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农业资源丰富，大多属于发展中国家，公路、铁路、港口以及一些农田水利基础设施薄弱，也缺乏先进的农业技术，农业领域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的结合点之一

文/本刊记者 降蕴彰编辑/王延春

日前，金融服务提供商毕马威和悉尼大学联合发布《中国对澳投资探秘》的研究报告。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农业投资有12亿澳元，这是2015年投资额3.75亿澳元的3倍，投资主要集中在乳制品、肉类、海鲜和葡萄酒行业。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向纵深推进，中国农业“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财经》记者从农业部门了解到，目前，中国已与“一带一路”沿线的30多个国家签署了双边农业合作协议，按照协议内容，未来双方将在农林牧渔业、农机、农产品生产加工等领域展开深度合作。

中国农业对外投资目前主要是央企、地方国企。像中粮集团的粮油、农作物技术和生物能源等业务已经涉及140多个国家，其中，已经与5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农产品贸易，并拥有仓储、港口物流设施等战略资源。地方国企方面，黑龙江农垦集团在境外设立各类企业27家，在境外开发土地300多万亩。

过去中国农业对外投资主要是“圈地”进行农业种植、畜牧业养殖，最近几年逐步扩大到农产品加工、仓储、物流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以及种子、研发等科技含量较高的关键领域。

整体看，中国农业对外投资并不乐观，有不少企业受东道国土地、环境评估等政策限制，以及政治、经济风险等影响，现在农业对外投资还处于踯躅状态。比如，重庆粮食集团从2010年开始在巴西、阿根廷等国买地种植大豆，并同步筹备建设农场、粮食仓储、港口物流等一系列配套设施，之后，由于当地政府相继出台了多项限制土地买卖的法律法规，对国外企业投资建厂的环境评估也变得极为严厉，使得重粮集团一直没能拿到相关批文和环境评估许可证，只能一拖再拖，从2014年开始，该项目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为了解重粮集团在巴西、阿根廷买地种植大豆的最新进展，5月12日，《财经》记者电话采访了重粮集团的两位负责人，但均未得到明确回应。

农业企业“走出去”探路

1995年中国就有了农业“走出去”的提法，直到2007年中央通过“一号文件”正式把农业“走出去”作为国家战略提出来。到2013年，中央高层又提出“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由于“一带一路”沿线的64个国家都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这使得我国对外农业投资越来越热。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介绍，在中国境外农业投资中，国企占50％以上。按央企与地方国企来划分，央企又占50％以上。

中粮集团是农业对外投资的探路者。近年来，中粮在国外拓展的步伐明显加快，特别是2015年、2016年先后全盘收购来宝农业公司和尼德拉公司，实现了粮油供应链向全球的延伸，在国际粮食市场上拥有了一定的定价权，提升了国际竞争力。

目前，中粮集团的国际业务量已经超过了国内业务量，总资产排名全球行业第一，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化大粮商。在全球最大的粮食产地南美、黑海等国家及地区，中粮拥有仓储能力3100万吨，年加工能力8950万吨，港口中转能力5400万吨。过去中粮在海外买大豆，必须是找中间商、供应商订购，现在能从巴西、阿根廷的农民手中直接买到，摆脱了中间商、供应商的“掌控”。

在素有“世界粮仓”之称的巴西，中粮拥有的桑托斯港口的T12A和Cere-alsul都是中转大豆、玉米、小麦等农产品的重要物流港，通过这两个码头，中粮可以向中国、欧洲和中东等粮食主销区出口农产品，年中转农产品能力可以达到570多万吨。此外，中粮目前在巴西还拥有大豆压榨厂、糖厂、转运站等，这将为稳定中国粮食市场起到保障作用。

尽管中粮集团在总体规模、营业收入上已经跻身世界顶级跨国粮商的阵营，但在利润上与国际公认的“四大粮商”（美国嘉吉、美国ADM、法国路易达孚和美国邦吉）仍有较大差距。2015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显示，“四大粮商”中排名最后的美国邦吉公司营业收入是571亿美元，而中粮集团营业收入405亿美元，有明显差距。

在海外投资的农业类央企中，中国农业发展集团在海外开发农业资源的力度也很大。现在该公司在40多个国家（或地区）建立了分支机构或基地，在非洲、南美、东南亚、东欧等地区拥有土地开发权，主要是以种植小麦、玉米、大豆、高粱等农作物为主，同时还发展畜禽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饲料业、远洋捕捞业和兽药疫苗业等。目前，中农发集团的海外员工有1万余人。

在农业类央企之外，黑龙江农垦、广东农垦等地方国有农垦企业也是海外农业投资的主力，主要投资中亚、非洲、东南亚、南美洲等地区。以全国最大的商品粮生产基地黑龙江农垦集团为例，现在该垦区在俄罗斯、澳大利亚、泰国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对外投资业务，境外开发土地300多万亩，种植农作物187万亩，设立境外企业27家。预计到2020年，黑龙江农垦在境外农业土地开发将达到1000万亩。

除主力央企、地方国企之外，近些年，新希望、天津聚龙等一大批民营企业也参与了境外农业投资，目前这些投资境外的民营企业集中反映的问题是希望政府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叶兴庆表示，在对外农业投资中，相较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得到的政策支持明显不足。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郑风田告诉《财经》记者，“一带一路”沿线的64个国家都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但大多是属于发展中国家，公路、铁路、港口以及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很薄弱，缺乏较为先进的农业技术，因此，农业领域的合作，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一个最佳结合点。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向纵深推进，预计将为中国农业“走出去”带来巨大的市场。

投资增长快 总体不乐观

2015年，农业部曾对各省海外农业投资情况做过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尽管近年来我国农业对外投资增长较快，但总体并不乐观，有不少企业受投资国政治局势变动、经济政策变化等特殊因素的影响，导致海外经营业绩出现巨亏，有的投资项目长期处于停顿状态。

重庆粮食集团是2008年整合重庆市370多家国有粮食企业组建的国有大型粮企。2010年重粮集团就开始在巴西、阿根廷两国大规模买地，准备种植大豆、油菜籽等农作物，同时还准备建设粮食仓储、农产品加工、港口物流等项目。从2014年开始，重庆在海外的种粮工程就基本陷入停滞状态，其主要原因是在占地方面未能获得巴西、阿根廷政府的多项批文，以及环境评估的许可证。

在重粮集团对外投资中，仅仅是在巴西的种粮工程投资计划就高达170多亿元。据悉，当时重粮集团是以每平方米不足3元的价格，投资57.5亿元，购买了300多万亩的巴西土地。重粮集团计划利用三年多的时间，完成在巴西的整个大豆基地建设规划。

时任重粮集团董事长的胡君烈2012年曾对外表示，重粮集团在巴西买地之前，曾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先后六次组团到巴西考察，对在巴西投资大豆基地项目的相关招商政策、法律法规，乃至土壤气候、风土人情等，都有深入调查，之后还聘请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对巴西大豆基地建设项目进行可行性论证，向美国麦肯锡咨询公司做过战略咨询。在完成这些复杂的前期调研论证的基础上，才最终决定在巴西进行大规模的大豆基地项目投资。即便这样，在2013年，由于巴西政府相继出台了多项限制土地买卖的法律法规，对国外企业在巴西投资建厂的环境评估也变得极为严厉，使得重粮集团在巴西的大豆基地建设一直没能拿到相关批文和环境评估许可证。

除了在巴西的大规模种粮投资计划，重粮集团2012年在阿根廷也购买了300万亩土地，准备着手兴建另一个大豆项目基地。由于阿根廷政局不稳定，土地政策法规有变动，使得重粮集团在阿根廷的大豆基地项目也并未能按照计划有效推进。

事实上，重粮集团在巴西、阿根廷买地之前，中粮集团也曾打算在巴西发展大豆基地，但由于跨国粮商联合游说巴西政府，中粮在巴西的大豆基地发展计划最终搁浅。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主任李国祥分析表示，在中粮成功收购尼德拉和来宝集团之前，巴西、阿根廷等地的整个大豆产业链，基本都是由欧美的粮食巨头企业控制。这些国际跨国粮商在巴西拓展大豆生意并不买地、种地，而是以订单农业的模式向巴西农民采购大豆，在物流环节、购销环节上大做文章，这样不仅回避了海外买地带来的争议，规避了种植方面存在的风险，同时也给当地农民提供了就业机会。

目前中粮集团在巴西、阿根廷发展大豆基地，也并不采取买地种豆的做法，而是通过控股、全盘收购跨国企业的方式，以此来降低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继而逐步渗透至大豆生产的各个环节。

与重粮集团海外投资种大豆失败的处境相似，2007年1月，由吉林省政府牵线，吉林省富华公司曾与菲律宾政府达成协议，明确吉林富华公司将投资49亿美元，以租赁耕地的形式，在菲律宾六个省建设玉米生产基地，总计占地是153万公顷，租地的期限是25年。

不过，这个当时被外界称为“中国在海外最大的粮食生产基地”的农业项目，由于菲律宾政局发生动乱，最终并未真正实施。

据郑风田介绍，近些年，我国在海外投资农业的规模越来越大，然而，由于很多企业对国外市场不了解，使得在澳大利亚、菲律宾、老挝等国的租地、买地种粮项目，都遭遇到了一些政治因素的干扰，最后使得中国企业严重亏损，或者被迫撤离，由此带来的损失惨重。

亟待规避投资风险

早在2012年，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仇焕广曾组织团队对中国农业“走出去”的情况做过调查，发现中国企业以土地购买为主的境外农业发展模式，已经让某些国家或地区不安。比如巴西在2010年出台了新法令，禁止外国人、外国企业和外国控股的巴西企业购买250公顷以上或租赁5000公顷以上的土地；阿根廷在2011年立法限制外国人在本国买地；俄罗斯远东地区在2012年也作出了禁止中国劳动移民从事农业工作的决定。这些国家陆续出台的限制土地交易政策，明显对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农业带来不利影响。

郑风田表示，近年来，有关中国“资源掠夺论”、“中国威胁论”的言论屡屡出现。应该看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数都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与我国的农业互补性非常强，这恰恰是中国推进农业对外投资、调整国际农业合作规则、维护全球粮食安全的良好契机。

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农业部等方面曾对境外投资农业企业做过多轮调研，现在基本的情况，除了中粮、中农发等央企，黑龙江农垦等地方国企之外，我国企业在境外的农业投资规模普遍偏小，而且投资大多都集中在风险较大、利润率较低的农业生产环节，在农业仓储物流和贸易、农产品加工等方面的投资明显不足，掌控国际市场的能力明显偏弱。与此同时，海外投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反映最多的问题是，境外农业投资项目贷款难，国家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不够，相关部门对出境投资农业项目审批手续繁琐、拖延时间过长等。

对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农业的现状，李国祥分析，农业种植基本都是微利行业，效益回收周期较长，而在此期间一旦受经济、政治和自然等因素的影响，企业投资就会遭遇较大风险。他建议，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农业，应该选择偏重与中国关系友好且政局稳定的国家，同时，企业在国内的资源和经验优势要能够与国外的投资环境相结合。

在资金方面，目前在境外投资农业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所需资金主要依靠企业自筹，以及少量的战略性投资，很难获得政策性银行的融资，只能走商业银行的渠道，这样企业的融资成本明显提高。

李国祥对此表示，现在中国已与“一带一路”沿线的大部分国家签署了双边农业合作协议，新一波境外农业投资热潮已经到来，财政部门、金融部门应该尽快放宽境外投资农业的政策，降低企业国内融资成本，为“走出去”的民营企业提供金融支持、财政支持，这样才能使中国农业“走出去”更加顺利。

郑风田认为，相关部门应该推动丝路基金、中非合作基金、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专项资金等有意识地向农业海外投资、尤其是民营企业海外投资农业领域倾斜。在农业“走出去”过程中，使产业资本的“走出去”和金融服务的“走出去”很好地协调配合，这样才能使我国农业“走出去”的步伐更稳。

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农业专家均表示，未来中国农业“走出去”，政府和企业都应该具有强烈的风险规避意识。政府方面应该通过外交和经贸协定为企业的海外农业投资提供政治保护，同时也在加大金融支持、减少对外投资的审批流程、环节等方面，为中国农业“走出去”提供更大的支持。

而企业方面则应该向加工、物流、仓储、码头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以及种子、研发等科技含量较高的关键领域投资，对于一些大型企业，应该通过与多个跨国公司相互参股的方式，尽量降低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社会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