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的未来取决于德国如何清醒地判断其作为欧洲领先经济体的未来角色。一家之主必须拿出更加慷慨的姿态来对待其他成员，但又不能过于慷慨到损害家庭财务

文/沈联涛

作者为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香港证监会前主席

法国总统候选人马克龙在首轮投票中领先右翼候选人勒庞，最终于5月7日赢得2017年法国大选。这个消息让全球金融市场松了一口气。这表明，继去年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之后，民粹主义尚未完全席卷欧洲，从奥地利、荷兰到现在的法国，选民们用选票表态，他们尚不能接受极端的改变。

在欧盟，法国是继德国之后第二大经济体（两国GDP分别是2.4万亿美元和3.3万亿美元），两国之间的伙伴关系仍然是欧洲稳定的核心。勒庞此前明确表示如果当选，法国将退出欧元区，甚至可能离开欧盟。

欧盟是通过货币结成的政治联盟。这个想法诞生于欧洲内部持续几个世纪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梦想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团结的欧洲。但诺贝尔得主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指出，1992年，欧盟做出了一个“致命的决定”，用统一货币（欧元）来倒逼政治统一，但同时“并没有提供可以使其成功的体制”。

欧元成为第二大储备货币，欧元早期也的确促进了贸易和经济一体化。

但到了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欧洲债务危机，欧元区的漏洞和体制缺陷被暴露得一览无余。首先，虽然有统一的央行（欧盟中央银行ECB），但并没有财政联盟或银行联盟，这意味着没有统一的税制和银行政策来应对国家银行的问题。当南欧经济体，特别是葡萄牙、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等国试图救助本国银行让其摆脱危机时，产生了大规模的主权债务，只能用不断降低利率来维持。

其次，由于不可能将货币贬值以刺激出口，深陷危机的国家纷纷采取紧缩政策，实施痛苦的银行重组，这导致失业率上升，引起社会动荡。意大利的失业率现在已升至11.5％，特别是年轻人失业率更是国家平均水平的两倍。

政治层面，欧洲出现南北两端的生存危机。欧洲北部相对状况较好，特别是德国，保持了高出口高增长，而南方成员国才刚走出经济萧条。德国的贸易顺差超过GDP的8％。但由于历史原因，德国愿意接受欧洲债务共担，因此南方经济体的债务负担保持很高的水平。2016年，8个欧盟成员国（主要是南欧国家）的平均不良贷款占总贷款的22.8％，意大利更是深陷银行危机。实行财政紧缩却没有迅速缓解的希望，这意味着将付出很高的政治成本。

德国和南方经济体的差距拉大主要是因为1989年到2002年间德国历经了东西德统一、实行了极为痛苦的生产力调整、平均工资水平下降等。而在此期间，法国和意大利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而生产力却没有相应提高。2002年以后，德国的工业发展迅猛，而南方经济体的劳动力成本和生产力都无法与之抗衡。

2007年以来，经济危机导致全球需求下降，南方经济体只能依靠大量借债维持生存。但很少有人知道，通过欧洲央行TARGET系统（或泛欧洲央行间转移支付）提供的贷款曾一度高达欧洲政府间贷款和IMF向希腊提供的危机救助的两倍。到2017年2月末，德国联邦银行盈余高达8140亿欧元，而西班牙和意大利央行则分别通过TARGET系统承担3620亿欧元和3860亿欧元的债务。

幸运的是，法国得以保持相对合理水平的赤字，但其相对德国的经济地位有所削弱。英国脱欧之后，德国在欧盟中的政治地位更加重要，而军事上，法国仍然是唯一拥有核武器的欧盟国家。

总而言之，法国脱欧将对欧盟稳定和全球安全造成动荡，因此很多人希望并祈祷这不会发生。但如果经济状况和就业继续恶化，政治也将变得不可预测。

德国经济学家汉斯-维纳·辛恩在2014年的《欧元陷阱》一书中提出，欧元区不能维持现状，必须进行重大改革。而欧洲选举年——法国国民议会选举之后是德国大选，再是明年的意大利选举——让欧元区改革变得更加困难。

这个月的意大利之行让我看到，如果意大利的经济无法恢复，那么意大利也很可能出现一个民粹主义的政府，甚至脱欧。

对于亚洲来说，我们习惯认为欧洲富裕而稳定，为全球贸易和稳定扮演着重要角色，欧元区的解体是不可想象的。

但我们所处的时代非比寻常。在我看来，欧盟的未来取决于德国如何清醒地判断其作为欧洲领先经济体的未来角色。一家之主必须拿出更加慷慨的姿态来对待其他成员，但又不能过于慷慨到损害家庭财务。找到平衡将是欧盟是否分崩离析的关键。

（翻译：熊静，审译：康娟，编辑：袁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