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马国川编辑/何刚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怎么来认识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这是非常关键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说。
在这位著名经济学家看来，70多年以来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没有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未能实现民富国强，值得进行深刻反思。
自从五年前卸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以来，林毅夫一直致力于构建和推广他的新结构经济学。他认为这种学说是从发展中国家自身的成败经验总结出来的，能更好地作为发展中国家解决问题的参照系。
林毅夫告诉《财经》记者，新结构经济学得到了非洲国家的欢迎，在实践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也成为最近波兰政府制定的“波兰长期发展规划”的理论依据。
在2017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林毅夫接受《财经》记者专访，反思发展经济学，畅谈新结构经济学。他坦率地剖析了他和其他经济学家的理念分歧，也直面社会舆论对他的一些质疑。
“不能从一种抽象理论出发，尤其是不能从发达国家的理论出发，去认识发展中国家，更不能把理论理想化。”林毅夫说，“任何理论都是刻舟求剑。都有其成立的前提条件，不能不顾现实，不顾理论成立的前提条件，生搬硬套理论，当前提条件不同时，只能构建新的理论来顺应现实，不能削足适履，这样理论才能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林毅夫表示，“在人类社会的劳动力还没有被智能机械人完全替代之前，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上，新结构经济学在认识和解决发展的问题上，比现在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更有力量。”
发展经济学的反思
《财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发展经济成为发展中国家自身的主要任务，发达国家也给予各种援助。但是在整体和平的70余年里，为什么真正成功地从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为数极少？发展经济学应该如何反思？
林毅夫：确实，到目前为止，只有韩国和中国台湾两个经济体从低收入迈入到高收入，中国则有可能在2025年前后成为第三个；1960年时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到2008年时也只有13个跨过门槛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其中8个是原本收入差距就不大的西欧周边国家或石油生产国，另外5个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
从我在世行工作期间访问许多发展中国家时的观察，不是这些国家的国民不努力，也不是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不希望国家繁荣。问题是，迄今为止这些国家在西方主流理论的指引下和国际发展机构的帮助下所做的政策都未能使得它们走向繁荣。相反，少数几个比较成功的国家或地区，当初主流理论认为它们推行的政策是错误的。
《财经》：在你看来，原因何在？
林毅夫：原因在于这些主流理论来自于发达国家，以发达国家做参照系。
“二战”结束以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在第一代领导人的领导下追求现代化，追求民富国强。怎么才能民富？当时的主流经济理论认为，要和发达国家的人民一样富，劳动生产力水平就需跟发达国家一样高，产业技术必须处于同一水平。怎么才能国强？国防产业必须跟发达国家一样先进。
于是，发展中国家努力去建设和发达国家相同的先进产业，实行“进口替代”政策。问题是，先进产业都是资本密集型的，发展中国家的最大短板就是资本短缺。用“田忌赛马”的故事做比喻，就相当于用自己的“下马”跟人家的“上马”赛跑，肯定会输。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上这种产业不能靠市场的力量自发产生，只能靠政府的各种以扭曲市场价格信号和直接干预资源配置为代价的保护、补贴才能建立起来。
《财经》：这就是进口替代政策失败的根本原因吗？
林毅夫：对，是的。从理论上看，实行进口替代好像很对，实践却失败了。遗憾的是，即使到今天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知识精英还受到这种思路的影响，跟着发达国家发展自己没有比较优势的先进产业。
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主流理论变成了新自由主义。发展中国家为什么搞不好？新自由主义认为是因为没有发达国家的先进市场制度、先进治理体系，国家干预太多，造成了许多扭曲。于是实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想通过转型来消除在推行进口替代战略时形成的各种干预、扭曲。
《财经》：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都是一个转型的过程，转型过程有很多制度安排看起来是落后的、扭曲的，应该消除。
林毅夫：从内部逻辑来看，有扭曲就会有资源错配和寻租，经济绩效就会低；从事实来看转型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好，普遍存在扭曲、资源错配和寻租的问题，所以，这个理论也很有说服力。这些落后和扭曲有内生性，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制度和发达国家比看起来是落后的，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发展中国家那些看似落后的制度，在发展中国家的条件下却是有效的。例如，发展早期农村偏远地区的集市贸易，隔三差五才有一次市场交易，和发达国家城里每天都有交易的超市、百货公司相比看似落后，但是，在经济交易量很低的农村，这种集市贸易却是有效的制度安排。
同样，转型中国家存在的许多扭曲是为了保护补贴进口替代战略下建立起来的违反比较优势产业中缺乏自生能力企业的需要而存在的，仅仅去除表面的落后和扭曲是不够的。比如，以前违反比较优势建立起来的产业，一旦取消保护补贴，企业就会垮台，造成失业，国防安全也受到威胁。世界银行和欧洲开发银行的大量实证研究证明，在前苏联东欧转型国家私有化以后，为了让那些违反比较优势的大型企业继续生存以维持社会稳定和保障国防安全，政府给予的保护补贴反而比原来更多，效率更低。
转型以后，一切都由市场来解决。但是经济发展必须不断有新产业出现，新产业必须要有先行者，先行者是否成功除了企业家才能外，还决定于软硬基础设施是否合适。
《财经》：“华盛顿共识”认为，这些应该由市场解决。
林毅夫：事实上市场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比如拉丁美洲的智利在上世纪70年代推行“华盛顿共识”以后，各种扭曲消除的很彻底，被称为是“华盛顿共识”的模范生。但是，旧的产业垮台了，新的产业如果没有合适的软硬基础设施，交易费用会太高，在开放的市场中没有竞争力，也不会自发涌现。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需要政府协调不同企业来投资，或是政府自己来做，市场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所以，在智利过去30多年，新的产业一直没有成长起来，失业问题严重，收入差距扩大，一直没有缩小和美国的差距。
特别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主流理论认为，必须全面进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一次性把所有扭曲取消掉。但是这样做的国家经济基本都崩溃了，增长停滞，危机不断，少数几个比较成功的，比如中国、越南、柬埔寨，推行的都是渐进式改革。在东欧国家中表现最好的两个国家——波兰和斯洛文尼亚，在前苏联国家中表现最好的两个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和白俄罗斯，大型国有企业也一直没有私有化。当时，主流学界认为这种渐进的“双轨制”改革的结果会比原来的计划经济还糟。但是，这些推行最糟转型方式的国家经济的表现反而最好。
《财经》：之所以人们认为双轨制是最糟糕的，是因为它为寻租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很容易导致腐败横行。
林毅夫：没错。和转型前比，推行渐进双轨的国家，腐败的问题确实是恶化了。但是推行大规模私有化的国家，这些问题同样存在，有的甚至更糟糕。因为，为了维持就业和国防安全，推行大规模私有化的国家仍然要继续给那些违反比较优势，缺乏自生能力的大型私有企业补贴。私有企业的老板跟国家要补贴，要的越多放在自己口袋里越多是天经地义、合法合理，而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要了补贴以后，如果放在自己口袋里是贪污，有被抓的危险，因此，私有化以后，寻租的积极性反而更高。
所以，不能简单地看到国有企业效率低，就认为私有化问题就解决了，必须把国有企业效率低的真正原因弄清楚，对症下药才能有效果。否则，有病乱投医，结果可能更差。
《财经》：过去几十年间发展经济学有两波思潮：第一波认为，没有发达国家那些先进的产业就不能民富国强，于是推行进口替代政策；第二波认为，发展中国家有那么多干预和扭曲，导致效率差，应该实行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建立和发达国家同样的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
林毅夫：这些理论听起来头头是道，可惜，都没有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民富国强，而且，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反而越来越大。
《财经》：理论没有取得预期效果，是因为理论本身有问题呢，还是因为实践中被歪曲没有真正落地呢？
林毅夫：任何理论的成立都有明的和暗含的前提条件，如果，前提条件不同，即使理论本身的逻辑很严谨，按理论来做必然会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问题。所以，在运用一个理论时，必须把理论的前提条件弄清楚，这些条件在实现中是否存在，不能因为运用某个理论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就说是“歪嘴和尚念错经”，更何况按发达国家的经来念的发展中国家基本没有成功的，总不能说发展中国家的和尚都歪嘴吧？而少数成功的国家念的却被认为是“错”的经。那到底是和尚歪嘴？还是经错了？
自然科学的理论一向是按照理论的要求去做，必然能够获得理论所预期的结果，否则这样的理论是不会被接受的。社会科学的理论也应该是这样，最近，我提出“唯成乃真知”，倡导“知成一体”。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其目的是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如果，按照理论的认识去做，不能得到理论所预期的结果，那一定是理论有问题。一个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实践，不能带来理论所预期的效果，那么很有可能是理论本身就没有把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和条件认识清楚。
现在的经济学主流理论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经验现象，其前提条件是按发达国家的情况来设定的，发展中国家的条件和发达国家不一样。由于前提条件不一样，把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应用于发展中国家，怎么会得到理论所预期的效果？更何况，发达国家的条件也老在变，理论也跟着在变，如果，发达国家的理论在发达国家都不一定适用，在发展中国家怎么能够保证适用呢？
新结构经济学得到越来越多认同
《财经》：通过反思，你得出的结论是什么？
林毅夫：鞋子不适合脚，不能削足适履，该换的是鞋子。理论的作用在于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如果原来的理论不适用，那就应该改用新的理论。总结于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要理论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必须从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出发，总结发展中国家各种问题和现象背后的因果逻辑，提出新的理论体系，将其作为发展中国家解决问题的参照系，这样成功的概率才会比较高。新结构经济学就是这样的一种努力。
《财经》：要解决经济发展问题，新结构经济学首先要回答，为什么有些国家和地区长期停滞，收入水平上不去？
林毅夫：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现代经济增长的机制。从本质上讲，现代经济增长表面上是收入水平不断增加，其背后的决定因素则是各种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以及各种软硬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从而降低交易费用，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能够转化为收入的提高——这是一个技术、产业、硬的基础设施、软的制度环境等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一个国家和地区长期停滞，收入水平上不去，就是因为没有一个这样的能够不断提高收入水平的动态结构变迁过程。
《财经》：这个过程怎么样才能够稳定地快速地进行，并且真的给发展带来良性循环？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认为，首先，必须有先行的企业家，先行的企业家在推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时则必须沿着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来进行，后者则由经济里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这样要素生产成本才会最低，这是市场竞争力的基础。怎样才能让先行的企业家自发地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和产业呢？必须有竞争的市场，这样要素相对价格才能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引导企业家按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先行的企业家要比后来的企业家冒更大的风险，不管成功或失败都给后来的企业家提供有用的信息，所以，对于先行的企业家，政府必须给予外部性的补贴，给予一定的激励。
其次，先行企业家是否成功，除了选择的产业是否符合比较优势外，还决定于是否有合适的软硬基础设施，否则，即使选择的产业按要素禀赋结构来说是对的，交易成本会太高，导致总成本没有竞争力而失败，该产业也只能是“潜在比较优势”产业。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软硬基础设施普遍不好，交易费用高，政府也必须发挥有为的作用来解决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问题，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才能迅速变成这个经济竞争优势。因此，需要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相结合。
《财经》：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是有限的，发达国家的各种援助，也在试图帮助发展中国家完善市场、完善软硬基础设施。
林毅夫：“二战”以来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高达3亿美元，不可谓不多，但是，过去的发展援助没有多少效果，同样因为思路是错的，没有真正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可行性出发。早期的发展援助受到进口替代战略的影响，主要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和发达国家相同，但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的现代化大产业。后来的发展援助则主要作为条件要发展中国家去推行休克疗法取消各种扭曲，建立和发达国家同样的完善的市场制度。近来的发展援助则主要用于建立和发达国家同样的良治和提供教育、健康等。
新结构经济学和主流理论的最大不同是什么？主流理论总是以发达国家有什么、什么能做得好作为参照系，建议发展中国家去拥有发达国家拥有的，或者是做发达国家所做的。新结构经济学正好反过来。我们先看发展中国家有什么，什么东西能做得好，创造条件把它做大做强。不能一口吃成胖子，发展是一步一步来的，要进入到良性循环，应该每一个阶段都能够有竞争力。
《财经》：从实践的角度看，新结构经济学的效果如何？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我们在非洲的实践受到了欢迎。像埃塞俄比亚原来是非洲最贫穷落后的内陆国家，在接受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转变思路以后，现在是非洲出口产业发展得最快，外国投资最多的国家，到处欣欣向荣，有点儿像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
最让我想不到的是，新结构经济学得到波兰政府重视。2015年10月，法律与公正党（PrawoiSprawiedliwosc）大选获胜，成为波兰转轨以来第一个一党执政的政党。2016年2月，该党推出“波兰长期发展规划”，是副总理兼财政部及发展部部长莫拉维茨基（Mateusz Morawiecki）负责起草的，所以也被称为“莫氏计划”。“莫氏计划”提出，新一届政府要积极有为地推动经济发展，扶持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采取适当政策，提升波兰产业竞争优势。
《财经》：看起来，这和新结构经济学的观点很吻合。
林毅夫：在2015年秋，一位曾任波兰经济学会会长的大学教授发表文章质问莫拉维茨基副总理，你做计划的根据是西方主流经济发展理论，还是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几个星期以后，莫拉维茨基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波兰长期发展规划的理论基础就是新结构经济学。
春节期间我应邀到波兰去访问，我国驻波兰使馆帮我在波兰的媒体找到三篇长篇评论，都以“莫拉维茨基和林毅夫”为标题。
《财经》：这让人出乎意料，波兰是东欧国家中转型比较成功的，而且已经进入高收入国家。你和莫拉维茨基先生以前认识吗？
林毅夫：去年1月份，莫拉维茨基在达沃斯论坛期间主动约我见面，此前他看过我的书。我跟他详细介绍了新结构经济学中追赶型国家里，根据和世界技术前沿的差距而划分的“追赶、领先、退出、弯道超车和战略型”五大产业划分，以及政府如何根据不同类型的产业来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2016年2月16日公布的“莫氏计划”基本就是按照这个分类来安排的。
波兰虽然是高收入国家，但是人均GDP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德国的三分之一。在追赶过程当中，一方面要发挥有效市场的作用，选准发展符合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另一方面政府要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解决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过程中的外部性补偿和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问题。所以，新结构经济学对波兰有指导意义。
我很高兴，新结构经济学能够成为波兰经济发展政策的理论依据。波兰是东欧国家当中转型最好的，与非洲国家相比，它属于发达国家，所以更有意义。
“不能用既有理论要求现实，
只能以理论创新来顺应现实”
《财经》：虽然你和许多经济学家观点有分歧，其实也有很多共识。例如，新结构经济学强调交易费用，强调一个公平有效的市场，这和大多数经济学家是一致的。
林毅夫：没错，我也强调这些。不过，同样是交易费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产生交易费用的地方是不一样的。发达国家解决交易费用的办法，发展中国家不见得就能够降低交易费用，甚至可能反而增加。我们应该按照符合发展阶段所需要的制度安排来降低交易费用，而不能说，某种制度安排是发达国家有的，是先进的，就认为绝对是交易费用最低的。就像我前面谈到的，不考虑具体状况，而去比较集市贸易和超市、百货公司等每天都有交易的市场的效率是没有意义的。
1989年我写的《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的论文就强调，制度是内生的，任何制度安排都是在一个大的制度结构里面，没有办法单独谈一个制度安排的效率。所以，我强调经济发展要面对现实来考虑问题，不要理想化、绝对化。
《财经》：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非常注重实践性，当然要面对现实来考虑问题。
林毅夫：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发展中国家总是以发达国家的理论做参照系，造成了理论不面对现实。理论是帮助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不根据现实提出，而是根据书本上的理论能帮助我们改造世界吗？坚持不是来自于现实的理论，就变成了意识形态了。由于，我们长久以来有西天取经的心态，因此，就容易使人认为发达国家的主流理论是绝对正确的，坚持这些理论自己就站在人类发展的道德制高点上。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怎么来认识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这是非常关键的。不能从一种既有的抽象理论出发，尤其是不能从发达国家的理论出发，去认识发展中国家，更不能把理论理想化、绝对化。在我看来，任何理论都是刻舟求剑。不能用既有理论要求现实，只能以理论创新来顺应现实。
《财经》：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在追赶过程中发达国家的某些理论可能不适用，但是在未来，双方的目标应该是趋同的。
林毅夫：了解最终的目标是什么是重要的，但是不能把目标当作手段。碰到问题，就把目标当作解决问题的办法。同时，所谓的最终目标是不是真正的最终目标？是不是唯一的？现在所看到的一些目标，被认为是最终目标，只是因为他们存在于发达国家。当你没有看到黑天鹅的时候，好像世界上只有白天鹅。
我同意，人类社会到最终每个国家都发展到同一个高度后，可能会有一些共同之处，但它们的表现形式不见得只有一种。2002年我和杨小凯有过争论。对他来讲，英美的共和宪政是最好的，他把当时世界上其他国家所存在的问题都归罪于那些国家没有先彻底推行英美的共和宪政，他主张先彻底实行了共和宪政再发展经济。当时日本发生金融危机，他就说，这是因为日本共和宪政推行得不彻底。那么现在怎么解释美国也出了问题？ 而且，德国、法国也没有先推行共和宪政，但它们的发展水平都超过了英国。
《财经》：但是恐怕也不能反过来说，因为有了这些问题，共和宪政就不是好东西。国家要尊重人权，建立好的民主治理制度，这些方向应该是对的，我们是不是要承认这些价值？
林毅夫：这些价值的诉求和表现形式可能并不完全一样，而且跟收入水平有关。“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收入水平高了以后，人的价值追求肯定会改变，自由度的要求肯定会增加，政府对人的强制性肯定需减少。否则人们可以用脚投票，为此政府也要改善治理。但是，改善是有路径依赖的，所以欧洲各国的民主制度都不一样，并且也是逐渐深化来的，美国宪法里所说的人生而平等，在开始时只是有钱人之间的平等，穷人、黑人、妇女是没有投票权的。英国的大宪章也只是保护封建贵族的权利不受英国国王的侵犯，当时并不包括平民权利的保护。
我同意马克思讲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改变以后，生产关系肯定会变化，上层建筑也会有变化，否则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其实，诺斯倡导的新制度经济学也是建立在这个观点的基础上。其次，变化是有路径依赖的，所以，各国虽然都是民主制度，但其内涵因国因时而有差异。
《财经》：是不是这样理解，你和杨小凯的分歧，更多的还是在实现路径上有分歧，而不是终极目标上的分歧？
林毅夫：我跟小凯的争论，到现在大部分人还是误解。首先，很多人认为小凯主张进行制度改革，而我主张只要发展经济，不用改革制度。其实，我和小凯的差异，在于他主张先按共和宪政的理想把制度改好以后，再发展经济；我则从制度的内生性出发，主张边发展经济，边改善制度。其次，很多人认为我国现在存在的腐败、分配不公等许多问题就是因为没有按小凯所说的先把制度改好再发展经济的结果。但是，我国存在的这些问题，在从殖民地时期继承过来共和宪政的菲律宾、印度和先改了制度的苏联东欧也存在，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不能因为我国的渐进改革伴随出现了问题，就认为是因为没有先进行彻底的共和宪政改革才出现这些问题。
新结构经济学的力量
《财经》：你的意思是，发展经济和完善制度是同步的？但是从你的著作中看，你似乎更注重经济的作用。
林毅夫：这要看是哪本书，在《中国的奇迹》和《解读中国经济》中，更多的是谈传统的计划体制形成的逻辑，以及怎么从计划体制转型到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新结构经济学》中作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波思潮，则更多地谈经济发展的问题，这是因为经济是基础。
在现实生活中，制度和许多扭曲是内生的。如果造成制度落后的经济基础不改变的话，或是造成扭曲的原因不消除，想去改变制度，或是想去消除扭曲，可能会事与愿违，效果可能更差。苏联东欧的情形不就证明了这一点吗？而且，在推行华盛顿共识改革的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普遍低于改革前的60年代和70年代，危机发生的频率则普遍高于60年代和70年代，也证明了我上述的观点。所以，我并不是不主张改革落后的制度或消除扭曲，而是首先要消除导致制度落后的经济基础，以及消除造成扭曲的原因，这样才能不断推动经济社会进步。
《财经》：你总是强调经济基础，强调内生性，这样会给那些反对改革的人们提供借口。事实上，现在有一些舆论认为，你好像不是那么太支持改革，有时甚至反对改革。
林毅夫：我不是不支持改革，也不是反对改革，只是不主张把某些制度安排绝对化，不问青红皂白地改革。
比如说，大型国有企业的效率低，是不是就应该主张以私有化来解决？这个观点在国内很盛行，在波兰也很盛行，我这次在波兰和其总统经济委员会讨论的就包括这个问题。大型国有企业所在的行业可以分成三类：自然垄断行业、违反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战略型行业，以及竞争领域的行业。从来没有理论和经验证明，大型企业中的自然垄断产业，私营的比国有的有效率。因为缺乏有效的市场竞争来衡量绩效，解决自然垄断行业效率问题的办法是加强监管。
私有化不一定会加强监管。大型垄断行业私有化以后可能更难监管，因为私人老板会收买政府。墨西哥的电信行业在上世纪80年代私有化以后，就出现这种情形，效率没有提高，只是造就了一位寻租和控制垄断利润的富豪。所以，墨西哥电信的老板才能老在跟比尔·盖茨争谁是世界首富。在需要政府保护补贴的、违反比较优势的战略型产业里，大型国有企业也是同样的情形。
《财经》：中国现在的国有企业，真正属于自然垄断的还是少数，大部分在竞争领域。因此，国有企业改革不仅仅是监管问题。
林毅夫：这就要强调公平竞争，通过改革把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各种扭曲消除掉，让企业公平竞争。这样国有企业不见得就会经营不好，如果经营好了，可以扩张，甚至并购私营企业，例如，法国国有的雷诺汽车并购日本私有的日产就是例子。如果，经营不好，则可能被私营企业并购，只有在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中，并购时值多少钱也才会有一个比较公正、透明的价格，不会出现像在前苏联东欧国家的低价大甩卖的情形。
对改革者来讲，应该让他们有选项。所以，我没有把任何东西绝对化。既没有把国有绝对化，也没有把私有绝对化，而是看问题的本质。我常讲“回归亚当·斯密”，亚当·斯密的研究方法就是其书标题所提示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先了解问题或现象的本质，然后了解其原因，再来开药方。而不是，不问问题的本质，不弄清问题的原因，拿一个药方去治百病。
《财经》：实际上，你不是在一般意义上反对私有化，只是反对把私有化绝对化。
林毅夫：没错！在1997年出版的《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一书中，对符合比较优势、所有者和经营者可合二为一的中小国有企业，我是主张私有化。问题是现有的主流理论把私有化绝对化了，受此影响，有些人看到现存的大型国有企业普遍效率低，就把所有的问题都认为是没有私有化造成的。我不愿意人云亦云，有些舆论就认为我是反对改革，那我是不是应该随大流呢？
作为一个学者，要坚持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人家说什么你就跟着说什么，这就丧失了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就是根据自己对问题的认识，发表自己的看法，不管是否符合主流，或是会不会犯众怒。
《财经》：你有没有意识到，你的一些观点可能会被一些人歪曲到反对改革的方向上去？事实上，有些人就认为，你不是那么坚定地支持市场化改革。
林毅夫：一个学者把他的主张说出来以后，对这些主张的解释权就在别人的手里，会不会被误解？或是被有些人作为不改革或乱改革的借口？都可能!对我是这样，对持其他不同观点的学者也是一样。但是，学者的责任是把他认为对的说出来，提供给社会作为参考。
如果因为怕被误解、被误用，或是怕“政治不正确”就不敢说，那这样社会上不就会形成舆论一律了吗？我不清楚为何这些学者因为别人的观点和其不同，就认为别人不坚定市场改革，甚至肆意进行道德、人身的攻击。这些学者不是也很主张要有思想市场吗？既然要有思想市场，就应该有各种观点的公平交锋，而不应该党同伐异，给别人戴帽子呀。
上世纪60年代，我的导师舒尔茨先生写了一篇文章，回顾300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发现大的社会变革背后都有思潮的影响。
思潮通常包含两个部分：对问题产生原因的分析和解决问题出路的设想。当一个社会有大的问题，过去的理论、政策、制度无法解释和解决，新的思潮就出现了，这些新思潮似乎总是可以把当前问题产生的原因讲得很清楚，所以大家才会都相信，齐心协力推动变革。但等到社会变革以后发现，按新思潮所提供的办法去做，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有时甚至把问题搞得更严重。道理在于那些思潮经常只看到问题的表象，并没有真正抓住问题的根本原因。上世纪60年代以前的300年如此，现在是不是也是这样？北非的乱局不就是最新的例子吗？
这种状况之下的知识分子，尤其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是不是应该根据自己对发展中国家自身问题和机遇的理解提出不同的理论、发出不同的声音？作为一位知识分子，当自己看清楚问题以后，即使观点跟大家都不一样，也要有勇气说出来，以避免舆论一边倒，像孟子说的那样，“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财经》：新结构经济学的前景如何，它对未来世界会有什么影响？
林毅夫：目前的主流理论都是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的，而且主流理论基本没有结构的概念，即使有，也是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作为唯一的结构，在主流理论看来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只有量的差异，没有质的区别。因此，从主流理论来看，在发达国家适用的政策和制度在发展中国家也应该适用。
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指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指的是各种制度安排。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基础不同，上层建筑也应该有差异。
什么决定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呢？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是一个经济中的产业。产业决定生产力水平和合适的资本与劳动的使用量，所以同时也决定生产关系。例如，劳动力密集的产业，生产力水平低，雇佣的资本少、工人多；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生产力水平高，雇佣的资本多、工人少，而且是有高人力资本的技术人员。不同的产业其资本需求量、规模经济和风险的特性不一样，所以，和其相适应的制度安排也不一样。
什么决定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产业呢？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是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也就是说，新结构经济学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基础内生化，同时，在现代主流经济学中引进了一个结构的概念和维度。如果说现代主流经济学是二维空间，新结构经济学则是三维空间，看问题当然比二维空间看得更清楚。
当然，任何理论都是刻舟求剑。我不能保证新结构经济学50年以后还有价值。50年以后，如果全世界的工人都被智能机器人取代了，那么我讲的一个国家的产业技术由要素禀赋结构决定，各种制度安排要和产业技术相适应这些观点大概都不那么重要了。
如果有一天，劳动力都被智能机器人所取代了，智能机器人可以自己生产智能机器人，那么，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分析的前提条件就改变了，自然也就不适用了。但是，在人还没有被智能机械人完全替代之前，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上，新结构经济学比现在的主流理论更有力量。对此我有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