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默文·金/文

货币和银行将人类从迟滞的封建社会中解放出来，并且促使充满活力的市场开始运作，使得人们可以进行长期投资，也就为经济的长期发展提供了必要支持。纸币能够替代本身具有较高价值的黄金和其他贵金属，银行能够吸收短期存款并将其转换成长期风险投资，这两个理念在18世纪工业革命时期逐渐成为民众的共识。

这两个观念在本质上就是革命性的，同时充满了诱惑。实际上，这就是金融炼金术，也就是凭空创设出强大的金融力量，既不贴近现实，甚至还违背常理。由于追逐这种货币领域的灵丹妙药，我们已经遭受了一系列经济灾难。

2013年，我从英国央行卸任，此后致力于探究指导货币和银行体系运转的理论方面和操作层面的缺陷，以及这些不足之处给整个经济运转带来的影响。随着研究越来越深入，我发现离经济学的基础性问题越来越近。我认为当今社会关于宏观经济如何运作的基本观点需要进行彻底的革新，各国央行管理经济的手段也必须做出相应的改变。

市场经济发挥的一个核心功能就是连接当下和未来，调剂人们到底要生产多少、要消费多少，这种调剂的过程会持续影响长远的未来。人类总是有天生的消费冲动，今天要花出去的钱一般都留不到明天，但是如果银行利率足够高，人们就会产生储蓄的意愿。同理，如果企业判断当前资金投入带来的生产效益超出融资成本，那么企业一定会大力进行生产性资本投入。经济的发展需要储蓄和投资都成为必要的生产性投入的来源，这样才能保证未来的经济发展有所成效。在一个健康发展的经济体当中，存款利率、投资回报率和经济增长率三个比例都应该在零以上。

但如今我们深陷低利率困境而无法自拔，低利率无法激励居民进行储蓄，而储蓄才是未来消费的来源。所以说，如果低利率政策无休止地延续下去，必然拖累投资回报率，迫使资金流入无利可图的项目。低利率和低投资回报率将同时拉低未来的经济增速。我们其实已经在下行道路上走一段时间了。

造成这种不利局面的原因有二。其一，把已知的当下和未知的将来联系起来是一件存在先天障碍的工作。极端不确定性为市场经济提出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挑战——如果当前无法设想到未来可能出现什么形态的商品或服务，又如何可能用这些尚未出现的东西构造市场呢？货币政策和银行的存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应对这个挑战。其二，偶发性大规模经济失衡事件的发生与极端不确定性存在高度关联。在传统操作当中，经济学家们在给政府和央行出谋划策的时候，往往低估了极端不确定性在诱发失衡过程中的重要性。

我在书中阐述的观点自然而然地会折射出我的两段人生经历。第一段经历是在学术界，最早我在英国剑桥大学读书，之后曾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做访问学者，此后我在大西洋两岸都从事过教学工作。在学术阵线上，我亲历了宏观经济学从意识形态辩论转向数理化分析的过程——在意识形态辩论阶段，经济学理论听上去都合情合理，但是从来无法令人信服；进入数理化分析阶段之后，其理论都具有高度说服力，但又从来无法完全合乎常情常理。直到2007年至2009年的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我才在回顾的过程中逐渐理解意识形态经济学家和数理经济学家之间的冲突。

我本人是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学习的经济金融理论，当时给我上课的是凯恩斯的几名学生，主要是理查德·卡恩和琼·罗宾逊，他们和当时以数学家身份加入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们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但也正是这种分歧的存在，使得各所大学都更关注经济学研究，促使经济学院遍地开花。奉行凯恩斯主义的学者们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认为关于经济的所有智慧都被这位伟人发掘了，由于这种狭隘性，这个学派的影响力逐渐消退。

我人生的第二段经历是在英格兰银行度过的22个春秋。1991年至2013年，我一直在这家全球最老且持续运转的央行供职，历任首席经济学家、副行长和行长。这段经历使我充分了解了管理货币的各种手段。我认识到，管理货币不能依赖于天才银行家来发挥他们魔法般的能力，而应该通过设计和打造合理的制度，由具备专业素养的人员来推动执行，我也在各种公开场合阐明过这一看法。不可否认，个人能力也很重要，而且在金融危机中，个人才干或许能带来完全不同的局面。总有一些个人，不论央行银行家或者政治家，觉得自己能够抵御市场的算计，但我认为，市场的力量，也就是成千上万全球投资者的意愿，足以匹敌任何个人的力量。

《金融炼金术的终结》，详见本期“本刊荐书”。本文摘自该书前言，略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