家分享自己不高兴的事儿和高兴的事儿，我难受的时候，一点点高兴就像早晨的一道光。”

46岁的李奇，人生中的21年与双相情感障碍一起度过。这两年渐趋平稳，他组织了上百次郁友（抑郁症病友）AA制聚餐，吃饭闲谈、轮流发言是例行内容，该次主题是直面艰难的人生。

李奇曾自残、自杀多次，但最终在家人的陪伴和理解下找到了生活的“心气儿”。

抑郁症作为高患病率的慢性疾病，困扰了很多人的精神和身体健康。对于抑郁症，患者和医生痛恨那种“心灵感冒”的说辞，抑郁症的折磨使一些患者生活全面受损，甚至走上自杀的“解脱”道路。

他们有类似的疾病症状，但痛苦又各自不同，人人都觉得自己最孤单痛苦，但也有不少人在艰难地同抑郁症抗争。问题是，他们该如何才能走出抑郁？

说出你的故事

在李奇组织的“直面艰难人生”的郁友活动中，按以往惯例，每人都要轮流发言“说出自己的故事”。

一位戴黑框眼镜的年轻男子先发言。他在一家金融机构上班，几天前递交辞呈，说自己压力太大，出现焦虑、失眠、疲惫等状态，自觉和同事们差距很大无法交流，继续上班太费力，但又在纠结。

“纠结点是什么，挣钱多少吗？”穿橙色外套的女孩插话发问。

“我看有文章说，应该坚持……”黑框眼镜男回应。

“你需要解决你的问题，不是相信心灵鸡汤，心灵鸡汤不给勺子，你怎么喝？”橙色女孩语速飞快。

橙色女孩身旁是90后姑娘小米，说话时习惯低头。

她说，“我想做很多事情但做不了，想看书练字画画，想成为积极乐观的人，但又在想我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还是我必须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脑子很乱，不明白生活有什么意义……”小米搜寻着合适的词语，说着说着哭了起来。

小米在初中时被确诊为抑郁症，这两年反复发作，今年已住院治疗三次。工作不顺，辞职在家后参加设计培训。

聚会的人七嘴八舌地相劝。李奇说，郁友在康复的道路上都会经历这些，经过挑战后，总会高兴起来。

“我也相信明天肯定不一样，不管是更好还是更坏。”小米回应。

紧接着，穿橙色外套的女孩，讲起自己的“传奇”经历。她在毕业后被骗入传销组织，“遭受了除性侵外的各种身体折磨”，被解救后内心有种羞耻感、羞愧感，看到朋友圈同学都过得比她好，一气之下砸坏手机，不再与外界联系，家人强行将其送医。接受三个月的治疗后，她开始工作、恢复交友、参加郁友活动。

发言时间最长的阿美，是新面孔之一。她自认是坚强自律并乐观的女孩，但今年被诊断出中度抑郁症。

转变源于她试水互联网项目的失败，今年5月，公司的首席技术官将耗时十个月开发的源代码“带走”，导致项目停止，“烧光了投资人和自己的钱，还欠了几百万元的债务”。这个意外打击把她“一下子抡蒙了”，而在创业阶段，她每天都像打鸡血般往前冲的状态。

阿美陷入焦躁随后又自责的情绪，“每天像有两个恶魔在头脑里打架”，没有精力处理工作，再之后是木僵状态，“起床、刷牙、到餐桌吃饭，二十几步可以完成的事情，我就是做不到”。

她对抑郁症并不陌生。在英国读MBA时，她有三个同学患有抑郁症，其中一位后来在自家房顶结束了生命。

意识到自己“不对劲”后，阿美找到一位郁友倾诉，很快便求医治疗。现在的她健身运动、外出旅行、接触大自然、改变负面认知等，她说她正在刻意学习怎么放松心态和活在当下。

阿美的发言引起大家的共鸣。在座的郁友中，有幼儿园老师、保险业务员、五星级酒店的厨师、退休人员、科研院所的职工等，他们都有类似的疾病症状，又各自拥有完全不同的痛苦，有人是产后出现抑郁，有人是学业、工作或情感受挫后抑郁，有的讲不清楚起因就抑郁了。

但他们更关注的是如何走出抑郁。

康复之路上的抱团

郁友活动的组织者李奇，与妻子张梅同是双相障碍，五年前在郁友活动中相识，结婚四年，两人已有患难夫妻相互扶持的幸福感。

双相障碍和抑郁症属情感障碍的两种类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下称安定医院）副院长王刚，在和《财经》记者解释抑郁症时，随手在纸上画了两个曲线图。

“简单说，抑郁症每次发病都是情绪低落、兴趣减退、精力不足，呈倒钟形曲线。”王刚说。而双相障碍，曲线有低有高，常见情绪高涨即躁狂或轻躁狂、抑郁及混合四种发作模式。“抑郁症也称单相障碍，临床上没有单相躁狂，出现躁狂必然有抑郁发作。”

聚会上，总有人开玩笑问李奇，他和张梅同时躁狂起来什么样。暂时没有一起躁狂过的两人，倒是经历过共同抑郁。

张梅性格外向，说话爽朗，在单位里还是羽毛球业余老将，但她病龄26年，产后出现抑郁和躁狂态。

李奇的病因与其内在性格有关，从小内心封闭。24岁被诊断为抑郁症后，工作时断时续，后办理提前病退。两人之前都有过破碎的婚姻。

2014年夏，张梅抑郁复发入院封闭治疗40天。每周两次的探视时间，李奇准时去看她，陪她聊天。出院后，婆婆才告诉她，“你们俩同时抑郁复发，他去看你还高兴点，回来就跟我没好脸儿。”

李奇颈部留有紫红色的伤痕，那是自残留下的印记。张梅笑说，她几次捡回了李奇的命。2012年，有一次李奇下楼遛狗不见回来，她在小区树林找到他时他正拿刀“抹脖子”。次年，有一天两人约好一起吃饭，他穿着高领衣来到饭馆，她扯开衣领一看血迹斑斑，拉上他就往医院跑。“还服药自杀过，那几年可折腾了。”

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最终帮助李奇支撑下来。抑郁发作时情绪低落，他会很自卑，觉得自己一事无成，看不到希望，“就是那种总揪着心的感觉”。但他舍不得家人，年迈的母亲是高校教授，带他看病，记下他每一次发作的症状、就医时的医嘱、所服药物等。现在有了张梅的陪伴，两人互相监督各自情绪，定时就医，凌晨4点一起去医院挂号。

李奇觉得家人的情感支持很重要，他见过很多病友得不到家人的理解，甚至因为不了解抑郁症双方产生冲突。这两年，李奇夫妇的状态都很平稳。

提前病退后，李奇也在思考自己的人生，看心理认知疗法的书籍。“到了三四十岁才明白，如何认识并接纳自我、如何与人相处，以前把自己包裹得太严实。有了生活的心气儿后，更有动力和希望。”

现在的李奇，运动读书，与郁友互动，义务组织郁友活动，到街道做志愿者陪养老院的老人们聊天。抑郁症患者这个称谓对他不再那么可耻，他开始主动分享自己的经历和经验。他的总结是，接纳过去、抓住现在、争取未来。

带李奇走入郁友圈子的是长风。长风在郁友圈是一个“传奇”，他在全国最大的心理论坛做了十余年负责人，高峰时有17万注册粉丝，并负责北京的线下郁友活动，他的治愈经历影响了包括李奇在内的不少人。

长风33岁，聪颖直率，有着比同龄人更成熟的生活哲学。说起心路历程，他像讲述别人的事儿一样，说得声情并茂，自己都忍不住哈哈大笑。“我跟朋友讲，他们也听得直乐，说我像讲述冒险故事。可冒险那是主动寻求刺激和未知，我是被动的。现在听像故事，可当时的精神疾苦谁经历谁才知道。”现在，回头再看那些折磨，他说那些痛苦于他是“不断深挖生命的厚度”，最终他找到了生活的意义。

用长风的话说， “近20年来，我90％以上的精力花在无意义的精神斗争里。”最初的起因，他也说不清楚，只记得六七岁时突然对死亡有了恐惧，想到死亡就浑身发抖、紧张失眠。到了大学出现了抑郁的木僵状态，躺在床上不想动，目光呆滞。

在当时的家乡小城，没人意识到长风得了抑郁症，都认为他是神经衰弱。考上大学后，因症状爆发一度休学。

2003年左右，长风通过网络搜索到了阳光心理论坛，才知道很多人有类似症状，“原来世界上不光我一个人痛苦”，他大概知道了自己的病，后来在老师的建议下，去看精神科医生才确诊是抑郁症。

抑郁发作时，长风也和自己较劲。大学所在的城市，很多高层建筑他都上过房顶，但因为恐高上去之后他不敢跳。他下了好几次决心攒安眠药，攒着攒着就放弃了。“遗书写了上千封，写着写着内心宣泄后就稍微平静下来。我发现，我还是想好好活着。”长风说。另一个原因也是父母，父母均是普通工薪阶层，在他抑郁严重时辞掉工作陪他，父亲一夜白头。

外界也在改变他。接触论坛不久，他开始接手管理。“这人都有虚荣心，成为负责人的话，你就有责任感。很多人向你倾诉，结果你发现你再没用，别人却因为你的几句话活下来。这就不断往你心里注入一种能量。”他还直接救下一个正烧炭自杀的女孩，那是他最接近他人生命的一次。

2008年，长风工作的外企将其派驻北京，有了更多机会和网上认识的郁友见面聊天。抑郁症患者觉得病友间更有认同感，喜欢抱团取暖。长风工作和住处附近，成为餐叙据点，不上班的郁友在楼下等他下班。吃饭时大家狂聊自己的经历和痛苦，郁友来自各种职业各种年龄段，他们在一起也像一个小社会。他善于活跃气氛，在饭桌上经常开玩笑，“大家讲讲各自不开心的事儿，让别人开心一下。”也有不少郁友找他单独倾诉，寻求求医问药的帮助。逐渐地，他有意识地普及抑郁症常识，消除病友的病耻感，组织公益活动。

长风认为，最终受益的是他自己，即助人自助。到了2012年，长风觉得自己好了，“发现生活不再是灰色的，也有阳光的一面，不再行尸走肉地活着”。他开始规划生活，辞掉原来的工作，参加更多的公益活动，当年找到了钟情的对象即现在的妻子。去年，他又决定改变角色，重回学校读MBA，转型创业。他说，自己真正回归了生活，并不断去体验，“活得更有生命力，更任性”。

抑郁症在中国

更多人还在抑郁症中挣扎，甚至有人不知道自己得了抑郁症。

在安定医院门诊大厅的候诊区，上午11时，几乎座无虚席，多数人低头摆弄手机，从脸上看不出喜怒哀乐，这里像一个并不喧闹的候车大厅。只有走进诊室，他们才会讲出心中困惑。

2006年，安定医院成立国内首家抑郁症治疗中心。此前，安定医院的病人结构中约七八成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三年后，抑郁症和双相障碍患者占到半数。同时，患者绝对数量在增加，以前日门诊量平均600人次，现在达到1500人次。

副院长王刚解释，成立专门的治疗中心有几个因素。一是，抑郁症在国际上有很高的患病率，在中国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二是，医院想形成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三是，2003年安定医院牵头完成北京地区抑郁症流行病学调查，当时调查显示北京的抑郁症患病率是6.87％。“这还是针对15岁以上人群的调查，任何疾病患病率超过1％就是大的疾病。另外，还发现一个数字，抑郁症患者的就诊率不到10％，北京的医疗资源相对不错，就诊率还这么低，说明大量的社会需求没有得到满足。”王刚对《财经》记者说。

中心名称也几经考虑。抑郁症和双相障碍的学名是情感障碍或心境障碍。但老百姓听不懂这名称，“叫情感障碍中心，估计有人感情上出问题会找上门来。当时一些名人被曝光患有抑郁症，老百姓开始熟悉抑郁症这名，就定下来叫抑郁症治疗中心。”王刚称，抑郁症是跟遗传和内因密切相关的疾病，导致发病的确切遗传机制尚不清楚，另一部分是外界因素如压力等，内因和外因交互作用导致抑郁症。

中国抑郁症的患病率到底有多少？新近并无明确的官方流调数字。中国1982年和1993年两次在内地多个地区进行了精神疾病流行病学调查，调查发现躁郁性精神病终生患病率分别是0.76‰和0.83‰。加拿大学者费立鹏2009年发表在《柳叶刀》上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中国抑郁症的患病率为6.1％，据此推算，中国的抑郁症患者达到9000万。

75岁的王祖承教授，曾任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院长、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他称，此前中国的调查数据与当时的统计方法和疾病名称等因素有关，“当时抑郁症的诊断范围比较狭窄，用常见的神经衰弱、中医领域的气虚失眠等代替了抑郁症的诊断”。

2000年，王祖承当院长时曾设想进行一次全国范围的抑郁症流行病学调查，初步估算至少需要几千万元的调查经费和大量人力，方案不了了之。“做大范围流行病学调查，需要严格设定标准，利用先进的统计方法，科学计算样本量且选样规范，还需要有关机构的支持和大量人力财力。现在没有力量开展这样的调查，只能根据此前数据和各地数据，再结合国外的数据进行推算。但数据现在不是最紧急的事情，当前需要研究怎么对待和治疗抑郁症。”

王刚认为，“没有家底儿”不能合理配备精神专科医院和精神科医生，药品研发没有方向，也不能准确判断抑郁症患病率是否提高，只能说抑郁症的检出率提高了。

经历多年研究和临床治疗，王祖承见证了有关方面对抑郁症的重视和社会对抑郁症知晓率的提高。

王祖承对《财经》记者称，新中国成立初期对抑郁症重视不够，也没有太多经费投入到精神卫生领域，“根据世界各国的规律，一个国家和地区人均年收入达到3000美元以上时，才有能力重视精神卫生”。随着医学界对疾病的认识，诊断范围的明确，对抑郁症更加重视，社会对抑郁症等精神疾病的认知也在改变。“以前社会对精神疾病抱有偏见，很多人不愿意被诊断为抑郁症，病耻感太强烈，现在对疾病的认知和观念都在改变，患者的病耻感也逐渐解脱。”另外，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政府通过一系列法案促进医学研究转化为新产品，推动抑郁症在内的各种药物生产。中国在80年代后开始生产抑郁症仿制药。“为了使医生和患者使用，药厂推广产品同时植入抑郁症的知识和防治。”

近日，复旦大学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冯建峰教授领衔来自英国华威大学、牛津大学、西南大学等研究人员组成的国际合作团队，公开发表了最新的研究成果，称该团队首次精准定位抑郁症患者脑功能异常区域，将有可能为抑郁症的治疗带来革命性的突破。

医生的视角

王祖承接触过很多抑郁症患者。从普通观察者的角度，他认为，不少抑郁症患者聪明，有奉献和自我牺牲为他人服务的精神，因此更容易感受到外界的压力。作为精神科医生，在诊治抑郁症患者时，必须要了解患者的内心世界。

每次问诊，王祖承都会详细询问患者的生活环境、家族遗传因素、个性等，“了解他们内心的东西，需要医生的技巧，通过引导让患者讲出来”。抑郁症的诊断是综合判断的过程，医生诊断时需要根据患者的表现、讲述、疾病表征及以往临床经验做出综合考虑。

逢王刚出诊时，半天只放十个左右的号。“我看病是这样，我要花时间听病人倾诉，我们就是病人的垃圾桶。听完了，我还要给他们传递抑郁症的知识，告诉他怎么回事，每一种治疗方式的获益和风险。抑郁症是慢性病，需要长期治疗，患者不了解，就很难坚持治疗。这些都特别耗时间，像我这种级别的专家，并不是每个医生都这样。但病人太多，都这么看病看不过来。病人在诊室外等待时都着急，轮到自己都想和医生多聊，这是正常心理。”王刚说。

参加李奇聚餐的一个年轻病友，此前在五星级饭店做厨师，现在的生活只接触医生、病友和心理咨询师。他在一家三甲医院就诊，挂遍了院长、副院长、主任医师和特需门诊的号。他说自己的求治欲望特别强烈，只要心情不好就挂号找医生聊，“比如我晚上少睡了一个小时，我都要琢磨为什么并找医生聊聊，那的医生都认识我”。

王刚认为，医生首先要理解和同情患者。抑郁症从社会获得的支持不够，有的会被家人和同事指责为意志薄弱、没事想太多等，导致病人不敢不愿对外倾诉，并加重患者的悲观绝望，“认为生活没有希望，还因为这个病把工作、家庭搞得一团糟，生活全面受损，并不断自责对不起周围的人，活着没有意思，希望死了就能解脱”。

自杀话题，在问诊时必须聊。王刚表示，国外的跟踪随访显示，抑郁障碍的自杀率是4％－10.6％。“这是成功实施的。自杀有几个层次，自杀观念、自杀企图、自杀计划、自杀行为，从结果看又分成功和未遂。不少患者有自杀观念，但逐渐形成计划，并最终真正实施的人不多。”

有些家属带着病人来，听王刚一点点询问，最终引出病人的自杀观念讲述，“家属都很震惊，觉得这病人很要强，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有的病人很敏感，问到这种话题，他会让家属出去等候。

“中国人特别忌讳提到死，这必须得有技巧，先建立信任感，再试探跟自杀相关的问题，一般会问些开放性的话题，比如你觉得生活有希望吗，对未来怎么安排，让他随便说。或者更委婉一点的问题。”王刚说。

碰到有自杀计划的病人，他会建议对方住院治疗，并联系病人的亲友告知其严重情形。对抑郁症的治疗，王刚强调综合药物治疗、心理治疗、物理治疗和运动治疗几种治疗手段。但即便现在，抑郁症患者的就诊率仍然不到10％。

全国2000多个县，有精神专科医院的只有100多个。更多的患者因为疾病认知、医疗资源的可获得性等，不会去医院接受正规治疗，尤其是一些农村和城市低收入阶层患者。

伍华是北京尚善公益基金会秘书长，这是一家关注精神健康和抑郁症防治的基金会。他说，基金会经常收到患者来信或留言，他们的无知、无助和无望很明显，不少患者的问题就是询问自己是否得了抑郁症，该到哪看病，没有钱治疗怎么办。因为资金有限，基金会目前没有直接的资金救助项目，“我们不得不在网站上特别声明，我们的工作重心及能力范围是对抑郁症认知层面的宣传”。

因此，伍华和基金会目前正在筹设“全国抑郁症援助地图”，让患者通过地图查询到就近的精神专科医院或者有条件的综合性医疗机构。同时，通过抑郁症知识的传播和线上线下活动，构建抑郁症患者的社会支持系统。

找到真实的自己

有些抑郁症患者好转之后，会主动分享经历。21岁的大四学生小雨，看到有人在网络发起抑郁症想自杀的话题，她会写上千字的留言劝阻。

小雨患上抑郁症与原生家庭的不幸有关。她自幼学习成绩不错，父母有不错的职业，这曾是令她骄傲的事情。但小学六年级时，父亲出轨，父母离婚，并在家乡小城闹得沸沸扬扬。

小雨不知道如何接受生活的改变，反而认为是她的污点，自觉丢脸和难堪。父母又不太重视和关爱她的感受，父亲喝醉了打骂她，母亲因为职业习惯在家里也把她当犯人一样审，那种羞耻感，深深烙在心上。

小雨想通过学习成绩让父母关心她，但没用，她面对的父母好像“一堵墙”。她只好躲藏到自己的小世界里，性格古怪，一度享受做叛逆少女的报复感，但这让她更觉得自己一事无成，是个失败者。

“父母的教育一向是三观比较正的，我就更讨厌自己。”高中两次休学，小雨逃避外界，在网络游戏里“找到喘息的一点空间”，到高二母亲带她去医院看，才确诊了抑郁症。

所幸，小雨还是考上了大学，在大学里学习拔尖，但因为抑郁症复发，她经常翘课，还失去了去国外交换的机会，老师也不理解她的转变。

大二，抑郁症爆发严重时，小雨晚上打电话跟母亲说不想活了，“她还攻击了我，我挂了电话后等她打过来，但她一直没反应，再打过去问她，她说去洗澡了。我觉得特别受伤，怎么会是这样”。男朋友鼓励她继续治疗，她找到了学校的心理咨询室，一年多的心理治疗后，她觉得自己快好了。

在心理咨询师的建议下，小雨通过日记疏导情绪。当时她以为只是为了发泄情绪，开始写下的都是咒骂自己的话，有时拿笔用力过猛，一连划破好几页纸。但后来再翻看，她发现了一些无意识的改变。比如，最初写自己害怕的事情她列了26条，她害怕别人厌倦她、讨厌她、嘲笑她、抛弃她等，后来变成她害怕自己失去价值、自己鄙视自己等，最后写的内容又变了，变成她害怕失去爸爸妈妈，害怕失去幸福。

“写完就丢在一边，但后来再看这是不断接近自己内心世界的过程。有时候，人会把真实的想法一层层用理智或看起来正确的理由予以包裹，而不愿意面对自己的真实一面。写到最后，我看到了自己的脆弱，发现了真实的自己和渴望。”

小雨写的内容在时间线上也发生了变化，以前她会写很多过去痛苦的事情，现在写的大多是当前和将来的计划。

这些记录，被小雨称为航海日记。“航海会遇到大风大浪和鲨鱼暗礁，抑郁症患者的情绪也是这样，有暴风雨和短暂平静，起伏很大。记录下我自己的航行轨迹，才能更理解自己，平稳地继续行驶。”

小雨觉得找到了自己发病的原因即自身的脆弱，所以她对未来的设想很实际——能够自立并处理好生活。“这是基本的状态，也保证别人不会受到自己的影响。我会拥有自己的工作、爱情和家庭，如果我自己能处理好这些，别人才不会轻易将这些夺走，我也因此需要为之付出努力。”

对于网上的病友，小雨经常劝他们找到真实的自己，“走出想象的世界，多与人接触，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改变认知。很多抑郁症患者都活在那些伤痛的时间点里”。现在，她觉得已经有勇气向过去告别，画一个休止符了。（文中抑郁症患者均为化名）

本刊实习生杨翔宇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