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文/贾拥民

《卡尔·波兰尼：市场的限度》

（英）加雷斯·戴尔著，焦兵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年6月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稍有时代敏感性的学者都在思考：17世纪的理性觉醒、18世纪的启蒙运动、19世纪的物质文明的极大进步，为什么会演变成20世纪的经济衰败、政治动荡和世界大战？

加雷斯·戴尔所著的《卡尔·波兰尼：市场的限度》全面介绍了波兰尼的思想。波兰尼的著作虽多，但是基本上可以这样总结：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出版前，是为它做准备，出版之后，则是为了进一步证明它的观点。

波兰尼的《大转型》出版于1944年，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也出版于同一年。稍早一些，熊彼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于1942年出版；而稍晚一些，则又有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这些大师之作都是对上面那个问题的回答。

波兰尼虽然自认为（也通常被认为）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他给出的诊断却与一般的社会主义者不同。他认为危机的根源在于，那种建立自我调节市场的努力本身就是一个注定要失败的乌托邦。在这一点上，他与资本主义的捍卫者和反对者都不一样，因为即使是坚决反对“自由市场”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以承认自由市场的现实存在和自发演化为前提。

波兰尼认为，自我调节的市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乌托邦”，因为它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自由市场兴起的前提条件正是管制和国家干预。他强调，“若仅凭事物自然发展，自由市场永远不会形成……自由放任本身也是由国家强制推行的。”他特别强调市场社会不同于在它之前的任何人类经济社会。他说，市场经济是一个“撒旦的磨坊”：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导致原本“嵌入”在社会之中的市场“脱嵌”，使“社会的运转从属于市场。与经济嵌入社会关系相反，社会关系被嵌入在了经济体系之中”，从而给人类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社会苦难。

波兰尼声称，社会关系的维系比市场关系更加命运攸关，因此自我调节的市场必然触发社会保护的反向运动，由此形成了自由市场与社会保护之间的双向运动。但无论社会采取什么措施保护它自己，“都会损害到市场的自我调节，打乱工业社会，从而以另一种方式危害社会。正是这两难境地，迫使市场体系的发展进入一个特定的瓶颈，并且最终使得以它为基础的社会组织陷入混乱”。波兰尼进而认为，法西斯主义就是在自由资本主义陷入危机的形势下，自由市场经济与社会保护双向运动持续作用的结果。

波兰尼认为，只有通过重新发现社会，将市场再“嵌入”到社会中，才能消除种种社会苦难，实现社会大转型。他期待的新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市场本身仍然存在，但是不再是自发调节的，利润也不再是主要动机，同时劳动力、土地和货币都实现了去商品化。他憧憬着，“市场经济的逝去可以成为一个时代的开始，这个时代拥有前所未有的自由。”

波兰尼对自己的上述观点深信不疑，并全身心去进行阐述。在《大转型》出版后，他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人类学、经济史研究，收集各种证据，证明19世纪的市场社会之前的经济活动模式是“互惠、再分配和家计”（“家计”后来也被纳入了“再分配”），与市场和利润动机没有什么关系，因此市场机制从来没有成为主要的规则。这一点，从《卡尔·波兰尼：市场的限度》一书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波兰尼一方面有强烈的“怀旧情感”，而且在后期的研究中表现得更加突出，他一心一意地寻找古代社会美好生活的证据，似乎想回到那种简单而原始的“美好”生活方式中去，因而完全不去考虑经济增长问题和经济激励问题。另一方面，过于轻率地期望通过政府干预，经济将会“重新嵌入”社会当中，甚至声称自由将因权力的介入而得以重建。

波兰尼与许多左派思想家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对当下的苦难特别“有感”，批判起来也激情四射，对未来（和过去）的“美好”世界满怀倾慕和渴望，同时对政府干预又特别有信心。但是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如果不能说幼稚的话，至少也是不谨慎的。

（作者为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