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联盛

2016年我国的经济增长在前三个季度运行总体平稳，充分契合了高层关于经济增长呈现L型态势的判断，四季度小幅回升至6.8％，整体呈现了企稳并小幅改善的态势。从市场景气以及领先指标看，微观主体确实已经度过了最悲观的时刻，但是，私人部门的资本形成预期仍然偏弱。

在经济向好的过程中，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是政府主导投资对冲了私人投资的相对不足；二是房地产市场对经济增长贡献明显提高；三是消费部门整体呈现稳定态势，特别是住房和汽车需求增长使得消费对增长的贡献显著上升。

在回顾2016年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中，可看到政府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不管是基础设施、房地产还是汽车消费都没有离开政府 “有形之手”。更长远的回顾中，政府政策调控使得经济出现3年-4年的短周期波动态势。一定意义上，我国短周期运行，即所谓的库存周期或基钦周期，呈现了政府周期性干预的特征。

以房地产市场为例，从全球金融危机的政策刺激到2016年国庆前后的全面限购，整个房地产市场呈现出了3年-4年左右的短周期运行态势，成交量随政策调整而出现了周期性波动，房地产价格在政策调控之下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2016年的政策放松则使得一线城市房地产价格出现快速上涨甚至泡沫化，迫使政策方向在短短半年就发生逆转。

2016年以来，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相关部门较为强力地推进政策，一定程度上缓释了供求的扭曲程度。但是，部分政策亦衍生出新的难题。去产能过程中，2016年3月底煤炭企业被严格限定为每年276个工作日，但是，9月后就开启煤炭供应二级响应以至一级响应，部分煤企被增加至330个工作日，企业如何在短期内应对政策的“变天”。被认为产能过剩的钢铁行业其初钢产量则在去产能中创出历史新高。

经济运行中最为核心的变量是产出和价格，而其变化的潜在影响是两个机制：一是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的相对变化，二是政府政策的相对变化。这两个机制的本质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引导作用的平衡。从过去三个短周期的经济运行中，政府政策的作用似乎是在强化的，这不仅使得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发生了移动且斜率也出现了显著的变化，而这反而会制约未来政策的空间。

经济稳中求进目标的实现，不仅需要依靠政府的引导或干预，更需要强化企业的市场经济主体地位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功能，少用行政干预、多用市场手段，少用全领域、全链条、全覆盖、项目式思维，倚市场、抓重点、攻要害、重机制，强化核心约束环节的“解困”，强化宏观政策的针对性、合理性和稳定性。频繁变动的政策不是好政策，无助于实现稳中求进的经济目标。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