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阎克文/文

按照古典自由主义呆板的权力平衡原则，被统治者应当有机会求助于竞争性的统治权力以表达自己的意志，但由什么角色以及如何在这种平衡机制中充当创造性力量，这个原则并没有更多地说明。因此，在政治思想史上，是韦伯首先提炼出了一个创造性观念，即现代政治作为一项承担特殊责任的职业，需要一个特殊的群体以此为志业，那就是职业政治家。

蒙森非常精准地把握住了韦伯的政治思考脉络。按照韦伯在“一战”前后反复推演的经验论证，德国从威权体制向新秩序的过渡，除了强权支配下的和平有序变革，别的途径都没有逻辑和事实上的可行性，而且未知成本的不确定性令人不寒而栗。同时，后俾斯麦时代统治阶层的日趋无能也给德国知识界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良机，只不过，保守派知识分子的政治反动和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政治智障，却令德国的大众动员目标越来越分裂与混乱，这成了本书设定的时间段中德国最醒目的政治景观，韦伯对他们的厌恶和绝望，至今听上去还是那么振聋发聩。

因此，他曾针对时局表达了一个强烈期盼：“我们缺少的是一个政治家对国家的领导，这并不意味着需要一个政治天才（那只能出现在少数国家），甚至不是一个显赫的政治干才，而只是一个不管在什么程度上都可以叫作政治家的人！”最后，到1919年初，韦伯在莱比锡发表了那个独具匠心的演讲——《以政治为业》。也许可以说，即便在源远流长的西方政治学说史上，它也算是一份无与伦比的重要文献，若是按照传统的政治与政治学眼光来看，最出人意料的地方就在于，它彻底过滤掉了一切意识形态成分，根据政治伦理、政治规则、政治逻辑本身的高度独立性，第一次使用富有解释力的经验理论方法，还原了政治和政治人的本相，揭示了这种本相与政治理想之间难以消解的内在张力。

在韦伯还是一个年轻的大学教师之时，有些熟悉他的同好就认为，他是个天然的政治家，应当责无旁贷地投入政治实务。韦伯本人也曾以此自许，并在多个重大历史节点上尽力争取相应的权力地位，以期在实务操作中贯彻自己的政治蓝图，这个蓝图从弗莱堡就职演说到魏玛制宪方案及其一系列备忘录，在蒙森的笔下，构成了一个高度完备的政治框架，其中当然也包括实现不同阶段战略性目标所需的复杂手段，对当时的德国政界、学界和公众舆论都产生了广泛的冲击性影响。但是，从这30年间德国的政治演变来看，韦伯从事实际政治不得不背负的一个外部沉淀成本，殊可谓骇人听闻。

按照蒙森的说法：“韦伯的个人悲剧就在于，他作为一个‘地道的实干家’，不得不用整个一生与‘智力瘫痪的行动’进行斗争。”这场实力悬殊的斗争，在旷日持久的宪制改革博弈中达到了巅峰。蒙森的细致描述可以让我们看到，韦伯始终需要面对的主要是两个死敌，一个是僵硬的教条癖势力，另一个是冥顽偏执的各种既得利益集团。虽然这在实际政治中很常见，但德国当时的既定条件却使韦伯这种人的处境变得尤其困难。当然，还有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也无法回避，也就是，如果把韦伯看作一个战略操作大师的话，他在日常的战术操作层面却完全是个手足无措的外行。

他深知现代政党组织的功能主义价值是多么不可或缺，但在那种极度撕裂的政党政治格局中，他对组织的经营与整合却一筹莫展，甚至不屑一顾；他作为一个恪守知识诚实原则的学者，在个人基本价值信念问题上从不妥协，但在价值操作的技术手段问题上也很少妥协；他在现实政治调适与极为缜密的伦理严苛主义之间把握动态平衡的冷酷意志，令人不寒而栗且难以捉摸，这使所有固守党见立场的政治家都不堪忍受。结果是，韦伯看上去就像一个伟大的军事统帅，但身旁却没有一兵一卒。正因为如此，也正如他曾自述的那样，毕其一生，他都注定是个政治单身汉。

蒙森的这幅韦伯政治肖像，无疑会令观者见仁见智，但也有助于对韦伯的政治业绩形成一些基本的客观判断：韦伯对他的国家和德意志民族一往情深，把政治局势所需要的高声呐喊视为一项天职；他毕生都在经验着德国与世界，对政治了如指掌且目光如炬，这使他的政治思考达到了极高的强度；他亲历了欧洲旧秩序的衰落与崩溃，面对那个时代命运攸关的各种政治事件，虽然他的政治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受限于自己的时代，他的日常政治经营技能也并不足以支持他的战略推进，但他对现代政治的远见卓识仍在表明，他的头脑至今还是最强大的政治头脑之一。

《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德）沃尔夫冈·蒙森著，阎克文译，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8月。本文摘自该书译序，略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