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贺涛编辑/王小

多年从事石油焦外贸生意的陈印（化名），真切地感受了一把社交媒体的“暴力”。

岁末年初，“石油焦是雾霾的罪魁祸首”“进口石油焦加重了雾霾”等说法在社交媒体流传。此时，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正遭受着一波严重的雾霾灾情，“石油焦”迅速成为刺痛公众神经的热词。

除了PM2.5耳熟能详，一些原本陌生的词汇，如硫酸铵、“核雾染”等在前两年相继被指责为隐秘的灰霾元凶，焦虑的民众夹带着怀疑在朋友圈中转发。这次网文的枪口对准了石油焦，称因“偷偷”燃烧这种比煤炭更“肮脏”的燃料，中国在治理空气污染的努力有可能功亏一篑。

陈印有种躺枪的感觉，他认为对石油焦的指责多有偏颇。《财经》记者调查发现，石油焦利弊鲜明，时下中国企业还难以和石油焦彻底地断舍离，一方面对石油焦的监管缺乏数据依据，中小企业甚至大型企业的违规操作颇多；另一方面严重的空气污染加剧了人们对健康的忧虑，即便是片段式的信息，也可能引起轩然大波，这提醒相关部门需及时沟通、信息公开。

石油焦与霾什么关系

石油焦燃烧时“比煤炭更脏”，这一说法出现在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2015年5月发布的《监管中国的石油焦消费》研究报告中。该报告称，石油焦在燃烧时会释放多种有毒物质和温室气体，在某些方面甚至比煤炭更脏。

朋友圈大量转发的相关文章中，事实和数据基本摘自此报告，但在观点和结论上忽略了报告中的假设条件，客观上夸大了石油焦与霾的关系。

石油焦呈不规则的黑色块状或颗粒，是石油炼化工艺的一种副产品。在原油的生产加工中，会依次炼出汽油、煤油、柴油等成分，剩余的油渣再经焦化技术进一步提取重质油，最后留下的残渣就是石油焦。

以硫含量3％为界线，石油焦被分为高硫焦和低硫焦。低硫焦可用于金属制造业，品质较高，价格也高；高硫焦成分中含有相当多的硫、氮和金属元素，但是热值高，价格便宜，所以可充当燃料。

一系列的研究结果表明，石油焦在常态下十分稳定，不会蒸发到空气中，与水接触、在光照下，都不发生化学反应。其污染威胁主要是高硫焦在燃烧时会排放出较多二氧化硫。

煤炭，作为导致中国重霾的罪魁祸首，其平均硫含量约为1％，高硫焦的硫含量是煤的六七倍，最高的超过8％，在二氧化硫排放上，高硫焦确实比煤要高很多。此外，由于石油焦的碳含量比煤高，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更高。

石油焦不是一种好燃料，但是否可以说，石油焦是霾的罪魁祸首呢？这就要从评价污染影响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消费总量来看。

目前，中国煤炭的消费总量接近40亿吨，高硫石油焦的消费量约为0.3亿吨，相差两个数量级。再看具体应用领域，电力、玻璃、水泥等行业的部分企业使用高硫石油焦作为燃料，中国对这些行业制定了严格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不管企业使用哪种燃料，都必须实现达标排放，否则就是违法。企业想要达标，就得上脱硫、脱硝、除尘等设备，这必然投入更多成本。

一个数据佐证是，近年来，无论是地面监测数据还是卫星遥感结果，都表明中国二氧化硫浓度总体呈明显的下降趋势。如北京地区空气中的二氧化硫含量，在十年前就已经达标，重金属浓度值也有了大幅度下降。

在社交媒体流传的文章称，在欧美发达国家高硫焦是明令禁止燃烧的。这也与实情不完全相符，美国本土年均石油焦消费量均在1000万吨以上，主要是电厂、水泥厂以及炼厂自用。不过近年来，公众的压力日益成为影响美国石油焦产业的一个重要因素，底特律河和芝加哥卡拉麦特河沿岸，曾是石油焦的储存地，露天堆积着好几层楼高的石油焦。2013年，由于公众的强烈反对，这些堆积的石油焦被迫移走了。而且，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自2013年起，不再颁发新的石油焦燃烧许可证。

目光转向亚洲。作为该区域环境保护的优等生，日本和韩国也在进口、使用石油焦。日本因能源短缺，自2006年起陆续从澳大利亚和美国进口石油焦，十年间，从最初的450万吨增至2015年的506万吨，这与中国在2015年的石油焦进口量584万吨相比，差距不太大。

在韩国，高丽亚铅、东洋水泥等公司都大量进口高硫焦。2016年12月，陈印刚做成一单生意，将2000多吨高硫焦销往韩国，含硫量在8％以上。

热量高且便宜的燃料

陈印所在的公司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做石油焦贸易。山东是进口石油焦的一个重要中转站。

在交易中，陈印负责把货运抵位于龙口、日照的港口，以到岸形式交接给一级批发商，由一级批发商去报关清关，办好手续后，把货物卸在港口附近的仓库。然后，国内生产商派出的卡车就会络绎不绝地到仓库拉货。

石油焦的发热量明显高于煤炭，接近于重油的发热量，价格又远低于重油和天然气，于是自2009年，高硫焦作为燃料在国内大量使用，大致沿两条线展开。

一条是“焦代煤”，当时高企的煤炭价格迫使水泥、玻璃等重工业内的中小企业，以及一些小型燃煤发电厂四处寻找替代燃料，高硫焦凭借价格优势入选；另一条是“焦代油”，肇始于2009年的燃油税改革，以重油为燃料的企业成本大幅上升，为降低燃料成本，很多企业也开始使用高硫石油焦。

两条线都激发了需求，石油焦的进口量在2009年显著增加，达324万吨。

不过，中国消耗的大部分石油焦还是在国内生产的。中国石化（600028.SH）是国产高硫石油焦的最大供应商，约占全国产量的九成。这是由于中国石化从中东地区进口了大量原油，而中东原油基本上都是高硫油。

中国石油（601857.SH）所加工原油主要来自国内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以及进口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的原油；中国海洋石油（00883.HK）加工的原油则以国内海上原油为主。这些原油都属于偏低硫原油，基本不产出高硫焦。

由于高硫石油焦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中国政府甚至曾将石油焦替代玻璃生产中的重油，定为“十一五”规划期间（2006年至2010年）大力推广的十大节能技术之一。

2013年，中国石油焦的进口量触顶，为932万吨；从2014年开始，石油焦进口量下滑，为533万吨；2015年为584万吨。2016年前11个月，石油焦进口量锐减至396万吨。

环保政策收紧是主因。由于国家环保要求越来越严格，使得水泥厂、电厂、玻璃厂使用高硫焦的环保成本提高不少。

2016年，石油焦进口量进一步减少。2015年8月，《大气污染防治法》二次修订案中明确规定，自2016年1月1日起，禁止进口、销售和燃用不符合质量标准的石油焦。获知这一消息后，业界主动规避风险。陈印记得，到2016年3月、4月，中国石油焦的进口量低至冰点。当时进口的都是低硫焦，没人敢碰高硫焦，“害怕那边刚一装船，半路上国内出（禁止进口）政策，就砸手里了”。

不过，这则条款缺乏细则，如什么样的石油焦是“不符合质量标准”的？这个基本问题没有依据，最终不了了之。石油焦的进口也随之回暖。

除了环保政策的锁喉功，价格波动也是石油焦消费走低的原因之一。现在最便宜的石油焦能到每吨700元，但煤炭价格最低可到每吨500元，石油焦作为燃料不再具有价格优势；但相比于烧玻璃所需的燃料油或天然气，石油焦的价格优势仍在。据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统计，当前平板玻璃的生产工艺，使用石油焦比使用天然气可使每重量箱平板玻璃生产成本降低10元－15元。

在陈印看来，单纯比较均价意义不大。因为石油焦的热值高，烧1吨石油焦与烧1.5吨煤释放的热量相当。由此看，高硫焦的价格优势并未丧失。他认为，高硫焦的价格基本跟煤炭的价格是同步前行的关系。由于石油焦的供给量非常有限，它的价格上涨无法带动煤炭价格，但煤炭的价格波动，肯定能拽动石油焦的价格调整。

自2016年下半年开始，动力煤的价格开始一路飙升。照此趋势，煤炭价格有可能再超石油焦的价格，从而让石油焦更有竞争力。

脱硫脱硝装置是关键

“没有污染的行业，只有污染的企业。” 陈印认为，只要环保措施到位，传统的排放大户都能变成花园式工厂。

在中国，由于信息缺乏，很难追踪石油焦的使用情况。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非驻会研究员王韬曾撰文称，国家统计局的《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直到2010年才纳入有关石油焦生产和消费的数据。他认为，虽然现在有一些信息，但这些信息通常不完整而且难以验证。这对监管这种新的替代燃料形成挑战，而且很可能也意味着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统计中存在疏漏。

很多高硫焦的用户是特定行业的中小企业，它们往往不愿意报告排放量。

王韬担心，中国政府在处理大气污染和减少煤炭消费上投入了大量资源，但如果有更多的污染者改用不受监管的低质燃料，中国在降低煤炭消费方面付出的努力将受到损害。

无论使用石油焦，还是使用煤，要达到环保排放标准，都要安装、运行脱硫脱硝装置。

大型污染排放源在哪都是重点关注对象，环保部门已开始在工厂的烟囱上安装监测设备，实行在线监测。当然，即使安装了脱硫脱硝设备，并处于环保部门污染源自动监控之下的工厂，依然可能采取违法手段弄虚作假。环保部通报显示，2016年1月16日、2月17日、3月16日，河北省昌黎县环保局与秦皇岛市环境监察支队执法人员在现场检查时发现，秦皇岛索坤玻璃容器有限公司的三套自动监控设备烟气采样头均焊接有一个管路接头，并与一根PVC管连接。这意味着监控设备所采集的并非玻璃生产过程中真实的排放数据，属于人为故意损毁大气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设备的违法行为。

更大的隐患在于，游离于环保监管范围之外的众多小散企业，根本不会安装昂贵的脱硫脱硝装置。

以玻璃行业为例，在2013年大气污染问题变得严峻之前，玻璃制造商并未面临严格的排放控制标准，绝大部分企业未对大气污染物进行有效治理。即使到2014年，中国北部一些大型玻璃工厂的熔窑内燃烧着大量的高硫石油焦，但是这些工厂并未配备脱硫装置。

一家主营脱硫脱硝装置的环保企业的销售经理告诉《财经》记者，即使现在，仍有很多以石油焦为燃料的玻璃生产厂家，没有安装脱硫脱硝装置，主要是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一套脱硫脱硝设备的建造投入超过1000万元，这比很多中小型玻璃厂的年均利润都高，这些厂子根本建不起。

中国轻工业信息中心处长张守和告诉《财经》记者，在日用玻璃行业，“只有几个大厂做到了”。但在实际生产中，脱硫脱硝装置经常不开，比如白天运行，晚上就关了，生产照旧。

2017年1月6日，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在媒体见面会上也强调，小散污染企业管起来非常困难。这些企业体量小，随意性很大，没有在线监控。在京津冀地区有大量分散小企业。

中国想要解决高硫石油焦的问题，当务之急是让使用高硫石油焦或其他替代燃料的工厂强制配备脱硫脱硝设备；同时，密切监控为数众多的小型企业的污染排放，这对中国大气污染治理的成败至关重要。

陈吉宁已经表示，环保部下一步要开展专项行动，将对一些重点地区小散污染企业进行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