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果

彼得·伯克以百科全书般的视角在《知识社会史》中为我们呈现了人类知识从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漫长演进史，不失为知识及其社会影响的详细参考。

伯克认为，知识是经过处理或系统化之后的信息。据此，他将魔法、巫术等内容都包括在知识范围之内。这种历史观多少受到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的影响。这些以“后”打头的理论其实取消了知识与信息之间的差异。我们试图围绕作者的历史观作出讨论进而指出，科学知识并非某种建构的观念，可被随意解构；而对知识权力结构的批判所导致的知识地位降格，则让知识构筑的人类“进步”之路黯淡了几分。

伯克受到各种后现代理论（比如他自己提到的福柯等人）的影响而断言巫术、魔法等也属知识之列。但作者在上卷中讨论文艺复兴以来知识之勃兴的时候着重谈到了经验主义的兴起，这一时期的经验主义者更注重对信息的验证和证实，以期达到真相和事实。因为专业和职业原因，引领经验主义风尚的人主要有医生、律师等等。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知识是经过验证或证实的信息。如果没有“真”这种特征，那么，巫术和科学知识的确就仅是经过处理和系统化之后的信息。知识中的求真精神继承自古希腊哲学，这种态度体现在希腊哲人试图以认知的态度探究生活中所有事情。

人们在生活中都会从现象层面谈到正义的事情、善良的人和恶人等概念，但并不会深究这些概念的本质。

我们现代人知道，人们依靠数学语言和实验等方式获得关于世界的本质知识；但我们始终无法获得生活层面的善恶知识，这集中体现在苏格拉底关于正义、美、善等的对话最后几乎都会让对话者进入茫然无知的境地。

在数学和实验方法尚未完整建立的时候，关于世界的知识则无从谈起；而既然人们无法获得生活中一些基本概念的本质知识，那么，抛弃求真精神，转而让宗教和习俗成为人生的指南，的确会让生活安稳很多。

历史的发展也正是如此，基督宗教在漫长的中世纪里要求世人无条件信仰和教条本身对任何问题的斩钉截铁式回答，都保证了生活本身的延续性。但这些未经反思的信念因为求真精神的缺位而无法被称为知识，仅仅因为权威等因素的加持才让世人将其认作知识，巫术、魔法亦属此列。

新世界的发现带来了新的信息，这些信息无法顺利地在西方原有的世界观中找到位置，西方人通过林奈等人的分类系统以及各门学科的长足发展完成了世界观的重构。这种重构以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和以传统信念为代表的人生指南，不断被世人抛弃为主要标志，在国际关系中则体现在西方世界通过知识而掌握世界领导权。

具体而言，如伯克所列举的占星学、颅相学、通灵学等西方世界中的传统信念，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而逐渐丧失了其知识地位。这种知识的重构还反映在西方与非西方的权力关系上。伯克援引阿根廷批评家沃尔特·米格诺罗的话说，“如果你来自拉美，那你必须谈论拉美，你必须代表自己所处的文化。而要是你来自德国、法国、英国或美国，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原因很简单，拉美等“落后”地方仅有地方性知识，而不存在所谓的普遍科学知识。我们可以批判这是一种偏见，但偏见自有其道理。非西方国家在迈向现代的道路上过于曲折，既要建设民族-国家，又要学习与传统文化相背离的科学知识，内心的纠结无以复加。

纵观伯克撰写的全景式知识社会史，我们能看出，世人发现知识的社会史其实就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历史。尽管各种“后”理论对科学及其内在权力结构的批判，让科学和宗教以及巫术处于同一个层面；但无法被解构的是，科学知识能让我们的卫星上天，而宗教和巫术不能，正是这一点让知识和人类的求真精神显得伟大。

（作者为西南政法大学哲学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