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不知道前路怎样时，我们必须不断尝试，因为成功来自屡败屡战，永不言弃——香港精神并没有死去，它只是需要重新点燃

文/沈联涛

作者为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香港证监会前主席

香港已经迎来新特首。我们应借此机会反思，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香港以往依靠物流、金融和房地产等传统优势行业的商业模式是否仍然行得通。

香港曾经是自由市场的象征，而现在却面临日益高涨的保护主义，签订了各种双边贸易协定。此外，香港还面临劳动人口老龄化问题，被世界最高的房价所累，并且未能紧跟技术发展的脚步。

香港的竞争力排名下滑是不争的事实，这主要是由于，和其他亚洲地区相比，香港对研发的投资比例最低（GDP的0.73％），不到新加坡研发投资的一半。

关键在于如何利用香港目前超过8000亿港元的财政储备、2.5万亿港元的经济体量以及3万亿港元的外汇储备。

而在财富创造方面极具潜力的年轻人和创新急需投资，此时不断投资低收益的美国国债是战略失策。我们对自己的短视视而不见。

莎士比亚曾说“城市即人”。一座城市是建立在实体（基础设施）网络之上的社会关系网络。香港地理位置优越，且拥有卓越的通讯和电信基础设施。但其真正优势在于社会网络，它不仅是与中国内地进行商业和知识交流的出口，也是连接伦敦、纽约等商业金融中心以及邻国金融、文化和技术中心的关键节点。而只有开放的网络才会发展。

香港目前的财政轨道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主要依靠卖房地产，资本和劳动力被错误定价。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和金融的失败，在于过度崇拜资本，以劳动力为代价，对资本错误定价，而忽视了社会稳定的根源，即安居乐业——体面的工作和可承担的住房。随着自动化的成本越来越低，工作变得数字化、机器人化，劳动力的“价值”下降，现有工作变得不稳定，人们感到被降级。当中产阶级的工薪无法支付体面的住房，人们感到自己的价值没有得到认可，感到被忽视，这时候，政治就感染病毒。

对此，条件反射式的政治反应是保护主义和本地主义。但这种感情用事的反应并不能解决问题的核心：如何发展活跃蓬勃的商业，提供长期可持续的就业？

由于官僚们了解金融和房地产行业，但不懂技术，因此政府只是继续重复以往的工作，仿佛只有积累越来越多低收益的财政盈余才是成功的标志，而不是将财政盈余投资在人的身上。

以人为本的社区战略（而不是抽象的自由市场）不仅是最佳投资，也是冒险和创新／创造就业的最佳选择。

困境的核心在于：公务员能否设计出最佳的税制和政府开支方案来应对技术导致的就业流失？从官僚主义的惰性来看，答案多半是否定的。更实际的方法是采用基于社群的浏览、搜索、实验和适应的方法，来解决技术发展带来的就业问题。

新一届香港政府应当采取硅谷投资组合的方法来创造就业。投资1000家初创企业（包括涉及淘汰行业的企业），让它们提出创造就业的新点子，并大举奖励在创造可持续就业方面具有原创性的初创企业。政府应当利用市场来检验这些创造就业的提案，并密切观察它们的成败。让百花齐放（知道其中许多必定会凋谢）可以筛选出可操作的实际（以及异想天开）的点子。

2011年，香港政府曾给每个公民发放6000港元红包，共花费240亿港元。而对1000家初创企业每家投资100万美元，总花费只相当于其四分之一。而这至少可加深社会关系网络，帮助培养下一代企业家。

所谓香港精神是指，当我们不知道前路怎样时，我们必须不断尝试，因为成功来自屡败屡战，永不言弃。

选择创造就业项目的标准应经过仔细斟酌，每个项目首要的任务是解决一种社会需求（最初不一定是商业需求）。比如，香港能否开展再造林项目或者清理海洋污染等项目？再比如，香港能否投资住房改造，因为香港很多房屋都年久失修，摇摇欲坠。

我们不能再依靠第三方官僚来解决社区问题，而应进行自助，激发年轻人的想象力和创意，解决我们日益加深的问题。

很多香港人通过政治抒发不满，认为投票权是解决香港诸多社会疾患的唯一途径。而事实上，没有谁能够独自解决今天诸多复杂的问题。

香港并非没有金融资源或人才。所谓伯乐识马。如果我们认为年轻人只会抗议，而没有看到年轻人是未来的创造者，那么结果只会是负面的。要想产生积极的效果，我们需要领导力，不是某一个人的领导力，而是整个社区的领导力。香港精神并没有死去，它只是需要重新点燃。

（翻译：熊静，审译：康娟，编辑：袁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