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卡罗尔·布莱曼／文

1944年，她们在纽约曼哈顿的莫雷山酒吧第一次见面。

玛丽·麦卡锡被阿伦特怀疑主义者的机智所震撼。阿伦特笑着说，美国还没有“定型”，这还是一个小店主和农民的国家，与其说这是个新世界，不如说更像一个“旧世界”，这里的社会视野非常狭隘，和这个国家的开国者拥有的政治视野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不难想象麦卡锡在汉娜·阿伦特身上发现的那些特质，正如一位崇拜阿伦特的耶稣教信徒所写的，她“具有在现代黑暗时代的废墟中进行诗意思考的天赋”。

但她们的友谊也经历了考验。1945年，在纽约的一次聚会上麦卡锡说了错话。在谈话中，大家谈起法国公民对占领巴黎的德国人的敌意，她说她为希特勒感到难过，因为他竟然会荒唐到希望得到他的受害者的爱戴。这完全是玛丽·麦卡锡的风格，她说这话是要故意冒犯那些道貌岸然的反法西斯分子，绝不是针对汉娜·阿伦特的。但阿伦特非常愤怒，她当时就生气地说：“你怎么可以在我面前说这种话——一个希特勒的受害者，一个去过集中营的人！”

麦卡锡根本没有机会道歉。据麦卡锡说，三年后，她们在一个会议上讨论《政治》杂志的前途，她们同属少数派。在地铁的月台上，阿伦特转身对她说：“我们结束这荒唐的争吵吧，我们的想法如此相近。”麦卡锡为关于希特勒的话向她表示歉意，阿伦特承认自己从来没有去过集中营，只在法国的一个拘留营里待过。她们的友谊之花从此常开不谢。

书信中的浪漫传奇，这是我对玛丽·麦卡锡和汉娜·阿伦特这本通信集的概括，因为它讲述了两个朋友之间热烈的友谊，而这种友谊在外人来看几乎是不可能的。“难以相信这两个女人能成为朋友。”她们的出版人威廉·朱万诺维奇评论道（他自己也以浪漫的形象出现在这些书信中）。1992年12月，朱万诺维奇在给我的信中写道，“汉娜并不能真正理解麦卡锡行为举止中的美国特征。”

麦卡锡身上有些东西非常吸引阿伦特，这些东西超越了她们的文化差异，也超越了那种把她和其他美国朋友联系在一起的对政治和文学的爱好。最吸引阿伦特的是麦卡锡的开放态度，这种态度几近于幼稚，这和她早期最不寻常的一部作品《拉赫尔·法恩哈根：一个犹太女人的一生》中的主人公拉赫尔·法恩哈根不无相似之处。法恩哈根在柏林的沙龙成为19世纪初浪漫主义诗人的聚会场所，1929年阿伦特第一次在作品中提到她，她“努力让自己投入到生活中，让生活‘像没有雨伞遮挡的暴风雨一样’冲击着她”，这深深地打动了阿伦特。

但真正把她的世界和阿伦特的世界分开，并使她们的友谊有一种神奇特质的正是麦卡锡的“美国特征”，这种“美国特征”随着麦卡锡在国外居住的时间越久，似乎也变得越明显。在为麦卡锡的《思想回忆录：纽约1936－1938》写的前言中，伊丽莎白·哈德威克认为，阿伦特“把玛丽看作是一个珍贵的美国朋友，也许是她在这个国家能找到的最好的朋友，在她的性格里，有一点点美国西部精神，有一点点罗马天主教的影响，她既是古典的，又是属于新世界的，她是一个像拉赫尔·法恩哈根那样的沙龙女主人”。

从另一种意义来说，阿伦特和麦卡锡之间的对话是两个旅行者的故事。她们的书信越洋跨海，当她们身陷论战风暴之中时，这些书信成为她们的生命线。她们相互依存，在友谊中寻找庇护所，和同时代那些失败的群体保持距离。那些失败的群体包括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她们对这两者都没有太多信心，还有那些从行为科学中受到启发的追求社会进步和社会控制的派别，以及充满了嘲讽和怀疑态度的左派群体。

这是一个幸存者的故事：令人振奋，不是因为它有个美好的结局——故事是没有结局的——而是因为她们可以尽情从彼此的才能中获得快乐。有时候，玛丽·麦卡锡和汉娜·阿伦特就像两个女学生，手挽着手，压低了嗓门议论着操场上那些男孩（还有女孩）滑稽可笑的动作，她们是如此贴近生活，这让有关她们的其他一切都有了可信度。我们跟随着她们两人，行进在遥远的几乎无法航行的思想之河上，思考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生活，因为我们知道，这两个探险者手中始终会保留着火种。

《朋友之间：汉娜·阿伦特、玛丽·麦卡锡书信集》，（美）汉娜·阿伦特等著，章艳译，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11月。本文摘自该书序言，略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