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于港台，大陆作为较早承认网约车合法地位的地区，中央政策相对宽松，但落实到地方后却严格限制。给网约车更多的市场创新空间，让网约车发展，天塌不下来

文/白净

4月1日，北京有史以来最严网约车新政正式实施。此前的3月30日，网约车平台滴滴出行回应，表示按照北京市网约车细则规定，将在4月1日前，停止对全北京地区外地牌照网约车进行派单。

此番回应，引发热议。大陆网约车政策，最初的宽松包容受到海内外各方面肯定，但落实到地方细则后，却严格限制，值得反思。

2015年，网约车成为年度热词。也是这一年，香港7名优步（Uber）司机被发现违规载客而被拘捕。7人中，有2人于去年认罪，受到罚款和停牌处理，另5人在今年3月经法庭审理，被控“驾驶汽车以作出租或取酬载客用途”及“没有第三者保险而在道路上使用车辆”罪成，罚款1万港元及停牌1年。这是香港首宗经法庭审理的共享车司机被定罪案例。

同样在台湾，2013年进入台湾的Uber业务发展受到各方阻力。台湾交通部门声称，Uber涉嫌违法经营租车服务，予以罚款。同时相关部门修订《公路法》，将违法经营运输业者的单次罚款上限增大165倍，并推出“举报分红制”打击Uber等共享车业务。台湾出租车司机也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抵制Uber。

较于香港和台湾地区，大陆较早承认网约车合法地位，网约车政策相对宽松，一度受到各方好评。大陆网约车业务面临来自传统出租运输行业的压力相对较小。一方面是网约车带来的极大便利令公众热情拥抱，出租车行业的抗议行动和声音难以获得社会同情；另一方面，内地网约车公司积极进取，将出租车司机纳入网约车服务队伍，对出租行业进行改造升级，消解了反对力量；再次，政府从一开始就对网约车服务保持宽容，没有一棒子打死。

2016年7月27日，经过近两年的讨论，交通运输部等七部委出台《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并于同年11月1日正式实施，暂行办法对网约车平台、车辆和司机、经营行为、监督检查、法律责任等进行了规范。各界总体认为中央层面的政策框架相对宽松和开明，给网约车发展保留了空间。

网约车方便了人们出行，提高了资源使用效率，降低了出行成本，人们能切身感受这一变化的好处。但随着网约车地方细则陆续出台，以北京为例的很多地方都加入了户籍和车辆归属地的要求，部分人士认为中央新政有被地方细则架空之嫌。随着政策过渡期的陆续结束，许多地方最终收紧政策红线，令人忧虑。

确实，作为管理部门，北京、上海这样的超大型城市，在发展共享经济的同时，管理者也要平衡创新经济、公众出行需要、道路承载能力、外来车辆和司机管理等诸多因素。

但如果政策不能很好地匹配互联网行业的发展，中央近年来倡导的双创战略，拥抱互联网的施政理念及效果将大打折扣。

北京、上海出台的网约车细则，对网约车司机和车辆提出严格要求，其中备受关注和争议的是“本地户口和本地车牌”。对于“本地车牌”，由于大城市交通拥堵问题严重，或有一定道理。但对于“本地户口”要求，不仅可能涉及户籍歧视问题，也与发展网约车的初衷相背离，会令大城市的网约车行业成为一潭死水，可能重回没有网约车的传统出行时代。

从用户角度讲，体验过网约车的高效便利，再重新回到看出租车司机脸色和与黑车司机讨价还价的时代，是一种倒退。

在社交网络发达的今天，限制网约车，真能够约束共享出行方式的发展？答案似乎是否定的。

限制网约车，可能又会出现新的服务模式。例如，很多住宅小区的居民建立起强大的拼车微信互助群，来应对网约车减少的局面。毕竟，有需求就会有供给，与其由民间自发互助，不如引入活水。不要限制“本地户口”，扩大司机来源，盘活本地车牌，既达到限制车辆的目的，也能保证网约车的活力。

中国大陆近年以拥抱互联网的姿态鼓励创新，对互联网行业采取较为宽松的政策，一大批互联网创业创新企业随之勃兴，以滴滴出行为首的网约车企业在出行领域的迅速发展，多年来难以突破的出租车乱象开始获得突破，长期困扰的消费者出行难、出行贵的问题也获得一定程度缓解，而在中央政策总体宽松的政策框架下，如果地方政府政策不能与时俱进，降低网约车准入门槛，可能延缓互联网企业创新发展。

网约车新政应更加宽容，释放出更多市场创新空间，在加强本地车牌要求的同时，放松对户籍的要求，这既是法治的要求，也是保持地方活力的源泉。让网约车发展，天塌不下来。

（作者为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编辑：王敬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