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发言和辩论的社区，大学极易受到恶意搅局者的干扰，这就是为什么萨默斯正确强调的文明状态必须得到维护

文/布拉德福德·德隆

美国财政部前助理副部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智库机构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员

营利性媒体企业从来无需承担培育强大“公共领域”的任务。不可避免的是，它们的报道反映了自身取悦背后金主（广告商或投资者）的巨大压力。这也是为何美国作家、政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最终将自己的信任托付在为大学、智库或其他细分领域工作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上。

如今我们遭到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所谓的“特朗普时代的挑战”，而且利害关系极大。萨默斯哀叹众多机构，特别是大学，未能挺身应对今天的挑战。

首先，萨默斯呼吁各个大学要努力去“招募、录取和教育那些经济上处于不利地位的学生”。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大学的职责就是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教育“增值”作用，这意味着它应该寻求那些能从服务中获益最多的学生。同时一旦被录取，这些学生就应得到帮助他们完成学业所需的各类支持。

萨默斯另一个正确发现是“美国如今拥有了第一位后理性型总统，他否定科学，提出算术上错漏百出的预算案，并选择相信那些不靠谱的事实”。

萨默斯指出，大学应该“成为坦诚、公开辩论的堡垒，以构筑一条通向更伟大真理的道路”。事实上，大学不仅仅是表达思想，更是评价思想的场所。我们要培育智力多元化，但我们也必须拒绝那些错误、不合理或欺骗性的想法。因此，大学教师和学生可以提出他们认为值得进一步调查的任何论点或想法。

然而，拒绝错误的想法和维护知识多样性之间其实存在着一些冲突。萨默斯举了个例子：查尔斯·穆雷访问明德学院时遭遇了大批学生示威。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看过穆雷讨论他臭名昭著的著作《钟形曲线：美国社会中的智力与阶层结构》，也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此后，穆雷的理念——特别是他对智商与种族关系的言论——并未受到欢迎。

因此在我看来，如果穆雷得到了邀请，就应该允许他演讲。但邀请他的明德学院学生也有必要向他们的良知、他们的神以及其他所有人去解释为何他们觉得穆雷的理念还值得考量。

我不赞同萨默斯的一个领域是关于他对精英统治的捍卫。那种认为精英统治是一种纯粹的善的观点，其实忽视了这个术语的出处，是社会学家迈克尔·杨在其1958年出版的反乌托邦讽刺作品《精英主义的崛起》中造出了这个词。

萨默斯感叹大学教师现在正被“训练成认为说‘美国是一个充满机会之地’或者‘精英统治是件好事’有错甚至是种族主义言论”。但这些言论是否令人反感要取决于其所在的上下文。鼓励有前途的年轻人努力工作是很好的，但是我们所拥有的精英统治其实是个不可信赖的个人价值仲裁者，因为它极度歧视对于那些并非出于自身过错而不能达到其成功标准的人。

可以肯定的是，大学应该是交换和判断思想，以及用新的论据和证据来改变人们想法的安全空间。萨默斯认为“避免引发短期心理不适的自由主义教育是一个失败”，但他的错误在于没有承认有些学生感到强烈不适的原因是感觉自己似乎不适应。

作为发言和辩论的社区，大学极易受到恶意搅局者的干扰，这就是为什么萨默斯正确强调的文明状态必须得到维护。此外，校园动荡常常被认为是社会变乱的预兆。对此萨默斯引用了历史学家里克·佩尔斯坦的话提醒我们，里根总统在20世纪60年代实现政治崛起的部分原因，是他敢于和当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抗议活动“对着干”。萨默斯怀疑校园激进主义将再次兴起，而“其政治影响将和当年一样”。值得怀疑的是，特朗普或许正指望这一点。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2017，编辑：许瑶，审译：熊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