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尹继武

我们往往忽略了生产这些故事的背景——旧书店，或者一个囤积了无数旧书的地方。这里所有的货都是纸做的地雷

2017年5月26日，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纽约去世，引发了国际社会对这位著名战略家的缅怀。相较于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的全球知名度和影响稍逊一筹，但这不妨碍布热津斯基成为现代世界最为知名的战略家之一。

1928年出生于波兰，而后在“二战”中颠沛流离，举家前往北美。他的父亲是一位波兰外交官，起初全家来到加拿大，后来毅然决意留在那片“自由、民主”的土地上。随后，他在加拿大接受初等和高等教育，研习政治和经济学，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继而任教。面临着“更为优秀”的基辛格的竞争，他转而前往哥伦比亚大学，从事苏东国家研究，成为这一领域的知名学者。在1958年成为“美国人”之后，他开始逐步涉足政坛，先后充当美国多位政要的幕僚。卡特时期，是他最为风光之时，冷战结束以来，他以系列“大”著作风靡世界，成为世界级的战略思想家。

学者型官员的代表

布热津斯基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苏联。在冷战时期，美苏对峙，苏联研究自然成为显学。布热津斯基的著述也颇丰，在其学术探索旅程的各个阶段，无不折射出对苏联的各种“恨”。这种充满意识形态的情感，自然对他的研究产生了一些影响。

在关于苏联的判断上，布热津斯基曾出现过失误。在中苏论战起初，他在著作中大胆认为，中苏的矛盾之处不宜过于夸大，分裂的可能性较小。显然，他没有看到中苏背后的意识形态分歧。在某种意义上，这也体现了西方惯有的过于高估对手是铁板一块的认知偏差。但在先前关于苏联民族的研究中，他认为苏联可能分裂，预言苏联将剧变，没想到苏联自身解体，世界的变化翻天覆地，他也名噪一时。

在离开政治舞台后，布热津斯基对美国和世界秩序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冷战后，他关于美国和地缘政治格局的战略论述开始遍地开花。直至高龄，他仍为世界秩序感到忧心忡忡。去世前三周，他在推特上还写下战略思考片段：我们缺乏精细的世界领导，而世界秩序又如此混乱不堪。在他身上，美国特色的“旋转门”展现了从知名学者到政坛幕僚，而后成为行走在政学两道的世界战略家的“政学互通”之道。颇具启发的是，布热津斯基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从政经历，对于他在冷战后最有影响的国际战略思想，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先前的苏东研究，还是学院特色，虽然规范但更多是书生议政，真正奠定他一流战略家声誉的是冷战后以《大棋局》为代表的地缘政治战略著作。

执着的地缘政治信念

布热津斯基是一位经典地缘政治的战略家，欧亚大陆成为他心目中最为重要的世界博弈阵地。在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对于地缘政治痴迷般的信念。

地缘政治论者也是现实主义者。无论布热津斯基还是基辛格，他们都成长于战争的炮火年代，背井离乡，从欧洲逃到北美。加之冷战时期，基于意识形态的超级大国核威慑阴影，始终笼罩世界，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学者或战略家，大多为地缘政治战略的推崇者。在布氏眼里，美国的对外战略，就是空间分布上，处理好东西南北的盟友和对手之间的地缘竞争和合作。

布氏的眼光，不在于细枝末节，而是对于美国对外战略最为根本目标的思考。在他看来，美国是第一个世界超级强权，也很可能是最后一个。这种自信体现在对美国的地缘政治、经济和战略优势的判断，但他同时也深具忧患意识，明白美国自身面临的问题在于国内，而不是国际。

当然，对于冷战后美国地缘战略的思考，他视野开阔，敏锐捕捉到未来20年的核心战略博弈问题，但有些思考有所偏颇，比如尽管看到中国的潜力，但将中国定位于地区性大国，仍过于保守；关于恐怖主义、地区冲突对于欧美世界的影响也未能明确预见。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样一位思考国家间战略博弈的高手来说，冷战后大国间无战争，而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肆虐，实在是超出了他的想象，尽管他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已有前瞻描述。

冷战期间，布热津斯基的地缘政治博弈信念展现得淋漓尽致，向外扩张美国利益，成为他的根本信条。但冷战后的世界，已经让美国力不从心，布氏的世界观还有微妙变化，曾经的地缘政治推手，又成为注重软实力、国际形象等的推崇者。

国际战略平衡手

地缘政治战略家，都是赤裸裸的现实主义者，关注零和博弈，你我互不兼容。布热津斯基的核心战略目标，就是维护美国的战略优势，当然，这不可避免需要将敌我关系划分得很清楚，所有一切，均是为了对付敌人而设。

一切以对抗苏联为中心。正如上文所述，以苏联为研究对象，并不表明他能很好地理解和预测苏联，但他对于苏联及后来俄罗斯的那种永恒的“敌意”，却矢志不渝。在卡特总统任期，他出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帮助完成了总统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功绩。由基辛格开启的中美合作对抗苏联事业，最终由布热津斯基交上答卷。这是由他内心强硬应对苏联的信念所驱动的。同理，随着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在苏联咄咄逼人的战略攻势面前，布热津斯基为代表的美国政要，主张强硬军事应对，而非战略缓和，所以美国在中东地区扶持了一批“地下势力”，与苏联展开游击战。

但布热津斯基在政坛上也是“勇于折腾”，毁誉参半。对伊朗人质危机主张强硬解决的他，极力抛弃和谈方式，最终武力营救失败；而在中东和谈上，美国力促埃及和以色列的和解。凡此种种，布氏的战略平衡手，尤其是强烈的敌友区分、消灭敌人的思维尽显无遗。直至冷战后，苏联已不复存在，他在《大棋局》中仍不忘建言，对于俄罗斯的地缘空间挤压，绝不能松弛半步。经典现实主义者均善于玩弄战略平衡，脚踏多只船，信奉武力和实力，在一个高度对峙、你死我活的热战和冷战年代，这些都是国家生存的战略关键。然而，后冷战时代，先前所埋下的非传统地雷已经蠢蠢欲动，而美国的战略透支也日渐显露，世界已进入了另一个时代。

时代回声

冷战结束不久，布热津斯基推出“大”战略系列，在世界掀起了一波布热津斯基战略思想高潮。以《大棋局》《大失控与大混乱》等为代表的布氏思想，反映了后冷战初期他对于美国内部危机以及战略应对的深思熟虑。与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等一起，这些著作成为后冷战初期西方世界对于国际关系走向以及战略博弈思想的代表。

应该说，布氏的地缘政治思考反映了他对于国际格局判断的真知灼见，也深刻预见到后冷战时期美国和西方世界自身的危机和变化，特别是一些由宗教／信仰所带来的国际政治深刻变化。但这些论说，还是囿于地缘政治的框架限定，无法逃脱地理政治决定论的束缚。

当今世界，地缘政治和现实主义仍是占据主导的世界观信条，但诸多情势处于变化之中，一个更加多元复杂的世界日渐形成。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了国际政治的多方面变动，诸如大国战争风险降低，恐怖主义、信仰冲突日渐上升，民粹主义躁动不安，国际规则重要性日渐凸显等等。而美国和西方世界已陷入了反思，以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为标志的“逆全球化”现象，表明西方自身的战略扩张进入到新的反思阶段。

特朗普的各种逆反行为，看似极为不合理，实则是美国自身的一种社会、政治、经济思潮的体现。布热津斯基作为一位传统的战略家，在特朗普时代显然与当局水火不容，因为布氏在意美国对外不断延展自身的战略利益，而特朗普实行的则是“美国优先”的战略收缩。美国日渐变得自私，不愿意承担国际领导责任，这显然给了布氏“优秀国际领导不知去了哪里，留下一副世界烂摊子”的抱怨理由。

特朗普的随性和任性，预示世界进入了一个“新常态”，而这与布氏记忆中的“旧常态”大为不同。经典的地缘政治战略，仍是国家战略布局、思考大问题时需要时常学习的好东西，但在缅怀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同时，不能将他的思想简单照搬，也不应停留在对国际知名战略“网红”的顶礼膜拜，更需要思考的是，在新的全球化时代，优秀战略家应该如何想象世界。

当布氏去世，在中国微信朋友圈引发“网络攀亲”时，更为重要的问题则是，面对未来的未知世界，我们准备好了吗？布热津斯基的信条还管用吗？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