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觅/文
美国大选正进入如火如荼的冲刺阶段。对中国的态度成为了两位总统候选人绕不开的话题。
就目前看来，两位候选人对中国均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态度。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甚至放出“我们不能再允许中国继续践踏我们的国家”的激进言论，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
中国崛起的现实冲击
两位总统候选人对中国的强硬态度，背后折射出的是美国民众对中国崛起的不安。
过去十多年，中国的崛起可以说是整个世界经济最为重要的现象之一。1998年－2013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超过9％，而同期世界其他国家的GDP增长率不到3％。对于这一变化，美国民众的看法并不乐观。根据2015年Pew Research Center进行的一项民调，54％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的崛起对其是“不利的”，而只有38％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崛起对其有利。
为何美国民众普遍认为中国的崛起对其不利？最主要的原因是认为来自中国的出口冲击了他们的产业，抢了他们的饭碗，导致美国就业下降。这一观点并非空穴来风。
2013年，经济学顶级刊物《美国经济评论》刊登了三位美国经济学家的一项研究成果。这项研究采用1990年－2007年的数据估计了中国崛起带来的进口竞争多大程度上减少了美国的就业。作者把美国分成许多个区域，每个区域因为产业结构不一样，受到中国贸易冲击的程度也不相同。
在一项后续的研究中，三位经济学家进一步估计，如果把这些产业间的关联因素都考虑在内，那么中国的进口竞争使美国在1990年－2011年的总就业减少了240万人。同时他们发现，中国不仅导致了宏观层面总就业的下降，在微观层面也给美国工人带来了巨大的调整成本。在那些中国进口竞争比较大的行业，工人的工资增长更慢，同时工人会在之后的职业生涯中更频繁地更换雇主和调整工作的行业。这意味着中国的进口竞争增大了美国工人就业的不确定性并导致了更大的就业波动。
值得说明的是，在这项研究之前，其实已经有不少研究用较早的数据考察过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竞争如何影响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但是发现影响都比较小。同时，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比如墨西哥和南美国家，对美国就业的影响似乎也微乎其微。也就是说，中国是独特的，是众多发展中国家中抢走美国人饭碗的罪魁祸首。这样的结论一方面在学界和政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另一方面又受到美国劳工和政治家的广泛青睐。据悉，其中一位作者因为这项研究还受到了奥巴马的亲自接见。
除了中国出口带来的冲击，美中经贸关系中另一个经常被提及的话题是美国对中国的产业外包。许多美国民众和政客认为，美国对中国的大量跨国外包引发了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1997年－2011年，美国的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了30％，而与此同时，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分支机构的雇佣人数增加了近60万人。外包的发展对美国劳动力市场也产生了负面的影响。研究显示，对中国的外包造成了美国本土工人被迫从制造业转移到低端服务业，从而造成美国工人工资的下降。同时，外包还降低了美国的就业和劳动参与率。
更多不是威胁而是机会
从以上的证据看来，中国的崛起似乎确实给美国劳动力市场带来了负面的冲击。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崛起对美国来说似乎是一种威胁。但这样的观点是片面的，笔者想从五个方面来阐述原因。
第一，中国的崛起惠及了美国的消费者。美国为什么要从中国进口产品？很简单，因为便宜。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加上政府为了吸引外资所提供的各种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使得“中国制造”的成本远低于发达国家。中国制造的出现，使美国消费者以更低廉的价格购买到心仪的商品。同时，琳琅满目的中国商品也丰富了美国消费者的购物选择，增加了多样性。事实上，不少美国人已经意识到了中国商品在其生活中的重要性。2008年，美国记者萨拉·邦焦尔尼写了一本书《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迅速成为畅销书。在书中，萨拉带领全家尝试一年不购买中国产品，希望由此看出中国制造对美国消费者的生活带来了多大的影响。最后她发现，没有中国商品的世界是难以想象的。遗憾的是，中国崛起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惠及了世界各国的消费者，对这一问题我们还知之甚少。最近，来自英国和加拿大的两位经济学家采用美国的超市产品价格数据对这一影响进行了初步估算，发现中国对美国的进口渗透率每增加一个标准差，美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将降低1.9个百分点。笔者最近的一项研究也显示，中国加入WTO，使得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在2000年－2006年内每年下降了1个百分点。
第二，中美贸易顺差中包含的并不全是“中国制造”。众所周知，中国的出口中有接近一半是加工贸易，加工贸易的一大特性是大量从国外进口零部件。比如，富士康出口一部iPhone，需要从日本进口闪存和触摸屏，从韩国进口处理器，从德国进口GPS信号接收器，从美国进口蓝牙和局域网设备，然后将其组装起来销售到欧美市场。根据Rassweiler (2009年) 的研究，一部iphone的制造成本大约为179美元，然而组装费用仅为6.5美元。因此，从贸易统计上来看，中国向欧美国家出口了大量的产品，但事实上这些打上“中国制造”标签的产品并不全是由中国制造的，而是包含了大量的“美国制造”“日本制造”“韩国制造”。
换句话说，中国出口的“国内附加值”会明显低于中国的出口总额。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世界银行两位经济学家的测算，中国加工贸易的国内附加值大约在60％-70％之间。这意味着我们的出口中大约有三分之一其实并不能算作中国制造。因此，将美国的失业问题一味归咎于中国可能是夸大了中国的作用。
第三，美国的贸易逆差背后有自身因素。试想，如果没有中国的崛起，美国的进口会大大减少吗？未必。因为即使扼杀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美国也无法生产同类产品（或者无法以较低的成本生产这类产品），这时候，美国将从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进口，用这些新的进口来取代从中国的进口。所以在一定的供给能力约束条件下，美国只能选择从那些国家进口，而无法减少总体的进口规模。
事实上，近几年来，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的大幅上涨，我们已经看到大量美国企业从中国撤出，将生产转移到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的根本性在于全球化的进程，以及美国供给层面某些方面比较优势的丧失。在不改变的全球化的背景下，问题就要从供给层面来看，或者用流行的话来说，是“供给侧改革”，也是奥巴马曾经提到的“重振制造业”战略。另外，美国国内的一些结构性因素，比如储蓄率偏低、消费率过高，以及财政赤字，都是造成美国贸易逆差的重要因素。不改变这些因素，美国贸易逆差的状况就不会有大的改观。
第四，外包到中国使美国企业受益。将生产外包到中国是美国企业自己选择的，如果没有好处，企业不会这么做。从美国工人的角度看，外包可能会导致失业和工资下降，但是从美国企业的角度看，这意味着更低的生产成本和更高的利润。因此，外包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更多的应该是一个收入分配问题，即外包可能使劳动力和资本所有者的收入差距拉大，但是未必会降低美国整体的福利水平。美国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制定劳动和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再分配政策，使得绝大多数人能够从美国企业的全球化策略中获益。
第五，中国不仅是强大的对手，同时也是诱人的市场。随着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中国消费者对国外商品的需求将会越来越大。对于苹果、肯德基、奔驰等公司来说，中国已经成为它们在全球的最大市场。同时，中国“世界工厂”的角色也意味着会对其他国家的石油、木材等原材料以及各种零部件和中间品产生巨大的需求。对于巴西、俄罗斯这样的重要原材料产地，以及日本、韩国、泰国等主要零部件产地来说，中国的崛起可能更多的不是威胁，而是机会。要全面评估中国崛起的影响，这些因素是不可忽略的。
最后让我们回到文章开头提到的美国大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事实上，中国崛起对于美国的影响已经蔓延到了政治领域，甚至会影响到美国的选举结果。一项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中国的贸易冲击促进了美国政治选举中的“极化” (political polarization)现象。受到中国贸易冲击比较大的地区，更倾向于推选出意识形态比较极端的立法委员。比如，意识形态比较保守的共和党更倾向于推选出党内最保守的立法委员，而意识形态比较开放的民主党，则更倾向于推选出党内最开放的立法委员。
那么对于即将揭晓的总统大选，中国的“贸易冲击”是否会对选举结果产生影响？两位候选人在中国问题上的不同政策主张，会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他们最后谁能登上总统宝座？也许在大选结果公布之后，我们会找到一些答案。
作者任职于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编辑：许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