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首脑会晤证明双边摩擦可以通过协商、而非单方制裁来解决，“百日计划”将是重要的观察指标

文/本刊记者 蔡婷贻 编辑/袁雪

“我们关系非常好。”美国总统特朗普在4月12日《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专访中，介绍了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首次互动，“我们非常合得来，我们喜欢彼此，我非常喜欢他，我认为他的夫人很了不起。”

在同一专访中，特朗普还表示美元近来已太强劲，他的政府将不会在4月15日发表的各国外汇评估报告中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原本因特朗普激烈的竞选语言而可能引爆的中美贸易战，似乎随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与特朗普的会晤，暂时解除引信。特朗普竞选期间多次针对中国，称当选后将对中国进口货品征收45％关税，同时誓言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一触即发的贸易战让两国企业和利益团体都感到忧心。

投资大鳄索罗斯就于1月底的达沃斯论坛上警告，特朗普上任将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他指出，对华贸易战将不止导致美国经济增长减缓，特朗普的整个对华政策将有利于中国强大。

中国终究不乐见索罗斯的预测成真。在本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对特朗普表示，中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互利互惠的基础上，拓展务实合作，以建设性方式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让两国人民从中美关系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习近平向特朗普强调，“我们有一千个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

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杜大伟对《财经》记者称，此次会面最重要的成就是两国领导得以就贸易、朝鲜问题等双方存在歧见的议题进行友善且坦率的沟通。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任晓进一步指出，此次会谈证明双边摩擦可以通过协商，而非单方制裁来解决，为中美关系的走向奠定重要基础。

百日后怎么办？

贸易问题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是特朗普竞选时的两大主轴，他的支持者来自因企业大幅外移而造成失业率高企的“锈带”州。上任后，他宣布放弃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并决定重新谈判北美自贸协定，试图通过强调双边贸易协定为美国争取最大利益。

身为美国最大贸易伙伴的中国成为他批评的目标。在习近平主席到访前，特朗普又发推特称，贸易谈判将会很艰难。

2016年中美贸易总额达5190亿美元，美国自中国进口商品和服务为4630亿美元，中国GDP约有4％来自对美出口，主要以消费商品为主，包括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电视、服装和鞋。通过进口这些产品，美国市场的日常用品价格得以维持在较低水平。中国自美国进口为1160亿美元，主要为波音飞机、精密仪器和大豆等农产品。《牛津经济研究》显示，中国市场支持美国260万个工作机会，至少4000亿美元的市场。尽管如此，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已经突破每年3470亿美元，特朗普上任后以降低该数字为目标。

让外界感到庆幸的是，特朗普的实际做法与他的推特存在极大落差。美国商务部前副助理部长莱文（Hank Levine） 告诉《财经》记者，特朗普对中国一连串的说法和做法完全缺乏一致性，值得庆幸的是他没有照着他说的行动。

在特朗普的幕僚间，采取何种方法应对中美贸易问题确实有着严重路线之争。以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为首的强硬派认为应该挑战中国，而财政部长努钦和首席经济顾问科恩主导的协商派则建议采用更温和的方式。“特朗普的温和派顾问说服了他，以现有架构来解决贸易问题。”大西洋理事会学者曼宁（Robert A. Manning）撰文指出。

特朗普竞选时的两名经济顾问纳瓦罗和前钢铁企业总裁迪米科（Dan DiMicco）不断鼓吹中美贸易逆差阻碍美国经济成长，主张应该采取强硬手段。迪米科一度被认为是美国贸易代表的人选，但特朗普最后提名莱特希泽，他至今未得到国会确认。

随着特朗普就职将进入100天，特朗普政府的“高盛派”，包括努钦、科恩，加上女婿和白宫高级顾问库什纳似乎有打败白宫首席顾问班农和纳瓦罗之势。

中美在贸易问题的摊牌被延后了。在此次首脑会谈中，双方就如何处理贸易问题提出“100天计划”，即在100天内梳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为如何推动贸易平衡设定计划。分析人士认为，为降低中美贸易顺差，中国可能会开放美国牛肉进口，购买更多粮食及其他农产品。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承认“100天计划”实为一大挑战，“困难的是实际成果，如果我们在第一个100天后无法获得实际成果，我们将需要重新考虑是否值得继续”。

有相当数量的美国贸易专家对为何设定100天，以及100天后能达到什么成果感到担忧。

曾担任美国贸易副代表的科特勒（Wendy Culter）说，100天很快就会过去，美国一定要将目光放远，不专注于那些能马上宣布的成果，而是从第一天开始，专注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3月发表的各国贸易障碍报告中提出的建议。

她强调，这个对话要想成功，至少需要处理中国的钢和铝产能过剩问题、电子贸易障碍、农产品限制，以及数据、网络市场安排。除此之外，美国应该针对下一代汽车市场进行谈判，同时也必须考虑能提供给北京的回报，例如参与中国主导的亚投行或者“一带一路”倡议。

代表美国数百家大型企业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在会晤前发表评论，敦促两国元首通过每年举行高层会晤来扩大中美在商贸议题上的共同立场，重申两国应该降低贸易避垒、避免保护主义、增加市场透明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曾任职于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副会长恩尼斯（Erin Ennis）在习特会后说，她已经在月历上将第100天——7月16日——做了记号，期待政府拿出谈判成果。

布鲁金斯学会的杜大伟对能达成的成果不表乐观。他指出降低贸易逆差需要中美两国投入极大的心力，“我不预期今年会发生”。

特朗普政府中高层官员仍然缺位是其中一个主要问题。卡特中心中国项目的高级顾问柯白（Robert Kapp）对《财经》记者指出，商务部、国务院和财政部在贸易代表仍未获任命的情况下运作，而白宫新设立的国家贸易委员会在决策机制中扮演的角色让人困惑。“在缺乏一个完整和协调的幕僚机制准备下，我对特定人士、特定企业或特定友人在谈判中暗渡特定观点或争取利益感到忧心。”

其他专家则认为过度强调贸易平衡不具太多意义。曾任白宫经济学家、现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专家的鲍恩（Chad Bown）对《财经》记者表示，削减贸易逆差不应是美国的主要考虑，谈判当前应专注于要求中国进一步接受市场经济规则，这比讨论进出口目标更迫切。

除此之外，外界还担心特朗普会把安全和贸易问题捆绑在一起。特朗普在会谈后重复表示，如果中国协助美国处理朝鲜问题，他将对中国提供“优惠贸易方案”。

“把朝鲜和贸易问题搅在一起是非常愚蠢的……美国多年来也没有这种传统。”莱文说。不过，近几个月的观察显示，特朗普不会真正在推特上反映他的行动，从这个角度出发，他倾向特朗普最后不会坚持将这两项议题关联。

外交与经济分离的新对话机制

本次首脑会晤中，双方对对话机制也做出新的安排，包括全面经济、外交安全、执法及网络安全、社会和人文四个高级别对话合作机制。在议题上，中美双方同意加强军事交流，同时进一步深化在执法、网络安全、健康医疗方面的合作，并且加强共同追捕逃犯，追讨非法所得。

新机制中方由副总理汪洋和国务委员杨洁篪带领，美方则是国务卿蒂勒森和财政部长努钦。“这基本和原来的战略与安全对话、中美商贸联委会没有太大差别，新机制是为因应美国新领导人上台做出的调整。”复旦大学教授任晓表示。

美国商会对新的四轨安排表示欢迎。副会长布里连特（Myron Brilliant）指出，将外交政策从经济会谈中分出来，对推动知识产权保护、网络安全、市场准入和国家级产业政策等谈判会有较大帮助。但是商业利益团体认为，自1983年运作至今的中美商贸联委会如何转轨至新机制下，需要政府部门的进一步解释。

在部门安排上，新对话由美国财政部、商务部和国务院主导，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明显缺位。尽管特朗普上任后积极推动贸易平衡，但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北美自贸协定和对中国的贸易谈判都暂时被边缘化，其角色如何运作备受关注。

根据匿名官员指出，四轨对话出自国务卿蒂勒森之手，他可能是在未知会相关部门下，于3月访问北京时提出新对话机制建议；如果白宫和国务院未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商务部和财政部商议作出决定，此决策过程会遭遇争议。

在这次会谈中，中美双方存在明显歧见的是双边投资协定（BIT）。奥巴马政府时期，两国曾就BIT进行多回合谈判，直至奥巴马任期结束也未能签订。中方在特朗普上台后，重申希望双方能重启谈判，4月10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对来访的美国国会议员表示推动谈判的兴趣，特朗普政府至今未有表态。

杜大伟指出，特朗普政府官员尚未提及BIT。“他的政府偏好双边协议，但为美国企业打开更多海外投资机会，可能不是他们的优先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