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领导力的关键在于认识到复杂系统产生的自组织，鼓励这种创新并赋予其能量和权力

文/沈联涛

作者为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香港证监会前主席

在技术无处不在的今天，我们常常陷入两个极端：技术乐观主义认为技术可以解决一切；技术恐惧主义认为技术会抢走我们的工作，导致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

特朗普总统的推特打破了传统的领导人和支持者的互动方式。他的推特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但却能引起情感共鸣。人们要么认为这是假新闻，要么会更加信任他。不管怎样，这些推特改变了游戏规则。

短小精悍的TED（技术、娱乐和设计）系列演讲擅长深入浅出地解释问题。有了AppleTV、小米TV之后，我们能够更方便地以通过教育、娱乐或搜索等形式获取全球信息。当然，很多信息可能是虚假、误导甚至危险的。但这类演讲和视频比纸质的书籍和文章能够让我学得更快。

虽然我很早就是技术的支持者和使用者，但没想到技术对世界带来如此巨大的改变，给不同世代带来巨大的鸿沟。2012年，美国和中国的互联网广告都超过了平面媒体广告，这意味着，通过互联网（电脑、平板或智能手机）获得信息的人数已超过通过报纸、杂志和书籍等平面媒体获得信息的人。年轻一代使用社交媒体，老一代仍使用平面媒体。我们的思维也存在世代差距。

作为“二战”后的婴儿潮一代，在需要严肃认真作决定时，我最主要依靠平面媒体。但等我安装了机顶盒之后，我发现可以在家里直接收看到各种话题的讲座、演讲和纪录片。只要有高速网，就不用去图书馆、大学或找专家。去年我接触到了虚拟现实（VR），我意识到，很快我们将可以和任何历史人物直接对话，比如亚里士多德，比如孔子。人工智能（AI）可以创造一个替身（虚拟人物），可以载入他们就任何话题所写过的所有文字，这样的AI可以好像亚里士多德转世一样，回答我们的所有问题。

到时候谁还需要人类的老师呢？如果学生可以直接请教爱因斯坦的替身有关量子力学的问题，或者问达·芬奇绘画的秘诀，谁还需要去上大学？学习成为一种游戏，并且有最棒的替身老师。

技术是救赎还是末日？这个问题没有确定的答案。因为不管我们如何防范，我们都无法预估技术会带领我们走向何方。比如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基因工程改变细胞或动物，干细胞可以帮助我们再造丧失的细胞或组织，帮助我们康复。可是这类领先技术未来是否可能演变出新的病毒，对我们的健康造成威胁？说不准。

与此同时，我们可用技术来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费，提高某些领域的效率。TED演讲所做的正是传播这方面的消息，告诉我们技术可以在具体领域发挥的作用，让世界各地的观众都能看到这些想法如何在自己的工作领域或自己的国家加以应用。

技术带来的信息量之大、普及面之广前所未有。比尔·盖茨曾说过百万人中只能出一个天才。畅销书作家马尔科姆格莱德威尔（2008年《异类》）说，花一万个小时就能成为某领域的专家。如果这样，我们可能会看到全球创新大爆炸，因为年轻人能够通过互联网平台共同合作、试验任何新想法。

20年前，IBM的深蓝打败了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去年，谷歌的Alpha Go打败了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围棋比国际象棋难至少300倍，因为虽然每一步棋很简单，但其组合却多得多。Alpha Go获胜完全凭借计算力加记忆力，但它也是学习程序。它不仅仅是利用大数据预测下一步棋这么简单，而是能够认出已经走过的规律。Alpha Go拥有人类历史上所有棋局的数据，它开始和自己对局，因此它所记忆的棋谱数据库比任何人类冠军都要庞大。

简单地说，可能在全球范围内，人类的大脑已经与AI密不可分了，增强版大脑之间的互动将带来不可想象的计算能力，来解决全球问题。全球增强的云大脑不仅意味着我们所有人比个体更加聪明，而且AI增强版的专家们相加也很可能胜过人脑合作。

或许每人都能使用技术，但真正的问题是，谁选择何种技术，如何应用以解决今天的挑战。这也是为何市场更看好技术公司，而非延续20世纪思维的传统企业。

有一则TED演讲是关于肯尼亚最优秀的技术人才如何改变治理问题。如果你看过这篇演讲，会意识到改变并非已无可能，而是充满希望，哪怕在政治领域。虽然我们可能感到身处混沌边缘，但是在技术的帮助下，我们即将迎来社会组织的巨大突破。

如何应对变化考验的是思维，每个群体、城市或国家只能靠自己解决。如领导人不做选择，该群体早晚会做出选择。21世纪领导力的关键在于认识到复杂系统产生的自组织，鼓励创新并赋予其能量和权力。

（翻译：熊静，审译：康娟，编辑：袁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