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避免孩子滑向高度近视，一些家长铤而走险开始尝试一种尚处于临床试验的眼药品。与其让孩子们当风险难测的小白鼠，不如把他们赶到户外去
文/本刊记者 贺涛编辑／王小
“两眼都是200度！”当看清验光单上的数字时，家住北京的李然（化名）脑中嗡嗡作响，心里一片茫然。
李然和妻子都是高度近视，因此对儿子果果的视力健康一直心存警觉，比如孩子看电视或玩iPad的时间绝不能超过20分钟。
大约一个月前，李然发现孩子看电视时，不时歪头、眯眼。他暗叫不好，赶紧带到医院检查，结果，7岁的果果近视了。
在中国，近视是一个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青少年更是近视的“重灾区”。
教育部在2014年曾对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进行调研，结果显示，小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为46%，初中生为74%，高中生为83%。而在60年前,只有10%-20%的中国人患近视。
通常来说，孩子一旦近视，很难再恢复视力。而且，近视度数会随着身体发育不断增加，直到成年后才趋于平稳。
李然明白这个道理，因此他一门心思想控制住孩子的近视度数，最好别发展成高度近视。但在咨询了多位眼科医生、硬啃下数十篇科研论文之后，他心里没底了，因为科学界至今尚未找到公认的、有效的近视眼防治方法。
无奈之下，李然决定让孩子去尝试一项在中国大陆尚处于临床研究阶段的治疗方法。
自愿当“小白鼠”
The EyeClinic眼科诊所位于新加坡繁华的旅游购物街乌节路上。近一年来，陆续有一些中国大陆的游客来此采购浓度为0.01%的阿托品滴眼液。目前，这一规格的阿托品药物仅在新加坡有售。
该诊所的一位接待员在电话中告诉《财经》记者，这种阿托品在新加坡被用来控制儿童的近视。来买药的国外游客需要提供所在国的医生处方、孩子的近视度数和护照，一次可以开三个月到半年的用量。
在眼科，阿托品主要用于散瞳，并对虹膜睫状体炎有消炎止痛效果。但有一些临床研究表明，阿托品有望成为控制儿童近视的药物。其中最著名的研究正是由新加坡科学家完成的，他们对400名近视儿童展开了为期五年的研究。
在第一阶段研究中，证实浓度为1%、0.5%和0.1%的阿托品对近视的控制作用。阿托品的浓度越高，近视控制作用越好，但坏消息是，停药后，浓度越高的近视反弹也越快；在第二阶段研究中，近视儿童每晚滴一滴0.01％的阿托品，持续两年后再停药一年，结果显示，该浓度阿托品也能有效减缓近视加深的速度，而且停药后的近视反弹现象不明显。
后者促成了新加坡将0.01％的阿托品应用于儿童近视的控制。
中国科学家的最新研究进一步夯实了阿托品控制近视的疗效。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教授瞿佳领衔的团队，对已发表的6000多篇有关近视控制的论文分析研究，将16种控制近视的方法进行有效性比拼，结果发现，阿托品的效果最好，高、中、低三种浓度，浓度越高，抑制近视的效果越好。这一成果发表在2016年4月出版的国际眼科学权威杂志Ophthalmology。
不过，在中国大陆，用这种低浓度的阿托品控制儿童近视尚处于临床研究阶段，市面上没有成品药。李然因此动过全家去新加坡旅游、同时买药的念头，但在加入几个社交网络上的阿托品近视防控群组后，他发现了另外一条成本更低的路径——自己配药。
实际上，最早将阿托品用于控制近视的不是新加坡，而是台湾。早在2000年，台湾眼科医学会就建议使用阿托品来减轻近视眼的进展。
有别于新加坡，台湾卫生部门推荐的是中高浓度的阿托品。目前，台湾市面上用于控制近视的阿托品浓度有1%、0.5%、0.25%及0.125%，效果因人而异，一般而言，浓度越高效果越好，但儿童使用后，畏光的副作用就越强，必须佩戴变色镜片，在户外要做防晒遮阳措施。
位于台北市重庆南路的一家眼科诊所的工作人员告诉《财经》记者，台湾的孩子患上近视后，眼科医生都会主动推荐使用阿托品进行治疗，减缓近视的进展。而且，阿托品滴眼液在药房就可以买到，没有强制要求医生的处方。
这就让从台湾海淘阿托品变得十分便利，淘宝有商家在售卖台湾产的0.125%阿托品。买回来后，按照计算好的比例，用针管抽取定量的阿托品，注入市售的人工泪液药瓶进行稀释，获得所需浓度。这样一瓶自配药水的成本只有五六十元，可使用一个月。
李然将这款海淘药品加入购物车，准备再研究一下就下单，这时又从阿托品群组里获得一个线索，在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几家医院里，有眼科医生可以开出阿托品滴眼液，然后由医院的药房配制。这显然比自己配制更让人放心。
最终，李然按图索骥，带孩子找到北京的一家三甲医院。医生给果果做眼部检查后，李然终于拿到了0.01%的阿托品。开处方时，医生认真地提醒李然，“这是私下开的，对我来说是冒风险的。”
在整个童年到青少年时期，眼睛会随着身体发育，所以近视也会不断加深。特别是当孩子在较小年龄就出现近视，近视度数会以每年约100度的速度恶化。如果孩子在6岁-8岁发生近视，到成人时更容易成为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因此，在台湾，医生建议近视50度以上的儿童应接受阿托品治疗，且持续点药到高中毕业，以避免成为高度近视。
高度近视者晚年患白内障、青光眼和视网膜脱落的风险要大很多。
现在，高度近视的比例很惊人，一项研究表明，在首尔的年轻人和上海的学生当中，差不多每五名近视患者中就有一人是高度近视。
正是由于害怕孩子变成高度近视，才有一群像李然这样的大陆父母，大费周章地寻找低浓度阿托品。尽管低浓度阿托品在大陆还处于临床试验阶段，但一位北京妈妈的话语代表了他们的心声，“我们是自愿当小白鼠的。”
硬币的另一面
阿托品已展现出延缓近视进展的喜人效果，还有简单实用、价格便宜这样的优点，简直太合适需要长期坚持的治疗。但是，阿托品的缺点也是明显的，孩子使用后可能有过敏、畏光、面红、发热,以及看近模糊等症状。
家住上海的城城今年9岁，2016年5月出现近视后，开始滴1%的阿托品，每两周一次。一年下来，近视度数没增长。不过，在天气晴朗的户外，城城会觉得光线十分刺眼，必须戴上墨镜。
正常人的瞳孔在强光下会迅速收缩，以阻止太多的光线进入眼球内，避免强烈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但使用阿托品的孩子，由于睫状肌处于麻痹状态，瞳孔失去调节而长期散大，会有较多的光线进入眼球内，长此以往是否会对晶状体或视网膜产生不良影响，目前缺乏跟踪研究，仍属未知。
出于安全性考量，欧美国家没有推广阿托品作为控制近视的方法。还有，白种儿童的虹膜颜色较轻，阿托品会使其更容易受到过量紫外线的影响，导致老年黄斑病变等疾病。
“我不主张使用阿托品这类药物控制近视。”美国诺瓦东南大学视光学院教授蒋百川告诉《财经》记者，在美国20年前便有研究，表明儿童在使用阿托品时近视进展延缓，但一旦停用，会加速进展。
蒋百川回忆，大约20年前在一次国际视觉会议上，一位台湾眼科医生报告，他在自己孩子身上用阿托品控制近视，连续用了十多年。当时，这个报告非但没有引起同行的赞赏，还遭到许多人的议论和责备。
对于台湾将阿托品在儿童近视治疗中普及的做法，广州爱尔眼科医院准分子科主任常征觉得值得商榷。他曾经在学术会议上询问过几位台湾视光学专家，他们也不赞同，但又无可奈何。
原来，台湾眼视光师与眼科医生的话语权不平等，眼科医生的地位很高，眼视光师就算是欧美留洋回来的，话语权也不高。因此，尽管眼视光师学会一直在呼吁停止使用阿托品控制儿童近视，可对于眼科医生们来说，这只是噪音而已。
台湾眼科医学会的资料称，阿托品可能引起的副作用几率非常低，包括结膜充血、眼压上升、口干、头痛，可能引发急性青光眼的几率为二万分之三或更低，而且多发生在老年人。目前无任何临床报告，使用会引发白内障的病例。
不过，对于阿托品控制近视所带来的风险，台湾的眼科医生还是给出了一些具体的应对措施：幼童视觉机能未确定发育完全前，最好避免太早使用阿托品；若使用，须在滴入眼后，轻压内眼角数分钟，以防经鼻泪管吸收，产生全身症状；使用阿托品的孩子，在室外时，必须佩戴多焦变色镜片或附加太阳镜片，并强力建议戴上遮阳的帽子，避免强光刺激，及可能的伤害。
另一个降低风险的措施，就是降低阿托品的浓度，这也促进了阿托品治疗的推广。高雄长庚纪念医院眼科系主任吴佩昌表示，2000年，台湾有37%的近视儿童使用1%或0.5%的阿托品；从2004年开始，副作用更小的0.125%浓度阿托品上市，使用的近视儿童上升至50%。
新加坡使用的是更低浓度的0.01%阿托品滴眼液，而且必须有医生的处方才能拿药。
通过查询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网站，《财经》记者发现，国内有8个阿托品治疗近视的相关临床试验的注册记录，申请者包括北京同仁医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等。这些试验的设计，有些就是为了寻找一个用于控制儿童近视的合适浓度。
北京同仁医院表述的研究目的是：近来研究证实，随着阿托品浓度的降低，副反应逐渐减少，但其防治近视进展的疗效亦降低，因此需要寻找某一恰当的阿托品浓度，以保证其防治近视进展的有效性、同时降低副反应，提高依从性。
对于中国大陆一些医院将未经批准的阿托品用于治疗儿童近视的现象，蒋百川强调，“反对在不成熟的情况下，将孩子当试验品。”
把孩子“赶到”户外
眼睛称得上是人体最精巧的部件。无论物体远近，视力好的人都能通过眼部肌肉控制晶状体的形状，将物体的像聚焦到视网膜上。近视患者的眼球是略微拉长的，远处的物体成像在视网膜的前方，而不是聚焦在视网膜上，于是远处的景物都模糊了。
多年来，科学界形成了一定的共识，近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基因和过度近距离用眼导致的。
果果这一代中国孩子们的眼睛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考验。果果父母都是高度近视，他又刚上一年级，学习压力会逐渐加重。2014年3月，经合组织的一份报告显示，上海平均年龄15岁的学生，平均每周用14小时做家庭作业，英国为5小时，美国为6小时。
要想对抗近视的侵袭，就得让孩子更多地待在户外。
一项对比悉尼和新加坡的研究结果颇为有趣：6岁-7岁的华人儿童近视患病率，悉尼比新加坡低很多，分别是3.3%和29.1%。出人意料的是，悉尼的儿童每周有更多的阅读时间。究竟是什么因素，让近距离用眼时间更多的悉尼儿童获得了较低的近视患病率？科学家发现，悉尼的儿童户外活动多，平均每周有14小时，而新加坡儿童每周只有3小时。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教授何明光团队的研究也证实，提高户外时间有助于保护中国儿童的视力。科学家在广州随机选取了六所学校，让6岁至7岁的孩子在学校日程结束后，增加40分钟户外课程；作为对照的其他六所学校的儿童时间表没有变化。三年后统计结果发现，接受户外活动的900多名儿童中，30％患有近视，而对照学校的近视率则近40％。
在澳大利亚和台湾地区开展的类似研究，都给出了近似的结果，户外活动可以有效预防近视。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户外最重要的预防近视因素，是眼睛暴露在明亮的光线下。根据流行病学研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近视研究者伊恩·摩根（Ian Morgan）认为，孩子们需要每天在至少1万勒克斯（光照度单位）的光照下，待上3小时，才有助于预防近视。这个光强度相当于晴朗夏日，在树荫下戴着太阳镜的感受；而即使是光线充足的室内，光强度通常不超过500勒克斯。
此外，科学家还发现，阳光可以刺激视网膜中多巴胺的分泌，这种神经递质能够抑制眼球的生长。这从作用原理上解释了为何明亮的光线可以预防近视。
吴佩昌曾撰文称，台湾地区主要是靠每天户外活动2小时、近距离中断（每30分钟近距离用眼后，休息10分钟），及使用低浓度阿托品来防控儿童近视。
在新加坡和悉尼的研究中，建议儿童每周户外活动14个小时，台湾按照7天做平均，提出每天增加2小时户外活动。
跟踪研究证实，台湾地区的视力不良率过去数十年都是持续上升态势。但从2011年开始，普遍推行每天2小时户外活动后，有了前所未有的反转，近视患病率按每年1%的速度下降。
眼保健操的神话
中国大陆儿童的近视发病率高，但关于近视的研究，有分量的却很少，于是各种民间“土方”蜂拥迭起，贴耳穴、针灸治疗、理疗、按摩等，对近视儿童来说，这些疗法最多有些许缓解疲劳的作用，缺乏支持治疗近视的科学证据。
如果耽误了配镜时机，还会使孩子近视的程度加重。
做眼保健操的制度在大陆中小学执行了几十年，在蒋百川看来，却并不科学。
这套眼保健操是上世纪60年代，由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体育教研组主任刘世铭自创，用来治疗自身的眼疾。1963年开始在北京几所小学试行。至1966年“文革”开始，学校停课，眼保健操也停止了。到1972年学校复课，眼保健操随之恢复，又经中医按摩专家纠正与修改，形成了现在的动作。
这套眼保健操并没有经过严格的临床试验，被教育部门推广至今，每天两次眼保健操时间被纳入课表，成为国内中、小学生每天必须参与的项目。
然而，中国学生的近视眼患病率有增无减。
蒋百川还质疑，儿童一下课，没有洗手便随着广播在自己眼部周围揉捏推拿，是否存在很高的细菌感染危险？
“眼保健操是否有用，要用科学实验的方法，用数据说话”。设计一个这样的实验并不难。蒋百川在温州、上海都曾尝试过，但中小学校方都不支持，没有人肯配合。原因很简单，规定学生要做眼保健操是上级主管部门的行政命令，怎么能不执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对于减缓近视的发生和进展，目前科学界认为最好的办法还是增加户外活动，少做阅读和其他近距离用眼。
“如果将做眼保健操的时间，让孩子们到室外去活动，对于控制近视更有意义。”蒋百川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