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云也退

“有一次，我在纽约参加晚餐会，”已故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在他的自传随笔《记忆小屋》中写道，“有人问我心目中美国最强大的三件宝物。我迅速回答：‘托马斯·杰斐逊、查克·贝里和《纽约书评》’。”

言犹在耳，纽约的摇滚巨星查克·贝里在3月18日以90岁高龄去世，两天后，罗伯特·西尔弗斯（Robert Silvers），《纽约书评》的前掌门及在位时间最长的当家编辑，也去世了，享年87岁。

《纽约书评》是托尼·朱特从书斋走向公众，成长为全球左派公共知识分子的主要平台，他对《纽约书评》的评价很值得一读。他说，它是“纽约黄金时代的最后遗孤”：“今天我们有《伦敦书评》《布达佩斯书评》《雅典书评》，还有人提出要办《欧洲书评》甚至《犹太书评》，这不是偶然——每一本都是对书评鼻祖的致敬。然而每一本又都力有未逮。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书评刊物再怎么努力，也还是会带着刊名所示的地域性气质，不是选书眼光褊狭，偏于地方性的趣味，就是文章过于反映某一类（通常是精英的）立场。《巴黎书评》胎死腹中，据朱特讲，是因为巴黎人怀疑出版商借机炒作自己的书。这怀疑很有道理，但也很巴黎。

只有《纽约书评》是世界性的，最好地寄托纽约的特质——一座没有围墙的城市。《纽约书评》得到了从读者到图书出版商，尤其是大学出版社的一致支持，出版商刊发付费广告，并没有人很书生气地认为商业在侵害思想。

浪迹四方的朱特最终落脚纽约，纽约大学提供了优厚的待遇，《纽约书评》给了他最好的公共表达平台。2003年，朱特正是在这本刊物上，发表了他公共知识分子生涯里影响最大也是最具争议的一篇文章——《以色列：选择》。朱特说，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区事实上从文化到血统都高度混杂，不可能分离出一个单一的“犹太国”，不如想象一个两国共存的方案。文章引起了轩然大波，以巴两头都不讨好，西尔弗斯的办公室里堆积了如山的抗议信，他自己也提笔作评。人们都看到了，西尔弗斯，这位罗马尼亚犹太人和俄罗斯犹太人通婚的美国后裔，完全反对朱特的提议。

主持一份具有影响力的刊物，腾出显赫位置刊发与自己的政见完全相悖的观点，这样一位主编，如何不让人感兴趣？这样的《纽约书评》，如何不体现一种包容百家的“纽约精神”？

别人一般以“鲍勃”称呼西尔弗斯。他是《书评》的绝对灵魂，可以最终决定选什么书，评怎样的事，雇用怎样的作者，让版面呈现怎样的风格。

理想就此产生

1959年，他正在《哈珀斯》杂志当编辑，读到文学批评家伊丽莎白·哈德威克（罗伯特·洛威尔之妻，洛威尔也是跟《纽约书评》关系最密切的美国诗人之一）在该刊上发表的“书评的衰落”一文。哈德威克数落了一堆《纽约时报书评》的不足，说它已经沦为一份地方性的文学日报，那些文章缺乏代入感、没有激情、没有个性和独创性，“总之就是缺乏文学本身的腔调”，然后得出结论：编辑很重要。一个理想就此产生。

四年后的1963年2月1日，在《纽约时报》全额资助下，《纽约书评》问世，封面上的人名星光熠熠：英美世界数一数二的诗人W. H. 奥登和洛威尔，诗歌和小说俱佳的南方文学代表罗伯特·潘·沃伦，小说界的一时俊彦诺曼·梅勒、威廉·斯泰伦、戈尔·维达尔，左派批评界的急先锋玛丽·麦卡锡，“自白派”诗歌的旗手约翰·贝里曼……在早期的刊物中，哈德威克本人自然是最热情的撰稿人，索尔·贝娄、欧文·豪、阿尔弗雷德·卡津、德怀特·麦克唐纳、汉娜·阿伦特、苏珊·桑塔格、埃德蒙·威尔逊这一干位居全美顶尖的人文知识分子兼文章家，都给《书评》供了稿，这些稿子当然不都是狭义上的“书评”，它们本身都是一等一的优秀随笔。

它发表了罗伯特·休斯的《安迪·沃霍尔的崛起》，发表了约瑟夫·布罗茨基的《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发表了桑塔格的《论摄影》，发表了以赛亚·伯林的《爱因斯坦和以色列》……

这里有来自东欧的持不同政见者，有澳大利亚艺术批评家，有英国哲学家，有俄国音乐家；有旁征博引的政论，有第一手的社会纪实，有访谈，有人物特写。萨尔瓦多内乱，西尔弗斯委派对那一地区颇有研究的琼·迪迪昂去采写见闻；越南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玛丽·麦卡锡领命前往。

西尔弗斯几乎从未给《书评》写过编者按，除了第一期要给杂志“定调”：“本刊……不会扮出一副涵盖了当季所有书的样子，甚至都不会假称我们评及了当季所有重要的书。不过，本刊不会为那些眼光低浅或影响很坏的书花费任何时间与空间，除非有时候需要给被吹过头的书降降温，或者引读者关注一桩骗局。”至于文章，西尔弗斯的团队从不强调作者的名气，但有几个不成文的衡量标准：必须不落窠臼，作者的头脑中不能有固有的思维和观念框架；作者可以有政治立场，但立场不能戕害文章的智识色彩和思考的深度。

把自己隐藏起来

同为《书评》的作者，可以在刊上你来我往地打笔仗。最有名的一件事，发生在两个火药桶——诺曼·梅勒和玛丽·麦卡锡之间。梅勒把麦卡锡的小说《队伍》狠批了一顿，麦卡锡反击，闹得不可开交，西尔弗斯一封电报，问麦卡锡愿不愿意去西贡与河内报道越战，争端才告一段落。麦卡锡发回的文章，那般辞严义正，咄咄逼人，仿佛把梅勒带来的憋屈感，统统发泄到了美国人发动的错误战争头上。《纽约客》的名家亚当·戈普尼克就说，西尔弗斯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在越南战争尚未受到公众集体道德抵制之时，就把《纽约书评》打造成了一个无条件地反对越战的知识分子平台。

围绕《纽约书评》发生的另一桩著名的笔战，是纳博科夫与埃德蒙·威尔逊之争。纳博科夫把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翻译成了英语，声称原作的韵律无法完全重现于英语，因此他翻成了一个无韵体，还加了漫长的、够得上一本书篇幅的注释。

威尔逊，美国文学批评界的巨擘，几乎以一人之力向美国读者推介俄国文学，美国大学的图书馆，甚至因为威尔逊的影响而专门开设了俄国文学专架，如今看到纳博科夫的译文与注释后，给《纽约书评》发来了长长的一篇文章，“翻译《奥涅金》的是一个‘烦人的、让人厌倦的’家伙”。

虽然《纽约书评》发表过形形色色立场的文章，但还是被人冠以“偏保守”的定位。西尔弗斯自己说，《书评》的定位应该是“批判”——“critical”，一种永远在寻找问题、细察细究的立场。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免于察究、免于分析的。上世纪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就在刊中受过不止一次拷问。对于新潮的文学与文化理论，比如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书评》发表过犀利的批评文章，但要说那就是“偏保守”可不太合适。实际上，在一种新理论流行的时候加以批判，恰恰是挑战性的、偏激进的。在后现代主义小说蔚然成风之时，《书评》刊发了不少批评文章，但另一些始终对新生事物很有兴趣的作者，例如文学批评名家迈克尔·伍德，同样得到了充分的版面以表达自己的支持态度。

像西尔弗斯这样的工作狂不会轻言退休。

亚历山德拉·舒瓦茨是他聘用过的最后几名助理之一，进入《书评》团队时已82岁。舒瓦茨在《纽约客》上撰文说，鲍勃的作息极有规律，他总是第一个到办公室，如果到不了，他总会在上午10点30分左右打电话到办公室，要任何一位秘书告诉他，他的电子邮箱里收到了些什么样的重要邮件，并口述自己的答复。他不看电脑屏幕，总是把邮件打印出来看，手写回复再让秘书输入。比作为纯工具的电脑更不容易让他接受的是社交软件。“我们好像处在一个浩瀚的词语海洋的边缘，这个海洋不断扩张，却没有任何批评性的视角相伴随。我作为一个编辑，觉得这是一种巨大的缺席。”他在晚年接受《纽约杂志》的访谈时如是说。

一个编辑最高的美德就是把自己隐藏起来。在公众场合说话会让西尔弗斯烦乱，他因而也很少接受专访，接受之后，还要把访谈稿拿来改了又改。改稿子是他的习惯，文字一旦变成了铅字，被纸张所承载，在他眼里就具备了某种永恒的价值。这价值是属于作者的，编辑只是服务者，可以尊敬和崇拜作者，却不可有须臾认为自己跻身作者之列。每当有人俗套地称赞他50多年的编辑生涯，为美国的智识生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时，西尔弗斯就会回答：“这是一份狗干的工作。”他是一位素食者，所有狗都是他的朋友。

（作者为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