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周哲编辑/王延春

李克强总理在1月4日国务院召开的常务会议上表示，“最近有声音认为企业税负过高，其实仔细掰开来算细账，主要是企业的非税负担过重。企业成本高在哪儿，还不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之后，他又专门在一次座谈会上，询问三位受邀企业家关于“企业税费负担”的问题，并明确表示，2017 年国务院将专门针对制造业税负开展督查。

舆论的争论多集中在税负上，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则认为，关于制造业企业的税费负担， 不能仅着眼于税率，更应该研究企业的综合税费成本。2016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经定调“降低宏观税负”，说明高层明确了企业减税降费的改革方向。目前当务之急是对中外制造业成本做一个全面的梳理，尤其是对美国即将上任的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可能采取的减税措施做出全面估计，从而对国内外的各项成本做到知己知彼，了解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真实成本，并准确到位地出台减税降费之策。

《财经》记者通过调查梳理发现，目前降低企业的外部成本，包括制度性交易成本、税费成本、用能成本、用地成本、物流成本、融资成本以及与人力成本相关的社会保障费用等等。税费改革仍将是今年诸项改革的重点之一。

企业税负究竟有多重

中国企业的税负和其他国家相比，是否较重？通过减税降费等降低企业的外部成本，能否真正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与市场竞争力？

曹德旺认为，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负比美国高出35％，中国电价是美国的2倍，天然气是美国的5倍，物流运费也比美国高；仅在劳动力成本方面，中国仍然具有一定优势，美国蓝领工人是中国的8倍，白领工人是中国的2倍多。

中金公司的研究报告印证了这一说法，并给《财经》记者发来了具体的数字图表（见图1）。

2016年12月底，国税总局针对各种税负说法转载了多篇反驳文章。其中国税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李万甫的文章提到，宏观税负没有统一的口径，通常有大、中、小三个口径，且无论用哪个口径计算，中国的宏观税负都低于国际平均水平。

所谓大口径，是指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重，按照IMF统计口径测算，2012年至2015年中国宏观税负接近30％，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42.8％和33.4％）；中口径是指税收收入和社会保障缴款之和占GDP比重，按照OECD测算口径，2012年至2015年中国宏观税负23.4％，低于2014年OECD国家平均水平（35.5％）；小口径是指税收收入占GDP比重，2012年至2015年中国宏观税负18.5％左右，低于2013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水平（25.9％和20.4％）。

《财经》记者梳理发现，中金公司和李万甫给出的数据存在冲突。中金公司公布的中国税负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经济收入、社保基金收入及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基本等同于李万甫所称的“大口径”，然而两个“大口径”计算的结果并不一样。中金公司公布的2011年至2015年“大口径”宏观税负是35％至37％，李万甫文中2012年至2015年“大口径”宏观税负则接近30％。

《财经》记者查询Wind资讯，将政府四本账全部收入相加，与GDP相除，得出2012年至2015年间的“大口径”宏观税负分别是34.73％、36.82％、36.79％、35.34％。相比之下，计算的结果更接近中金的数字（见图1）。

不同的统计口径会导致不同的宏观税负，数字多到让人眼花缭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税政司前司长刘克崮用更加形象的方式，向《财经》记者展现了政府内部使用的各种宏观口径（见图2）。

刘克崮解释称，如图2所示，宏观税负共三个口径，五个层次。无论什么口径，分母都是GDP，但是分子的范围却有差别。

小口径是国税总局经常使用的口径，只算税收占GDP的比重，2015年的比重在18.5％左右。中口径则是把社保包括进来，国际上大部分国家的社保是税收的一部分，所以为了更好地进行国际比较，将社保纳入进来和税收相加作为分子，这个比重在2015年是24.3％。

如果不只算税收，还有把四本账中其他三本账纳入进来，则是大口径了。另外三本账分别是政府性基金收入、社保基金收入及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大口径中三个层次的不同体现在，是否将政府性基金收入中的土地出让金部分纳入进来。

如果不含土地出让金，则是大口径中的“财政收入”，这个比重在2015年是30.4％；如果包含土地出让金，但是排除掉征地成本，则是大口径中的“政府收入1”，比重在2015年是32.3％；如果将全部土地出让金算进来，包括征地成本，则是大口径中的“政府收入2”，比重是35％（见图2）。

“我们更倾向于用‘政府收入1’这个口径，即中国的宏观税负大体稳定在30％-33％。”刘克崮直言，这个数字和国际中位数大体相近。2011年，中等偏上收入且人口大于1000万的国家组的广义宏观税负中位数是31.14％。

从这个角度计算，中国的宏观税负和国际水平相比确实“不算重”。目前没有专门在企业税负层面进行国际比较的统计数据，因为税制结构的差异，中国企业承担的税负有可能比国外企业更重。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直言，中国的税负结构避不开两个数字，一个是70％，一个是90％。政府收的100块钱当中，70块钱是流通领域的税负，即间接税占总税负的70％；政府收的100块钱中，90块钱是企业交的，即企业税负占总税负90％。

美国等发达国家则是以直接税为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0年－2013年的数据显示，美国的直接税大概占77％，间接税占23％。其他大部分发达国家的间接税占比虽然没有美国这么低，也多数在40％－50％之间。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管理系教授胡怡建分析称，中国是以间接税为主的国家，假设两个国家收一样多的税，中国企业会明显感受到税负比较重。

虽然没有企业税负的国际比较数字，但是“市值风云”公众号的一篇文章，采用分析福耀玻璃年报的方式，来假设分析福耀玻璃在中美缴纳的税收。

参考这个思路，《财经》记者分析了福耀玻璃2015年年报。假设福耀玻璃2015年的利润总额全部按照中国的企业所得税税率缴纳，算出其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规模，加上增值税和其他营业税金，算出总数之后，再与假设福耀玻璃2015年的利润总额全部按照美国的企业所得税税率缴纳，算出的企业所得税规模作对比。

福耀玻璃及旗下子公司，以及海外子公司，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有所不同，国内公司适用企业所得税税率是25％，但受优惠政策的影响，大部分子公司的实际企业所得税税率是15％；美国子公司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在34％－40％之间，实际税率也是如此。

2015年福耀玻璃利润总额是30.4亿元（见图三），假设这些利润全部发生在中国，按照中国25％的企业所得税适用税率计算，在中国缴纳的所得税是7.68亿元。

实际上有些子公司享受了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15％），会少交企业所得税。从图3中看出，优惠税率的影响是-4.38亿。其他影响因素较小，为了简化暂时不讨论。那就意味着如果福耀玻璃的30.4亿元利润总额全部发生在中国，实际要缴纳企业所得税是3.3亿元。

如果这些利润全部发生在美国，则需将30.4亿元的利润总额全部按照美国40％的企业所得税计算，要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是12.16亿元。

在中国不仅要缴纳企业所得税，还要缴纳增值税。虽然年报中未披露福耀玻璃缴纳的增值税的规模，但教育税附加是增值税的3％，我们可以通过教育税附加的规模倒推增值税的规模，即2692万/3％=8.97亿元。

福耀玻璃的利润如果都是发生在中国，则需缴纳的总税负是3.3亿元的企业所得税，加上8.97亿元的增值税，再加上1.12亿元的营业税金及附加，总共是13.39亿元。福耀玻璃的利润如果都是发生在美国，则需缴纳12.16亿元的企业所得税。相比之下，在中国缴纳的税金更高。

多位专家向《财经》记者表示，从微观企业税负角度计算，中国企业的税负略高于美国。

收费乱象明细账

税负不仅包括税收，也包括收费。相比之下，庞杂、不透明的收费很难进行国际比较，但是非税收入的增速快于税收收入，引起业界关注。

“最近有声音认为企业税负过高，其实仔细掰开来算细账，主要是企业的非税负担过重。企业成本高在哪儿，还不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太高？”在2017年1月4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如此回应企业税负高的问题。

当时李克强指着手中的材料说：“过去有一些审批项目，比如‘公章刻制’，几个部门重复审批，导致正规的公章刻制流程异常繁复、耗时很长。”

在1月13日的座谈会上，李克强问三位企业家关于“企业税费负担”的问题，他直言：“这些成本，在座的几位企业家可能最有感受：办个事情，搞个审批，要个通行证，可能还不大容易，还需要不少时间。”他还明确表示，今年国务院将专门对此开展督查。

1月18日，财政部、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还就进一步清理规范涉企收费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回应了娃哈哈集团反映的缴纳了500多种收费的问题。

杭州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称，“乱七八糟的税太多了，光我们就要交500多种费，我们今年（2016年）缴费1月到11月份，已经交了4000多万元了。”

财政部和发改委为了回应此问题，对娃哈哈集团及所属企业的缴费情况进行了核实，经核，2015年娃哈哈有支出数据的实际缴费项目为317项，剔除掉重复计算，实际共有缴费项目212项，缴费金额高达7412.07万元。

财政部和发改委有关负责人称，娃哈哈集团反映的问题，说明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企业对缴费负担的感受更加敏感，未来将采取有效措施，增加企业在清理规范收费方面的获得感。

总理的关切和财政部、发改委的回应，指向了税负当中很重要的一块内容，即收费。近几年非税收入的增速都远高于税收收入的增速（见图4），各界日益关注。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下称“财科院”）于2016年4月、5月赴12个省、19个市进行降成本的调研，并发布了《降成本：我们的调查与看法》的报告。报告中提到，从全国层面看，纳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非税收入有七款，七款之一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又分为62项，每一项下又有若干“目”级收入。仅以“公安行政事业性收费”为例，其款下有22个“目”级收入。粗略估计，仅行政事业性收费的种类不下500项。

财科院调研发现，尽管各省在清理和规范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方面，均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但在实际操作中，企业仍然面临着相对繁杂的收费项目。据他们统计，目前收费项目最多的山西省，仍有229个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新疆、山东、安徽、湖北等省份的收费项目数也居于全国前列，有200个左右的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见图5）。

财科院赴东北调研时发现，这些收费当中，东北企业反映最为强烈的是“三金一费”，即防洪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副食品价格调节基金、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及工会经费。

以吉林化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例，防洪基金按照经营收入的1‰征收，如果年营业收入50亿元，需缴纳防洪基金500万元。副食品价格调节基金按照工人人数每月征收2元，如果劳动人数是8000人，则一年需缴纳20万元。残疾人保障金=本地区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上年末在职职工人数×1.6％-本单位实际安排残疾人数），如果社平工资是4万元一年，则需缴纳残保金512万元。工会会费按照工资总额的2％计征，上缴市工会40％，如果员工月工资3500元，一年需要上交市工会268万元。

这样计算下来，仅“三金一费”，一年需要缴纳的收费就超过1300万元，这让那些毛利率不高的制造业企业的确不堪重负。

涉企收费项目数量多、不透明、弹性大成为企业集中“吐槽”的方向，虽然近些年的大趋势是逐步取消很多涉企收费项目，但仍需加强力度，让动辄几千万元的涉企收费“瘦身”。

制造业综合成本比较

除了税费成本、劳动力成本之外，制造业成本中占大头的还有能源成本、融资成本、原材料成本、物流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等等。这些成本和美国相比，是更重还是更轻呢？中国制造业综合成本还有优势吗？

首先，在能源成本中，电力价格和石油价格是其中重要的两个因素。财科院对各省的工业用电价格做了统计，多数省份的工业用电在一度七八毛的范围内（2015年4月数据）。

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统计，美国工业平均电价6.67美分/千瓦时，换算之后是0.45元人民币/度，差不多是中国工业电价的一半。

石油价格方面，财科院统计的全国各地0号柴油价格（发改委指导价），多数省份集中在5元/升至5.4元/升区间内。美国2016年2月15日的平均油价是1.724美元/加仑，换算后是3.1元/升。这意味着中国的电价和石油价格均高于美国。

再来看融资成本。间接融资成本方面，记者根据Trading Economics的数据对贷款利率进行国际比较（见图6），中国的贷款利率是4.3％，高于美国的贷款利率3.64％。

铭龙控股有限公司总裁朱建华对《财经》记者直言，企业尤其是民企拿到贷款的利率远远高于贷款基准利率，民营企业一般至少要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20％至30％。而且获得贷款还经常要配合买银行的理财产品或者保险产品，比如借出来500万元贷款，需要用100万元去买保险，加重了企业的负担。

朱建华称，有时候民企的贷款还面临银行突然收贷、降贷的风险，但是企业已经将借出来的钱用作固定资产投资或者流动资金了，不太可能放在账上。为了还款，大部分企业需要依靠高利贷，“利息特别吓人”。比如一千万资金，借十天的高利贷，利息可能就是十几二十几万元，徒增企业财务成本。

传统行业的利润率很低的，管理好一点的企业也才5％左右。很多民营企业，说白了最后都垮在财务成本太高上面。”朱建华感慨着民企的不易。

财科院赴东北调研的数据也显示，黑龙江当前银行实际贷款利率为基准利率的2倍至3倍，小贷公司利率约为16.22％，民间借贷利率约为21％。

直接融资方面，以IPO为例，财科院的报告显示，企业发行上市的成本包括中介机构服务收费、交易所发行与上市费用、推广辅助费用三部分。以中小企业板发行上市为例，中介机构服务收费中，券商承销费用一般在800万至1600万元之间，会计师事务所的财务审计费一般在80万至150万元之间，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费用一般在70万至120万元之间，资产评估机构评估费用一般在10万至50万元之间，保荐机构的保荐费用一般在200万至400万元之间。总计上述费用，企业境内发行上市的综合融资成本大约占融资总额的5％至8％。

铭龙控股有限公司2016年在新三板挂牌，朱建华给记者算了算花费，为了在新三板挂牌，调税补税和各种费用花费近500万元；地方政府也很支持企业上市，补贴了企业120万元。但朱建华认为，关键问题在于，新三板与创业板、A板差距太大，虽然上市了但是很难得到实惠，所以还得考虑转板，转到创业板或者A板。

原材料成本和物流成本也有所上涨。做旅行箱的浙江银座箱包有限公司行政副总经理金崇耿对记者称，纸箱、铝合金等原材料价格在2016年都在上涨，2016年11月至12月，纸箱上涨了50％左右。快递价格在2016年也上涨了。“顺丰的涨幅应该有10％以上，物流成本很难下降，也几乎没法和物流公司谈，我们只能被动接受。”金崇耿称。

制度性交易成本也不容小觑。朱建华提到，现在全国人民都很重视环境，这个没有错；对企业在环保方面提高要求，也没有错。但是政府应该给予企业适当的时间和机会来整改，不可以说关就关、说停就停。毕竟这些企业不是无照经营、非法经营，当初创办企业的时候已经获得了各种许可证，证件样样齐全。

总而言之，中国的制造业成本和美国相比，除了在劳动力成本方面尚有一定优势，在税负成本、能源成本、融资成本方面都比美国要高，而且在原材料成本、物流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等等方面也面临着很重的负担。

金崇耿给记者梳理了一下，总的来说在银座箱包销售收入中，包括关税在内的税负成本约占10个点；水电等能源约占5个点；劳动力成本占15个点，四五年前劳动力成本还只有12个点左右，这几年上升得比较快；剩下的就是原材料；利润仅占5至6个点。

王再兴也对《财经》记者称，原来原材料差不多占美诚时装营业收入60％，人工占25％，现在都上涨了，原材料占了接近70％，人工接近30％，利润都被挤压得几乎没有了。所以现在只能选择附加值高一点的订单，或者相对讲究质量、时间紧张、要求严格的订单，相对中高端的订单，企业才能有一些利润。

如何降低制造业企业成本

中国制造业企业负担较重，降成本从何降起？哪些领域仍有空间？

《财经》记者采访十多位专家学者和企业家，注意到几个“高频词”：降低企业税费负担，降低“五险一金”缴费率，打破电力、石油、银行等垄断企业的高利润。

许善达称，降低税费负担已经是确定的方向，2016年7月的政治局会议提出了“降低宏观税负”，这是第一次出现“降低”的字眼。表述的变化意味着方向的改变，之前，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目标是提高税收收入或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实际上就是要提高宏观税负；21世纪初提出“有增有减的税负调整”；2013年提出“稳定宏观税负”；直至2016年7月，中央的提法再次发生变化，明确为“降低宏观税负”。

方向虽然明确，但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提醒，怎么减税、减什么税种，还没有结论。

“一直呼吁降税，但更需要问的是，拿什么去支持减税？是扩大财政赤字，还是降低政府开支？”高培勇道出了减税问题的关键。他在1月13日的座谈会上，对李克强总理建议，“减税的来源不应该是增加赤字，而是同步降低企业税负和政府支出。”

对此，李克强总理回复，政府要真正与企业“同甘共苦”，真正过“紧日子”。他还要求，要进一步压缩一般性公共支出，进一步提高支出效率，用“压”出来的钱给企业减轻负担。“没有企业的发展，最终都是竭泽而渔。”李总理说。

除了直接减税降费，调整税制结构也会帮助企业减轻负担。正因为中国是以间接税为主、直接税为辅的税制结构，才导致企业感受到税负较重。因此，提高直接税比重，降低间接税比重，也是降低企业税负的招数之一。

不过，税制结构、直接税占比和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颖通过研究IMF的政府财政数据发现，发达国家的间接税比重相对较低，大部分发达国家间接税都在40％至50％区间内；发展中国家间接税比重相对较高，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间接税比重落于50％至70％区间内。

可见，各国的间接税比重与GNI（国民总收入）呈反向关系，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间接税比重越低；经济发展水平越低，间接税比重越高。

多位专家提醒，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间接税比重（70％）大体符合世界发展规律，没有出现严重的偏差。但在具体分析间接税比重和GNI相关性时，李颖发现，中国在2010年已迈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该行列的其他高国家间接税比重大部分在50％至60％之间，中国相对来说间接税比重偏高，需要稍微降低一些。

胡怡建指出，如果要提高直接税的比重，需要以降低间接税规模为前提，不然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等直接税的提高必会引起强烈的反对。而间接税的降低主要依赖营改增的效果进一步显现。他分析称，税制结构的变化需要等待营改增效应进一步显现，企业普遍感受到营改增带来的减税效应之后，再逐步提高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等直接税的比重，这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

中国人力成本的上升虽然是不可逆的趋势，但是通过降低“五险一金”缴费率来适当减轻企业负担已成为共识。然而需要解决的矛盾是降费与社保可持续性的冲突。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直言，2015年养老金缴费收入小于养老金支出的省份达到了24个，只有7个省份收大于支。

打破垄断方面，需要克服利益集团的阻力。刘尚希直言，搞直供电试点的地方，电厂和企业都很高兴，因为双方都得了便宜，问题出在国网的垄断上；资金不愿意进实体经济，也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关系不畅有关，因此需要推动各方面的体制改革。

“2016年企业家的信心继续下降，有些国内大老板慢慢转移到国外投资，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国家应该重视。”朱建华殷切地表示。

企业家的心声反映了企业生存的不易。

虽然涉及的税负、社保、垄断企业等等方面都不是容易改革的领域，但是为了提高中国企业日益削弱的国际竞争力，为了留住国内制造业企业和投资，认真梳理中国和国际的制造业成本的差距问题，着力加强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已是当务之急，唯有此方能既应对东南亚等低成本国家的替代，又可以适应制造业的美国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