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菲利普·博比特

《君主论》经常被描述为一本改变了世界的巨著；然而，对它的解释却五花八门，以至于由它所引发的世界中的任何变化都可能是一种令人震惊的疏忽之下的结果，这种疏忽或许会令马基雅维利感到好笑，但大概不会让他感到惊讶。

我相信，一旦按照我所建议的方式来阅读马基雅维利——把他当作一种以战略与法律之结合为基础的新的政治秩序的预言者，他的著作就能够对外交家和政治家产生切实的巨大助益。

《君主论》于作者逝世后的1532年出版以来，有几个具体的理念构造着对它的理解，这些基本的背景性假定导致了那些由来已久的学术问题，这些问题在当前的马基雅维利研究中仍旧十分突出。

一个背景性理解是，《君主论》是一部“鉴书”，它是对古代一种创作体裁的模仿：著作者在宫廷上向君主或官方谏言该如何行事。西塞罗的《论义务》就是这种体裁的代表作。然而，《君主论》显然与这类著作极不相同，因为它并没有建议统治者遵循古典的德性，而是力主在某些情况下统治者应该抛弃那种做法。这种认为《君主论》是一部反常的鉴书的观点构成了以下此种主张的基础：马基雅维利式的君主就是蔑视古典德性或基督教德性的君主。这个主张已经引起了大量的争论。批评者们或许在关于马基雅维利写作这本鉴书是出于警告还是指导上有分歧，但他们都同意无论其意图为何，它都属于鉴书这一范畴。

第二个基本理解是，《君主论》是一部试图服务于独裁政体的著作，与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中表达的共和主义理念相抵牾。这种看法导致了下列疑问：马基雅维利写作《君主论》时掩饰了他的真实意向吗？他的观点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发生了改变吗？马基雅维利的著作集是本身内在不相一致的，还是以某种方式写作以此来隐藏他的真实意图——因为可能冒犯他的政治庇护者？

众所周知，《君主论》最初打算献给佛罗伦萨的统治者朱利亚诺·德·梅迪奇，而且长期以来有人假定——这种假定具备有力的证据——这部著作是在对这种可能性的渴望下创作出来的：熟悉马基雅维利并为他所钦佩的朱利亚诺，或许会恢复他佛罗伦萨秘书厅秘书长的职务。这就是有些作者把《君主论》描述为一部“求职申请书”的原因。但这种解释引出了这个问题：实际的题献对象是朱利亚诺的继承者洛伦佐，他并没有表现出赏识马基雅维利的迹象，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事实上曾经读过这本书，甚或收到过它。此外，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所撰写的夸张结语——他敦促解放意大利——在献给无能且感染梅毒的洛伦佐时，看上去完全不切实际。

常常有人主张，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割裂了政治和道德。有人指出，对于许多人文主义者来说，正确的政治选择就是合宜的道德选择。善即真理，反之亦然。然而，对马基雅维利来说，君主有时必须选择去冒犯一些马基雅维利自己也认为是符合德性的价值——这些价值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们所倡导的价值没有什么差别。这个主张引发了下列问题：由于《君主论》把事实与价值区分开来，所以它就是政治科学的肇端吗？马基雅维利倡导政治活动与任何支配性道德规则相分离的现代观念，因而就是“一位恶之导师”吗？

在本书中，我将接受马基雅维利的伦理与道德；接受他有关应该——作为一个实践问题——如何统治国家的理念；接受他关于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的理解；而且把他自己的个人经历当作是对变化中的政治秩序的反映。我主张，马基雅维利信奉而且一直信奉《论李维》中所倡导的共和制政体，《君主论》中的道德格言不否认这一点，也并不与之相矛盾。我主张，《君主论》的写作，以及这本书本身的结构和它令人费解的成就，都是意大利统治者们所面对的战略机会的结果。当时，政治秩序从封建制向君主国的转变出现在他们面前，马基雅维利首先看到了这些机会，他不顾一切地设法为当时的政治领导人们加以阐明。

（本文摘自该书序言，略有删改，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