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迈克尔·斯宾塞

作者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成功的经济全球化需要国家具备相当成功的增长模式。可以说，“二战”后的30年是全球化的黄金岁月。

全球化在20世纪70年代及以后仍滚滚向前，但其增长模式已经改变。尽管GDP增长依然强劲，但受经济全球化所隐含的劳动套利以及破坏性数字技术的推动，发达经济体的中产阶级制造业岗位纷纷消失，中位收入停滞不前，职业和收入极化加剧。这一新模式贯穿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进入21世纪后更是不断加速，导致不平等性急剧升高，破坏了全球化的基础。

各国对此的反应各不相同。一些国家采取措施降低不平等性，如通过税收制度实现的再分配、社会保障和教育制度、各种社会保险，以及支持有效的再培训等。

在抑制性力量较弱的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英国），收入、财富和机会不平等最为严重。由于缺乏高效的政策应对措施，加之经济议价力量得到提升的群体对此漠不关心，受影响最大的群体愤怒不已。

除了分配问题，部分欧洲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还面临增长萎靡和失业率高企。在欧洲，这些问题的根源是制度设计缺少“安全阀”和调整机制。

持久的非包容性增长最近正在改变经济。在这样的状态下，能打破循环的是政治因素，并且场面通常十分戏剧性。在发达民主国家以外，包容性的长期缺失，总是会破坏长期增长和发展，并常常导致暴力和内乱。

在正常运转的民主国家中，这出政治大戏通常仍局限于选举和公投范畴，比如英国投票脱离欧盟以及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不满的选民拒绝接受带来倒退的制度，这是正常的反应。

现在再去说服选民不要拒绝当前的制度可能为时已晚，但仍有时间构建有效的替代方案。世界各地的人们纷纷感到未来的不确定性巨大，但好消息是，我们其实面对的是一张白纸。随着此前的假定、偏见和禁忌被一扫而空，我们有可能创造出更美好的未来。

以美国为例。新的增长模式和政策可能是多向的，包括拒绝多边主义、支持双边主义或保护主义、移民政策改变、扩大公共投资和财政刺激、监管变化、税收改革，以及教育、培训和医疗的供给侧措施。所有这些领域都有风险和潜在的收益，结果将取决于整个政策组合。

当前阶段，可能的组合仍不清楚，但有些东西是明确的。首先，在投资、消费支出和就业增长方面，预期和信心很重要。特朗普政府暗示将做出更稳健、更平衡的政策响应，会带来相当大的积极效应，尽管可能只是暂时有效。而预期的上调将体现在金融市场中。

其次，尽管政策组合情况尚不清楚，但美国的名义增长很可能上升，这会影响到美联储的反应，进而影响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资产价格。

美国新增长模式的第三个特征，也许是大公司面临更大的压力维持自身在美国的名声。特朗普曾试图影响企业对制造工厂的选址，包括威胁要对在墨西哥制造的产品征收进口关税。尽管特朗普成功地将一些岗位留在了美国，但他更有力的策略是威胁企业的品牌形象。

在我看来，特朗普似乎正在释放有关企业决策的更深层信号。尽管特朗普过去在商界的表现不佳，但现在他有可能在试图改变维护资本、企业和股东利益，而视劳动力为可有可无的商业和投资文化。

可以肯定的第四个趋势是数字技术继续突飞猛进。但确定性到此为止，特朗普政府还没给出它将如何解决支持劳动力适应问题的信号。

未来数月，我们将看到当前经济日渐乐观的趋势是否强劲；特朗普打击离岸化、刺激增长和就业的措施能否带来长期影响；保护主义是否会胜出。届时我们才能确定特朗普是否真是愤愤不平的美国工人正确的经济选择。

（编辑：许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