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尹继武

2017年3月20日，传奇企业家、慈善家大卫·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在纽约家中去世，享年101岁。在当下的世界富豪榜上，他身家约33亿美元，如纯以财富和名气计，其尚未位列最为脍炙人口的富翁之列。诸如比尔·盖茨、乔布斯，以及位居美国总统的特朗普，这些富翁更为世人所知。或许是时代的变迁，当下各种高新技术和娱乐行业的名人更受媒体追捧。但大卫·洛克菲勒这位带有明显旧时代印迹的大富豪，实则是美国资本主义历史的缩影，也是美国经济升级换代的一面镜子。

资本主义的代名词

曾几何时，洛克菲勒家族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的代名词。自19世纪，约翰·洛克菲勒开拓标准化的石油产业以来，他就成为美国的首富。成立的美孚石油公司，也一度掌控了90%左右的美国石油工业，在工业技术革命时代，这实际上掌控了美国经济命脉，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恶行也是罄竹难书。我们所耳熟能详的“托拉斯”就是指涉美孚石油公司此类大垄断企业。正因为此，美国政府的反托拉斯法，将美孚石油公司分解为若干子公司。延续至今，大卫·洛克菲勒为第三代掌门人。

大卫·洛克菲勒出生于1915年6月12日，是家族第三代。家境优越，自然接受了最为豪华的教育。他在曼哈顿的林肯中学接受早期教育，这是由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创设，洛克菲勒基金赞助的学校。进而，他进入哈佛，于1936年获得本科学位后，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一年，后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很有意思的是，他的经济观点与家族并不一致。基于垄断大财团的利益，家族极力反对罗斯福新政，但他却受到大萧条的影响，支持新政。毕业后，他回到纽约，担任当时市长拉瓜迪奥的秘书，并成家立业，随后逐步进入家族产业，在银行业施展抱负。

纽约金融风云往事

学业结束后，正值“二战”，大卫·洛克菲勒也奔赴欧洲战场，在军官训练学校服役。战后，他正式进入家族产业，并非在石油能源领域，而是在银行金融业，成为一名银行家。美国大通银行的发展，与他个人紧密相关。大卫·洛克菲勒加入大通银行时，正值他的叔叔为银行主席，家族拥有5%的银行股份。而后，1955年大通与曼哈顿银行合并，成立大通曼哈顿银行。

大卫·洛克菲勒在大通的发展迅速，并实施了系列改善。1961年，他出任大通曼哈顿的主席。然而，他与当时的首席执行官发展理念不同，他坚持要开拓国际市场。在1969年，大卫·洛克菲勒完全掌控大通之后，才得以顺利拓展海外业务，自此，大通的业务蔓延到全球各大洲。他甚至将业务伸向了当时意识形态迥异的中国和苏联。此外，大卫·洛克菲勒也极力推动了大通将银行业务推广到更多的普通市民当中。战后，银行业尚是有钱人的高贵业务。基于此，他力主开展多元的银行理财业务，使得更多的普通百姓也能成为大通的客户。

这些举措，改善了大通的盈利情况，一度使大通成为美国实力第一的银行。海外业务也为大通的盈利贡献颇多，到1976年，国际业务为大通的盈利贡献了80%之多，当然这一定程度上让大通在国内发展受到影响。例如，1974年到1976年，在美国银行、花旗银行等竞争对手面前，大通明显跌落其后。他的一些改革举措，也是毁誉参半，既为家族金融业带来了新的增长点，也面临着一些难以避免的问题。上世纪70年代，是世界经济、美国经济遭受重大影响的年代，特别是石油危机对西方世界造成极大影响。而纽约市在当时也不能幸免，比如，70年代纽约的房地产遭受了寒冬的考验，市政府和银行业都难以为继。大通作为涉足地产颇深的银行，又为房地产提供了最大的贷款，自然“天降大任”。在帮助纽约市走出经济危机中，大卫·洛克菲勒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将联邦、州和市政官员与纽约商业人士聚集一起，制定了最终走出经济危机的计划。与此同时，大通银行的业绩也得以好转，到1980年盈利倍增。正是这些积极作为所带来的声誉，让他得以担任大通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

大卫·洛克菲勒的国际视野，为他的事业带来了全球的高度，但也饱受批评。他经常穿梭于国际社会，像个外交家。批评者认为他热衷于国际“漫游”，而忽视了国内业务的开拓和巩固。他对美国政府的政策批评甚多，比如里根总统热衷于支持非洲的反社会主义势力，但他周游非洲后，批评美国政策，认为这些社会主义势力并没有对美国利益构成威胁。当然，大卫·洛克菲勒所带领的洛克菲勒帝国，遭受到美国国内左翼的批评，认为他所代言的垄断财阀，实际上是美国诸多对外干涉、剥削掠夺的背后支持者。

富有爱心的大资本家？

资本的天性是追逐利润，无论古今中外，皆是一条基本的经济定律。洛克菲勒家族所构建的石油、金融帝国，虽然塑造了美国的石油工业秩序，建构了现代金融经济，但追逐利润的天性，也为垄断家族背上了恶名。从第二代开始，洛克菲勒家族就开始扭转自身的名声，致力于慈善事业。抛开意识形态的成见，这种对于社会公益的追求，将资本所带来的利润回报社会的理念，无疑值得尊重。

洛克菲勒家族曾位居美国首富，但在自身家族生活中一直有节俭的传统。比如，洛克菲勒继承了母亲勤俭的品德，从小就形成收支记账的习惯。在成家之后，向子女进行节约、按劳所得的教育，告诫身为富豪子女的他们，需要靠自己的劳动获得回报。晚年洛克菲勒成为美国第一位现代慈善家：捐助了芝加哥大学，成立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第二代掌门人，更是倾其半生，专注于慈善事业，乐于以家族财富捐助社会，而且将捐赠对象延展到世界各地。这似乎呈现了一种巨大的为家族清洗“恶名”的愿望。

第三代掌门人大卫·洛克菲勒也继承了家族的慈善传统，并没有专注于守财，而是将财富积极投入到文化、卫生等慈善事业。他给哈佛、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和洛克菲勒大学捐赠了数十亿美元，而后两个都由他的家族捐助设立。

大卫·洛克菲勒身上汇聚了家族的慈善传统，为世人展现了一个复杂的资本主义家族的形象，既逐利、贪婪，又不乏同情心与社会责任。这是一种复杂、辩证的帝国主义大富豪的人生哲学和价值观，也为我们正确看待名利财富提供了一种思考角度。

政治与经济难分难舍

大卫·洛克菲勒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商人，他与美国政府关系密切，也与战后历任总统保持着紧密的私人关系。换言之，以商业帝国起家的他，对于美国政治和外交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视，但他又不愿“抛头露面”，更喜背后无形之手的角色。

在上世纪70年代，纽约的经济危机恢复中，大卫·洛克菲勒所掌管的大通银行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在地方，在国家大政方针中，大卫·洛克菲勒也积极活跃，展现出对于政治和外交的兴趣。

1979年，美国与伊朗关系中的“德黑兰人质危机”轰动一时，伊朗扣押了52名美国驻伊朗的外交人员达444天之久，卡特政府营救失利，备受批评。殊不知，危机起源于大卫·洛克菲勒说服时任总统卡特，为了表明美国对于长期盟友的支持，应容许伊朗国王前来纽约治疗癌症，而这引发了德黑兰的人质危机。上世纪70年代“三边委员会”的设立，也是受到大卫·洛克菲勒的推动，而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不仅受到洛克菲勒家族的资助，大卫·洛克菲勒也曾任主席多年。

尽管大卫·洛克菲勒与美国政治和外交的关系紧密，但他对于美国政府的批评也直言不讳。比如，他对卡特政府的批评极为严厉，在与《华盛顿邮报》的谈话中，他直言美国政府表现泛善可陈，没有将国家利益置于国际目标之首。这种紧密而微妙的关系，为大卫·洛克菲勒带来了多重的名声。赞赏者认为他的积极有为、为国奔走，实际上是出于公心，维护了美国的国家利益，而批评者更多看到了资本与政治的结合、二者的相互利用，特别是美国政府需要资本家的慷慨支持，而资本家可以借助政府力量开拓国际市场。基于不同的视角，大卫·洛克菲勒的去世，其所留下的遗产也是辩证的。

国际垄断大财团，一直是中国所力主批判的对象。但洛克菲勒家族与中国也有着较为长久的渊源，在某些领域，中国也得到洛克菲勒家族捐赠的支持，比如协和医科大学与洛克菲勒家族的关系不可分割。尼克松访华时，就带着大卫·洛克菲勒在身边，中美建交之后，洛克菲勒家族也在华开展了各项商业活动。在商言商，但经济与政治不可分割，也受制于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普通读者的我们，都能从大卫·洛克菲勒这位老富翁身上，解读出能为自己所用的多维度的启迪。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