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伊·麦德维杰夫/文

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1988年将民主化的口号放在首要位置，这显然过于仓促。与赫鲁晓夫一样，戈尔巴乔夫极端缺乏耐心，而且喜欢心血来潮。他自己头脑中甚至从未形成过十分明晰的政治改革纲领。然而，从专制甚至独裁体制转向民主，由完全的中央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这不仅是大规模的实践和政治问题，而且也是科学理论问题。民主政体的构架较之专制或是君主制，要复杂得多。

俄罗斯一些极端的爱国者和共产主义学者，企图全盘否定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其中以怪诞理论著称的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在苏联解体之后曾写道：“戈尔巴乔夫主义的产生，是试图将民主的勃列日涅夫主义拉回到专制的斯大林主义。我认为，将戈尔巴乔夫与斯大林的政权目标、性质和体制混为一谈是完全错误的。俄罗斯社会主义学者协会的某些学者的观点也是错误的，他们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看成有意识地进行的“反对苏维埃的反革命政变”。这些学者认为“领导这次反革命行动的政治中心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新的最高领导层”。

这一新生的反革命运动的基础和“摧毁社会主义的冲击力”，依靠的正是那些从事影子经济的投机者、腐败的官僚阶层、外交部机关、苏共中央中“与西方打交道”的国际部门、以个体户和合资经营者为代表的第一批“俄罗斯新贵”、大城市中的边缘阶层以及社会各阶层中的思想堕落者。事实上，戈尔巴乔夫并没有企图进行“反革命政变”和建立某种“超级权力”体系，他的目标只是一些模糊不清的善良愿望。戈尔巴乔夫只是削弱了党组织的权力机关。

苏联总统办公厅同样没有任何权力，其实它根本就没有组建完毕，苏联最高苏维埃也没有实权。戈尔巴乔夫建立的不是“超级权力”，而是“无权力”体制，这个权力的真空由那些在两三年前还没有任何影响的人物和机构填充了。在任何情况下，这些人当然不是戈尔巴乔夫的人，戈尔巴乔夫带着困惑观察着国家和党内发生的一切，回避所有令他不愉快的问题。

苏联著名文化活动家维利切克曾指出：“戈尔巴乔夫是否想过，过去那个反自然的权力体系在出现了自由之后竟然会迅速瓦解，并没有变成一个正常的现代化社会，反而陷入了到处是毁灭、混乱、为所欲为和充满挑衅的境地。是否存在危险性更小一些的道路呢？许多社会学家确信，没有其他道路可走，国家必须经受动荡和混乱。刚开始改革时，戈尔巴乔夫曾被典型的具有自由倾向的党员思维所束缚，而现在他明白了，事态已经失去了控制，这一切是客观和合乎规律的，他的历史使命在于利用一切战术手段，最大限度地保证这些进程的安全，并将其产生的阵痛降至最低。我认为，戈尔巴乔夫犯下了一系列重大失误，他的改革纲领是不现实的中派主义和妥协的，是模棱两可和不定型的，加之戈尔巴乔夫行动上的优柔寡断，这一切导致改革丧失时机和主动，产生危险的权力真空、离心倾向和破坏倾向。如果戈尔巴乔夫不把握主动权，那么他带领的国家将不是走向新的民主制和联邦制国家，而是走向国家的解体、暴民统治，或者是由新一代偶像人物掌权的民族社会主义专制。”

据我们所知，戈尔巴乔夫不可能具备这种主动性，因此到了1990年末，苏联解体实际上已不可避免。

作者为俄罗斯史学家、政论家

本文摘自《苏联的最后一年》一书，略有改动，编辑：许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