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特派记者 金焱 发自华盛顿编辑/苏琦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入主白宫100天就要画上句号之际，另一个以100天为周期计算的贸易计划才刚刚展开。4月6日至7日，中美两国元首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举行会晤，双方同意建立新的高层谈判框架，这一对话合作机制由外交和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等四大支柱构成，并宣布开展为期百天的贸易谈判计划。
中美领导人在海湖庄园会晤后推出的“百日计划”，是中美双方隔空较量数月后的握手言和。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高级副总裁埃里克·阿尔特巴赫对《财经》记者说，特朗普总统一直专注于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重新平衡贸易关系，这是海湖庄园会晤背景的一部分。
在融洽和谐的外交辞令下，在各种中美战术孰高孰低的辩论中，没人能否认这一峰会最大的成果是推出了中美贸易“百日计划”。
虽然没人知道最终会实现怎样的阶段性目标，但前美国副贸易代表、现美国亚洲协会副会长温迪·卡特勒对《财经》记者说，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美中双方致力于处理、解决在贸易和投资关系方面的问题至关重要，“令我感到鼓舞的是，特朗普政府在执政的早期就建立了一个新的双边参与机制。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中美贸易的实质问题上。我担心如果双方在重要议题上找不到解决方案，就会陷入贸易战，任何一方都不会赢，而且会迅速波及各自其他的贸易伙伴”。
主菜单上的牛肉
特朗普喜食牛肉。这对美国牛肉生产商来说是个好消息，他们相信特朗普会为他们的牛肉进言——从2010年至2013 年，美国一直都是牛肉净出口国，但中国不在美国牛肉出口的版图上。
牛肉生产商贸易组织全国牛肉生产商协会及美国肉类出口联合会，携手北美肉类协会3月27日上书特朗普，抱怨说：具有最大增长潜力的国外市场——中国，至今仍然对我们美国的牛肉和牛肉产品大门紧闭，却从我们的竞争对手那里大量进口，而且进口数量还在不断攀升。我们将非常感激您在此事上的领导力。
中国确实是令人垂涎的牛肉进口大市场。有数据显示，2003年中国的牛肉进口总额为1500万美元，2011年、2012年左右，中国牛肉的进口开始飙升，到了2015年，中国的牛肉进口达23亿美元；2016年的前七个月，中国牛肉进口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1％。俄克拉何马州立大学牲畜营销专家德雷尔·皮尔预计，中国牛肉进口量2017年预计为95万吨，比2016年增长17％，占全球牛肉进口总额的12％强。
随着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美国农业部指出，中国市场将成为世界上牛肉消费需求增长最快的市场。虽然大中华地区目前每年牛肉进口额约为70亿美元，但中国大部分牛肉进口来自澳大利亚、乌拉圭和新西兰等国家。
美国出口到中国的牛肉在2003年达到1000万美元，但2003年底，美国华盛顿州发现的疯牛病病例使这一切戛然而止，中国开始禁止进口美国牛肉。2006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中国解除美国牛肉进口禁令的具体条款的希望被点燃，但最后无果而终。
十年后的2016年，中国农业部总结回顾美国牛肉供应系统后，宣布取消禁止从美国进口牛肉的禁令。但美国牛肉商发牢骚说，因为技术上的障碍，我们仍然无法将牛肉送入中国市场，自去年9月中国有条件解除美国牛肉进口禁令以来，中国几乎没有购买美国牛肉，因为中国农业部过去只接受动物年龄不超过30个月的美国牛肉。
阿尔特巴赫指出，十多年来重启美国牛肉进口到中国的努力从未停止过。在习特会前，中国提出中美谈判议程的一个方向是中国市场重新对美国牛肉开放，这对中方来说不是那么困难，因为两国自2003年以来在这一问题上一直在协调，但两国政府无法就相关规则的细节达成共识。希望这一次会有不同的结果。
有专家对《财经》记者指出，中国的进口牛肉主要还是以草饲牛肉为主，而美国则以谷饲牛肉为主。此次牛肉问题被两国政府提升到最高等级，美国牛肉准入问题被列入快速解决的清单，但是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包括牛肉产品的可追溯性和生长促进剂的使用问题，将是谈判能否取得突破的焦点。
此外，密西西比州立大学的农业经济学家乔什·梅珀斯认为，中国牛肉消费增长潜力巨大，2017年人均消费可能达到12.7磅，而同期美国人均牛肉消费为56.2磅，但中国牛肉消费的增幅可能受到家庭收入水平的抑制。在牛肉准入问题持续了十多年的时间没有答案的前提下，也许只有当进口到中国的牛肉敲定了具体技术细节要求后，美国牛肉才能开始考虑中国的市场份额。
百日经贸图谱
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多年前著有《交易的艺术》，如今在中美关系上，作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交易的艺术集中于双边经济关系和朝鲜。白宫表示，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将尝试在未来百日内与中国敲定多项协议。
白宫所谓的多项协议，在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中国和亚洲项目中心副主任伊桑·克拉默-弗拉德看来，更可能集中在一些小的贸易协议谈判上。他对《财经》记者说，这些恢复美国对中国的牛肉出口，或者美国的能源出口，中方很可能为美国的金融资本和长期投资资本流入中国提供更大的机会。
牛肉承载了中美谈判未果的沉重，但油籽和谷物却是成功的故事。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谷物和油籽进口国，美国出口到中国的最有价值的出口物则是油籽和谷物。有相当大比例的美国农产品的目的地是中国，美国农业部长维尔萨克2016年10月预言，中国将在2017年超过加拿大，再次成为美国农产品最大的出口市场。
特朗普在乎的是增加对华出口，减少对华贸易逆差，而核能是增加美国出口的一个方向——中国是美国民用核能的第一大出口市场。有预测认为，未来十年左右的时间，中国核电市场仍将为美国公司带来巨大商业机遇。
以2015年的数据为参照，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中机械和交通运输设备占比最高，高达48.2％，包括航空航天、电子设备、机械设备、汽车、仪器仪表等。卡特勒认为，在“百日计划”的时间窗口，重要的是解决新出现的议题。
卡特勒说，他的经验表明，在大规模的贸易流动开始之前，找到解决贸易问题的方法更为容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处理汽车贸易问题的适当时机。2016年美国向中国出口了89亿美元的汽车，中国从美国进口汽车的数量是中国出口到美国的近5倍，进口额相当于出口额的10倍，呈现出明显的贸易逆差。
不过汽车成为中美间最具争议的贸易问题，不是因为中国的贸易逆差，而是美国汽车产业认为，中国应当降低美国汽车出口到中国的税收门槛——目前美国汽车进口中国需要征收25％的关税，美国车企呼吁美国政府向中方施压以增加进口。美国汽车业繁荣开始消退，这使得一些美国汽车业巨头更加重视不断增长的中国市场。
鉴于中美贸易关系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有建议指出，汽车、农产品、化工品等美国的强势产品对中国的进口上，一定程度上减少管制措施， 适当减少对美国对华投资的约束、增加对美制造业投资，是中国有可能做出的让步。
另外，美国还寄希望于金融领域投资来减小贸易失衡。根据中国《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规定，外资只可投资入股2家中资金融机构，并且必须经过中国银监会的批准。境外投资者入股中资银行和信托公司，最高持股比例上限为20％。虽然中国表示将进一步向外商开放金融服务市场，但外国企业抱怨缺乏具体的实施细节。
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高级副总裁埃里克·阿尔特巴赫对《财经》记者说，多年来，中国一直在谈论改革金融监管制度与放开金融部门的必要性，但近来这方面的进展非常有限，中国官员明白，鼓励外国金融机构更多地参与到中国努力发展更高端、高效、稳定的金融体系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如果美中双边投资协定（BIT）能够成功，它将成为中国改革和市场开放必要的外部推动力。不幸的是，恐怕很多美国人会视BIT为把工作机会出口给中国的载体。
因此，对BIT在“百日计划”内能否推出成果，阿尔特巴赫并不乐观，他说，至少短期内，这些谈判可能要重头来过。
对中国而言，贸易清单上更诱人的是来自美国高科技领域的投资，比如半导体、虚拟现实和自动驾驶汽车等领域，但这些行业被认为是敏感的领域。美国明康律师事务所约瑟夫·古斯塔夫对《财经》记者说，非军事应用的航空航天、网络安全、IT基础设施、机器人等等包含敏感技术的对华出口将继续受到控制，须有美国政府授权才能出口到中国或别的国家。在“百日计划”的蓝图中，特朗普政府不太可能对出口这些敏感技术阐明政策立场。
波音飞机是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四大支柱之一。2016年5月美国商务部报告显示，中国是美国飞机零部件产品的第七大出口市场。未来20年内，中国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飞机零部件需求市场。波音公司预计中国需要增加逾6000架飞机才能满足其商业航运需求。与此同时，中国直升机和教练机市场也在快速扩大。去年9月波音公司宣布，中国在未来20年需要进口超过6800架新飞机。
根据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的数据，在2010年至2015年期间，中国超越日本、英国、加拿大和法国，成为美国航空航天和国防装备的头号进口商。中国在2015年进口美制民用飞机、发动机和航空零件方面花费了164.8亿美元，相比较五年前增长了180％以上。
理想的中美贸易谈判，应是进一步扩大各自的开放，增加对方的出口份额。卡特勒说，如果牛肉和金融服务市场成为“百日计划”最终推出的硕果，这当然会受到欢迎，但还远远不够。一些关键议题如知识产权、数字贸易等从长远来看才会更有效地调整贸易失衡。
中美贸易失律之危
中美贸易谈判的“百日计划”在承诺之后，具体细化工作尚在初级阶段。克拉默-弗拉德指出，在牛肉和金融服务市场准入问题上，中国提出放宽对美国的限制措施，但这一让步并非最新举措，实际上摆在台面上已经有段时间了。双方同意启动“百日计划”，这在他看来更像是一种延迟策略。
贸易诉求在特朗普上台后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议题，这一延迟策略显然降低了中美贸易冲突加剧的可能性。“百日计划”的出炉本质上是美方积极发起的贸易谈判，克拉默-弗拉德说，中方希望维持贸易现状，而特朗普的愿望是增加对华出口，减少对华贸易逆差。当双方的经济诉求差异巨大时，期待任何结构上的实质性突破都不太现实。从经典的谈判理论出发，当一方满足现状时，法律上解决冲突的协议都很难达成。
贸易谈判有其复杂性和长期性，中美间尤其如此。如今，中美双方表态愿意推动贸易谈判取得进展后，行政层面的挑战变得紧迫。阿尔特巴赫举例说，许多负责贸易和投资问题的美国高级官员还未走马上任。特朗普政府在此方面行事非常缓慢，这甚至体现在那些商务部、财政部和美国贸易代表处等关键岗位人选的提名上。
外界猜测有望成为处理中美贸易关系最重要的经济官员之一的罗伯特·莱特希泽，被认为是强硬派美国贸易代表候选人，其任命在4月25日才获得参议院财政委员会批准。
特朗普曾表示，希望协商一系列新的双边贸易协议。但目前很多在双边贸易谈判工作中负主要责任的内阁成员的副手尚未到位：负责亚洲事务的副贸易代表尚未提名或确认，负责国际贸易的商务部副部长已提名但尚未确认。阿尔特巴赫指出，这种局面使得完成美对华政策的内部评估变得艰难，也会殃及中美双边贸易谈判——因为工作层面的官员在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上能有的斩获不多。在棘手的贸易和经济问题上达成协议，通常需要双方高级官员积极而持续地接触。
中美之间贸易谈判的历史表明，双方大多需要长达数年的讨价还价。如今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还未固定成形，在对美国贸易政策进行实质性的改变之前，特朗普的团队仍在收集信息并在一系列政策选择中权衡。以BIT为例，尽管特朗普撤出了奥巴马时代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但美国商务部长罗斯4月25日表示，美国政府对恢复奥巴马时代两个未完成的贸易协定谈判持开放态度，一个是美国与欧盟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另外一个是美中双边投资协定(BIT)。
2008年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正式启动后，BIT的进展并非一帆风顺。克拉默-弗拉德指出，过去中美BIT谈判的优先重点反映了奥巴马政府和美国商会的主要关切。显然特朗普团队有不同的优先事项。
奥巴马政府时期的BIT谈判基于互利共赢的前提，着眼于高水平的协定文本。特朗普一直以来的政治承诺是缩减贸易逆差、增加美国国内就业岗位、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与此同时，特朗普幕僚间又随时纠缠于不同的路线之争，这使得特朗普的贸易政策时常放出相互矛盾的信号。大而言之，一个是高举贸易保护大旗的民粹主义者阵营，另一个是更为现实的华尔街的老兵阵营。细化到中美贸易格局上，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一边是强硬派，财政部长努钦和首席经济顾问科恩一边则是温和派。因此，BIT最终何去何从，只是中美贸易和投资政策更广泛评估的一个部分。
考虑到中美贸易谈判的“百日计划”可能的失律风险，卡特勒强调说，100天的时间窗口很快就会过去，中美双方都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若双方同样致力于推动结果的产生，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考虑到升级了的新高层谈判框架，谈判的结果必须有实际意义。美国方面必须超越那些具体可交付的成果、那些可以即刻宣布的胜利，并应从第一天开始着手解决关键问题。
“百日计划”议题涵盖相当广，若100天结束后没有任何有意义的结果出炉，阿尔特巴赫说，那么这可能会使特朗普政府内部怀疑自由贸易的声音增强，他们会呼吁对华采取新的、更强硬的政策，这可能会增加双边贸易摩擦的风险，使双方卷入到针尖对麦芒的贸易争端的恶性循环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