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下一代扎根北京的强烈欲望，令许多父母不甘心把孩子送回老家，转而把他们送到河北入学，期待孩子能够凭自己的力量考回北京

文／本刊记者 张倩编辑／朱弢

为什么去河北？

反复的提问与回答后，姚佳涵条件反射似的脱口而出：“我在北京上不了学，爸爸妈妈说我只能去河北读书。”

9岁的小女孩儿声音清脆、眼神澄澈，年纪尚小的她还不能理解这句话背后隐藏的制度、人口和城市发展命题，告诉她这一答案的父母同样不理解，初中都没读完的他们将其归咎为：命该如此。

在北京，还有数万名孩子重复着和姚佳涵一样的求学道路，他们被统称为非京籍学生。这些孩子的父母常年在北京工作，但根据北京市的政策，他们落户无望。

这种无望延续到下一代身上，他们的孩子难以进入北京的公办小学、初中，即使入学了，中考也没有填报高中志愿的资格，只能“分流”至外省读书。

“分流”之路蔚为壮观。

河北省衡水、廊坊、涿州等地毗邻北京，因地理位置优势成为非京籍家长们的首要选择，坐着火车去上学，也成为相当一部分非京籍学生的日常生活。

5月6日，是河北省衡水英才学校学生返校的日子。北京西站熙攘的人群中，有一条爱心通道格外引人注目：7岁到13岁的小学生排成数列、拖着拉杆书包，穿着红色校服，验票、安检、上车，候车大厅里有警察专门为他们维持治安，甚至他们乘坐的绿皮火车，也是英才学校与衡水铁路局、北京西站协调后车站临时加车的结果。这种上学仪式他们每个月都会经历一次。

姚佳涵看上去比同龄的孩子瘦小，体重只有26公斤，她的拉杆书包中塞着换洗的衣服、书本、水果和零食，足有10多斤重，她拎着有点吃力，她解释说：“妈妈给装的水果太多了。”

此刻，徘徊在验票口之外的父母眼眶泛红，孩子手中略显沉重的行李承载着的是他们对命运寄予的一丝希望。

分离是常态

开往衡水的列车上，陈晓露忙着在同班同学顾明明的同学录上留言：“迎春花开时，是我们的第一次相遇……”。她们认识时间不长，是可以聊学习但不可以谈心事的朋友。

陈晓露所在的衡水英才学校六年级7班是2016年下半年新增加的一个班级，同学们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转学生，共68人，其中18人来自北京。对于写同学录，陈晓露已经驾轻就熟，她说，“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一直在写这个，都写了好几本了。”

于非京籍学生群体而言，同窗分离是常态。

在六年级之前，陈晓露入读的是北京市房山区窦店第二小学，一年级时全班共有40多人，其中只有13人是北京本地的学生，到她六年级转学到衡水时，班里仅剩下20余人。在这期间，她的同学们或陆续转学回老家，或像她一样辗转来到河北的三河、大厂和衡水等地，开启“候鸟”式的求学路。

王鹏义同样是于2016年下半年从北京转学来衡水的学生，谈起老家沧州和初来乍到的衡水，他表情有些漠然。这个出生于北京电力医院的13岁男孩，转学之前一直在丰台区第五小学读书，他喜欢北京的游乐场、动物园、小伙伴及其他所有。直到转学前夕，父母的轮番劝解让他明白，自己并不是真正的北京人。

对于哪里的教学质量更好的话题，孩子们在火车上陷入了争论。一个学生说：“我们在北京的老师都是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这边（衡水）的老师都是在衡水读的书，所以北京的老师教得更好。”而王鹏义认为，衡水英才学校的教学质量更好，他的判断主要来自父母反复提起的“衡水升学率高”这句话，以及在衡水的学习体验：老师管得严、学习时间长。

衡水英才学校实行的是全封闭式管理，在校期间，学生一律不准外出，为了避免学生的情绪波动，老师不支持家长前来学校探望孩子。

该校的一份作息时间表显示，小学部的所有学生均需在早上5点50分起床，6点20分开始晨读，晚上8点15分结束晚自习回宿舍休息，中间有50分钟早饭、90分钟的午休和40分钟的晚饭时间。

学生在学校内的每一天均需严格遵守这份作息时间表，周六日也不例外。

这些孩子在北京读书时，老师提倡的学习理念为“凯蒂旺普斯”，即不能盲目崇拜课本，要有怀疑的精神，敢于怀疑，善于怀疑，从而得到自己的见解，真正理解和掌握所学知识。这种教育模式随着他们“分流”至异地，已经渐行渐远。“升学率高”“高考分数高”将成为他们今后求学生涯中新的评判标准。

3个小时的火车车程即将结束，列车广播前方停车站为衡水时，引发了车厢内一阵小小的骚动，学生们手忙脚乱地整理自己的行李、书包，嬉笑夹杂着“呐喊”：“啊，又到地狱了。”

我们没有议价的权利

12岁的刘嘉朋生性腼腆，到衡水读书后第一次探家时，会自己一个人偷偷地哭。父亲彭传喜和母亲陈娟在和他沟通的过程中，跟他算了一笔账：想要继续读书的话有两个选择，一是回安徽老家，跟爷爷奶奶一块儿生活，最多每年可以见父母两次；第二个则是去河北，这样每个月都可以和父母见面。

“我们反复跟他讲，并不是因为有了弟弟后不喜欢他才把他送去衡水，相反是为了让他离父母更近，能在我们可以照顾到他的地方继续学习和生活。”陈娟说。

彭传喜虽然今年才35岁，但已经在北京打拼了17年，目前正经营一家图文设计公司，年纳税额为10万元左右，一家四口住在皂君庙一套80平方米的公寓内，公司的办公室也设在这里。

这个温和的男人行事稳重，在北京的拼搏之路也相对顺畅，对他来说，大儿子刘嘉朋的上学问题是他面临的主要难题。

按照北京市各区的政策，非京籍儿童想要入读公立学校的话，家长需提供各种证明，其中的社保证明是让彭传喜夫妇最头疼的。这么多年来，只有初中文化的二人对“社保”一词毫无概念，甚至彭传喜在燕郊买了房，直到拿到房产证才反应过来，燕郊隶属于河北而非北京。

英才学校的出现被彭传喜夫妇视为救命稻草，在他们的规划中，3岁的小儿子以后肯定也要与哥哥走同一条路——去衡水读书。“我们也是为了让他俩成才，而且越早去河北，可以更好地适应当地教材，这也是为他们以后的中考和高考做准备。”

因为在每年高考中的高分考生较多，河北被视为传统意义上的“教育大省”，有了这一名号和名校衡水中学的加持，包括衡水在内的河北省多地已被非京籍家长视为教育“圣地”。

五年级的单纯瑞来衡水读书已经一年，在老师眼里，他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这让父亲单巨党颇为自豪。在此之前，为了能让儿子从北京朝阳区金盏乡的村办小学转学至英才学校，单巨党找朋友托关系，在他看来，把单纯瑞送去衡水读书是一条助其成才的“捷径”。他也计划把自己5岁半的小儿子送到衡水，“我们做父母的没什么文化，期待他们能多读点书、能上大学，而去衡水是实现这个目标最有效的途径。”

近20年前，初中毕业没多久的单巨党凭着一股锐气前来北京讨生活，从装修工人做起，一路奋斗，三年前终于在北京有了自己的厂房，并且在顺义农村和燕郊买了房，打算真正在北京安家。

单巨党在北京生活的时间比在沧州老家还要长。在他看来，自己已经与北京融为一体了，他说，觉得在北京更有主人的感觉，回沧州反而像客人。

对于“第二故乡”北京，即使孩子上不了学，单巨党也从来没有过怨言。20年 的漂泊，将他的心气和个性磨平。单巨党现在信奉这样的生存哲学：当一扇门被关上的时候，应该努力去适应并自行摸索寻找出路，“毕竟我们没有和政策议价的空间和权利”。

在夹缝中寻求生机的除了这些未雨绸缪的小学家长，还有那些在墙角处转弯的非京籍中学生家长。

在北京参加中考的非京籍中学生，准考证上会标明“借考”字样，且他们没有报考北京高中的资格。于是每年中考成绩发布的7月1日至3日，这些家长们会疯了一样到处托人找关系，为孩子寻找任何入读高中的机会。每年的这几天，韩非的电话会24小时响不停，许多家长会把孩子继续上学的希望托付到他的身上。

韩非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被一些教育学者称为是一个有教育理想和抱负的年轻人。2007年到2011年，他在北京一家打工子弟学校任教，于2009年成为副校长。

2007年，韩非的学校在当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中表演了打工子弟学校之歌。在他看来，这充分彰显了“包容”这一北京精神。但几年后，多所打工子弟学校没有逃过被关停的厄运，也包括韩非所在的学校。更久以后，韩非目睹了非京籍家长们在教育部门口讨要说法，甚至带着孩子给学校校长下跪的画面。

这样的场景并没带来什么改变。韩非意识到自己需要从一个理想主义者变成一个行动派，他开始帮助一些无法填报中考志愿，或在北京无学可上的考生，寻找可以入读的学校。自此，他游走于学校与家长之间，每年能帮助1000多名非京籍学生入读“异地”教学质量好的公立高中。

据韩非介绍，去年在北京参加中考的学生人数接近10万人，其中一半为非京籍考生，即“借考生”。“能在北京读中学的非京籍孩子都是比较优秀的，成绩差的早已经被学校劝回老家了，这些孩子中有一些在北大附中、人大附中、北师大实验中学等名校读初中，我想为他们蹚出一条求学路。”他说。

但韩非目前的处境颇为尴尬，因为他接手的学生均未在政策框架内按部就班地升学，这导致他的行为处于灰色地带，家长们只能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将他介绍给更多有需求的家长。

对于这一选择，其中一位家长表示，这已经是他们所能找到的最佳途径了。“只要孩子能上学，生活便还有希望。”

孩子，你要考回北京

考大学对于单纯瑞来说还有些遥远，这个13岁的少年现在的目标是考上衡水中学。衡水中学素以严苛的纪律、标准化管理的“衡水模式”，以及每年可称霸全国的高考成绩而闻名。

在单巨党的认知中，进入衡水中学意味着在竞争激烈的高考中，儿子可以突出重围，增加考入北京高校的几率，到时可以名正言顺地回到北京。他现在已经开始疏通关系，下定决心即使到时候儿子考不上衡水中学，也要想办法让他能够入读这所学校。

为防止儿子出现闪失，单巨党在一个月内多次往返衡水看房、买房，计划未来由妻子专程来陪读。

对于目前的生活境况，单巨党坦言，挣钱已经不是主要的动力，现在就想全力为儿子铺路，希望他能有不同于自己的人生轨迹。

近两年北京拆迁整治的力度加大后，单巨党有强烈的不安定感。今年春节前，一家人居住十年的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开始整改，他不得已带着全家人和厂房搬迁到皮村。“北京要清理低端产业和人口，我们不知道还能待多久。但读了大学就不一样了，可以安安稳稳、脚踏实地在北京工作，这就是我希望儿子可以有的生活。”他说。

与单巨党的想法相似，多位家长劝慰闹情绪的孩子时，总忘不了这一句：“没事，等你考上了北京的大学就可以和爸爸妈妈在一起了。”他们将这种方式称为“曲线回家”。

除去让下一代扎根城市的强烈欲望，试图阻断贫穷在代际间的传承，是父母期待子女能够重回北京的重要因素。

北京市昌平区南郝庄一处30平方米的出租房中，蜗居着刘保龙一家6口人，在与北京拆迁整治活动的游击战中，一家人先从丰台的城中村搬到了大兴的城中村，然后又从大兴辗转来到昌平。目前刘保龙失业，妻子在一家食堂帮工，工资为每月2000元，两个女儿均在衡水读书，每年需花费3万元左右。

尽管生活困顿，刘保龙仍认为北京的吸引力大于老家。他的老家在河北张家口赤城县的一个小村庄。赤城是国家级贫困县，刘保龙说，如果坚守在老家土里刨食，人均年收入不会高于1000元，远不及北京的打工收入。

刘保龙希望能为女儿提供与同龄人持平的教育资源，不让她们输在起跑线上，“这个村子里也有外地人办的私立学校，收费便宜，可学校老师普通话还没我说的好，又能教给孩子什么呢？”

与父母厚重的期待相比，城市中逆流而上的人群并不都能取得世俗语境中的成功，缺失了父母合理的引导与规划，成功会更遥远。

顾明明的姐姐今年18岁，跟随爷爷奶奶在山东老家长大，初中毕业后即投奔在北京打工的父母，并学习美容，与担任壁纸专卖店店长的母亲和装修工人的父亲共同租住在房山一套28平方米的公寓内，开启了又一代人的北京漂泊之旅。

这只是万千北漂家庭的一个缩影。代际的隔离、亲情的缺失使得独自成长的少年们提前领略了少年愁滋味，而父母被迫过早放手，于他们未来的人生而言意味着什么，难以名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