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全球局势复杂多变，伴随着全球化的阶段性退潮，世界各地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氛围均有抬头和升温的趋势。当人们需要加强全球范围内的协作以共同应对时艰之际，这种氛围和倾向以及一些政治人物对这些负面情绪的煽动和利用，既不利于普遍性问题的解决，也不会破坏各国和各地区应对各自特殊困难的努力。对此，全球知识界应加以警惕并主动回应。

这首先涉及如何正确解读从英国脱欧到美国大选等一系列所谓意外事件。民众的选择确实表明，当前的全球化模式和主流经济发展范式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尤其是全球化红利在国与国之间以及各国和地区民众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分配不公平问题。如《斯德哥尔摩陈述：关于当代世界政策制定原则的共识》所言，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向着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的发展趋势，导致了当前世界面临的金融危机，使得不平等达到了难于维持以及发展到了不可持续的程度。

这不是民主的失败，也不是精英的挫败，更不是民众与精英的对决，而是民众用民主的手段也即手中的选票来表达对现状的不满：面对全球和地区性议题，政策制定者缺乏有力的应对方案，而获利的精英阶层也没有承担起应有的责任。

正确地表达愤怒，并不代表人们就能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然而政客为了上位而诉诸于“仇恨政治”尤不可取。在深刻体认民众愤怒情绪根源及其表达正当性的同时，各国知识界应不媚时不媚世不媚势，面对种种煽动民族和民粹主义的行为应挺身而出，以勇敢而理性的方式加以回应。如《斯德哥尔摩陈述》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价值观和文化不仅本身具有意义，还影响着经济如何运行。一个人与人互信的社会的经济表现会比在一个人与人缺乏信任的社会好。”

从这个意义上讲，坚持反种族反宗教歧视和维系弱势族群利益的“政治正确”，并非仅仅着眼于语言禁忌和社会礼仪，而是为了维系一个社会得以运行的底线。一个分裂的大厦难以屹立，靠仇恨和撕裂社会谋取政治利益也只能得逞于一时。也因此，欧美主流媒体在坦承对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结果预判不准的同时，并不承认反对“仇恨政治”的报道和编辑立场有任何问题。

“仇恨政治”没有出路，矫枉过正也同样没有出路。全球化有着红利分配不均问题，但走回头路更不是可行之道，关起门来搞社会主义和关起门来搞资本主义都是行不通的。在全球价值链分布全球的当下，试图从自身利益绝对最大化出发重构利益链条不可能产生预期的效果。全球化的弊端需要全球治理加以解决，以邻为壑行不通，一枝独秀不可能。如《斯德哥尔摩陈述》所言，“在当下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行为都会对其他国家产生连带影响。也正因为这样，所有国家都有责任把这个世界上最困苦的人们考虑在内，提升他们的发展机遇。”如果说过去数十年在金融自由化背景下以资本大规模跨国流动为主要特征的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全世界资产者联合起来”，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全球治理应将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化失意者纳入政策考量，真正实现全球范围的包容性发展，使“全世界无产者”在更有效参与发展、更公平分配全球化红利的基础上“联合起来”。

中国作为全球化红利的主要得益者之一，应着力维系全球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势头，继续大力推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而中国知识界则更应摒弃经济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积极构建更加公平的全球化的论述。近年来人们一直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的新兴大国的软实力的构建，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下，软实力更取决于一国发展范式的正当性，而此种正当性又更多体现在其发展红利的溢出效应上，以及包括全球和地区公共秩序在内的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上。

在防范逆全球化风险的同时，中国知识界亦应警惕因对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反思而导致的对市场和政府关系认知的偏差。《斯德哥尔摩陈述》旗帜鲜明地指出，在认识到市场作用的局限性的同时，“我们同样要求政府的运行本身必须有效。如果一项事务由市场或社会团体来运作更好，政府就不应该掺和进去”。

人类社会的发展没有一劳永逸的范式，任何一种范式的成功和挫败都是推动人类社会继续前行的宝贵的思想财富。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命题和解决方案，而每个时代的知识界都要有自己的使命和担当，如何有效应对新一轮全球变局的挑战和机遇，是当下知识界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