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拉尼克是个“混蛋型”创始人，也是一个梦想家，没有梦想的公司是不会伟大的。也许卡拉尼克会像当年的乔布斯那样，再造自我之后重返CEO岗位

文/ 本刊记者 房宫一柳 张珺编辑/宋玮

2017年6月13日，就在特拉维斯·卡拉尼克（Travis Kalanick）发完致员工信，宣布无限期休假的第二天，他收到了来自公司五位投资方联合撰写的信件。这封信声称Uber领导层需要变革，而变革首先要做的就是请求卡拉尼克辞职。

一周后，6月21日，这位创立并领导Uber八年的CEO主动宣布辞职。卡拉尼克在董事会的席位保留。他在声明里说道：“我爱Uber超过任何事，在这个我痛苦的时间点上，我决定接受投资人的辞职要求。就此，Uber可以继续生长而非陷入混战。”

这次辞职风波来得突然。从业务上，这家公司看上去一切顺利，并且正处于扩张期，其依然是全球最大的共享出行公司，也是全球估值最高的未上市公司。就在去年此时，Uber刚刚完成G轮融资，获得700亿美元的高估值。

而根据Uber披露的2016年财报数据，2016年第四季度订单总额比上一季度上涨28％，至69亿美元；收入29亿美元，比上一季度增长74％；亏损9亿元，同期只增加了6.1％。Uber盈利增长速度已超过亏损速度，目前其还正向着全球第500个城市扩张。

这次辞职风波又早有征兆。在过去半年中，Uber和卡拉尼克个人频繁爆出丑闻，公司董事会和公众一起，不断对卡拉尼克提出质疑甚至“讨伐”。因此多数评论者认为，卡拉尼克最终离职是因为迫于董事会的压力。

任何一家创业公司在公司规模和业务复杂度升级后，都要面临如何调整公司文化、如何管理内部、如何对投资人负责、如何保持生命力等多重问题，但像Uber这样通过撤换创始人来解决问题的并不多见。据《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接近Uber的硅谷人士表示，卡拉尼克并非没有选择，他是在被动的环境中，主动选择了退出。

成败皆因Hustle文化

一年前，是Uber最风光的时刻之一。2016年6月2日，Uber宣布完成G轮融资。这笔35亿美元的融资来自沙特主权财富基金（Public Investment Fund）。《华尔街日报》称这是全球私营企业获得的最大单笔投资。此时的Uber成立不过七年，就已经凭700亿美元的估值成为全世界估值最高的未上市公司。

但仅仅半年后，Uber就从改变世界的明星公司，变成民众大规模讨伐的对象。

2017年2月，前Uber工程师苏珊·福勒（Susan Fowler）发文讲述在职期间被公司管理层性骚扰但申诉未果，此后《纽约时报》、《彭博商业周刊》等多家媒体跟进揭露Uber性骚扰和性别歧视的内幕。几乎同时，卡拉尼克加入特朗普顾问团，引发了20万人卸载Uber，当周订单数减少10％。

这还只是噩梦的开始。2月，Google旗下的自动驾驶技术公司Waymo起诉Uber盗取商业机密。3月，《纽约时报》曝光Uber采用Greyball技术，欺骗执法部门。5月，印度女乘客被爆遭Uber司机强暴。

管理层也开始动荡，包括Uber人工智能实验室负责人加里·马库斯、无人驾驶汽车团队黑客查理·米勒、Uber产品增长副总裁艾德·贝克在内的多位高管离职。

加入公司未满一年的Uber总裁杰夫·琼斯（Jeff Jones）离职时发表声明说：“我在Uber所目睹和体验的，都有悖我职业生涯中孜孜以求的信念和领导方式。我再也不能继续在这家公司任总裁了。”

这个声明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在投资人和董事会眼里，Uber丑闻缠身的根源，与公司文化和创始人卡拉尼克直接相关。

苏珊事件曝光后，Uber董事会聘请了美国前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Eric Holder）及其律所调查。这次调查访问了200多位Uber员工，耗时四个月，调查报告的第一项建议就直指卡拉尼克：审查并重新分配CEO卡拉尼克的职责。

“什么样的创始人塑造什么样的公司。没有卡拉尼克，就没有Uber在共享经济的历史地位,他功不可没。”硅谷资深投资人徐皞说，“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硅谷圈内人士也一直知道卡拉尼克是个‘Asshole’（混蛋）型创始人。”

极具攻击性（aggresive）——多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人士用这个词来形容卡拉尼克。一位曾接触过他的中国互联网公司高层人士称他狂妄、好斗，这导致公司四面树敌。

他告诉《财经》记者，卡拉尼克相当强势，他在2014年下半年来到中国，一见滴滴就说要投资，而且要占比较大的股份。他称，如果滴滴不接受投资，Uber就威胁入华直接进攻滴滴，这让滴滴也非常焦虑。

一位优步中国前高层员工则告诉《财经》记者，卡拉尼克警惕性非常强。在他的领导下，公司文化过于狼性，这非常容易引起内部和外部的冲突。由于卡拉尼克的这种个性，他和身边人的关系也处理得比较糟糕。

该名高层人士说，卡拉尼克来中国时，所有的安排都要他说了算，包括见什么人不见什么人，他都要自己一一敲定。“(卡拉尼克)说话比较冲，话多且控制欲强。他是唯我独尊的风格，和小扎那种文质彬彬的极客差别太大。”上述中国互联网公司高层人士说。

然而这种极具战斗性和攻击力的个性，正是早期Uber所需。“它要反对传统的出租车行业、传统的监管部门，甚至传统的工会组织。”上述优步中国前高层人士对《财经》记者说，“这种狼性确实也是生存前提之一。”

卡拉尼克非常重视公司的价值观，他曾亲自撰写“14条核心价值观”。一位优步中国前员工说，每次发言卡拉尼克会给员工反复灌输核心价值观，其中提及最多的是“Always be hustling”（激流勇进）。

然而，“Hustle”这个英文单词暗藏玄机。释义有“推进”和“争取”，也有“诈骗”和“强夺”。

2014年，卡拉尼克一面迅速推进Uber在美的扩张，一面建立起专职的“游说程序团队”。他们设计出邮箱程序，方便乘客和司机向政府发邮件为Uber请愿。他们开发出自动投票软件，向由政府发起的Uber调查投票。

这也是2015年纽约市长尝试限制Uber数量，但最终失败的原因。2017年4月，Uber还被爆通过间谍程序，从竞争对手Lyft手中抢夺司机。

对管制者声东击西，对敌人寸土必争，卡拉尼克本人的狼性已深深渗透进公司的血液中。“我认为Uber在Hustle的文化上走太远了。”一位曾在Uber总部短暂就职的员工告诉《财经》记者，Uber鼓励员工加班，互相竞争，甚至为了结果去拼命——这在硅谷非常罕见。

同样罕见的是Uber的人才管理方式。Facebook、Google等硅谷公司都以“人性化关怀”为价值观，吸引一流人才加入。而卡拉尼克则在公开场合说：“我只对股东负责，没必要对员工很好。”

一位资深硅谷人士告诉《财经》记者，曾有多位Uber员工告诉过他，他们能在财务上取得理想的回报，但却感受不到卡拉尼克对他们的尊敬。“员工留下来只是因为收入高，外加这是份改变世界的工作。”

2017年3月，《卫报》在深入研究了硅谷人才圈之后发文指出，“Hustle”导向的文化已经让Uber的就职经历成为雇员简历上的一个污点。

与此同时，Uber管理层已几近中空。目前其没有总裁、CEO、COO、CFO和CMO,负责工程技术、通信与政策、海外业务、无人驾驶的高级副总裁职位空缺。前希拉里竞选团队多样性主管本娜德·科尔曼（Bernard Coleman）在1月加入Uber后透露，63％的高管没有管理岗位经验。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Uber的‘萧何’就是卡拉尼克领导下的公司文化。”徐皞总结。

投资人为何驱逐卡拉尼克

一位接近Uber的硅谷人士告诉《财经》记者，驱逐卡拉尼克不仅是当下丑闻的危机公关，也可能引发一场大清洗，目的是让Uber顺利完成IPO。

“投资人不是道义仲裁机构，关心的还是投入和收益。”徐皞说。《洛杉矶时报》在卡拉尼克辞职后评论道：“投资人没有支持创始人的领导，反而驱逐创始人的行为是非常罕见的。但Uber的特殊性在于，这一票（IPO）成功了就可以享用一辈子。”

卡拉尼克曾多次公开表示不希望公司上市。就在2016年接受CNBC采访时，他还明确表示在他的任期内不希望看到公司上市。

就美国股市情况来看，留给牛市的时间不多了。从2009年到现在，基准股票指数涨了249％，牛市已维持了96个月。根据独立研究咨询机构CFRA（美国财务研究分析中心）的数据，“二战”后牛市时间最高纪录是1990年的秋天到2000年的早春，一共113个月。牛市过去注定是熊市，投资人需要赶在这个时间窗口期，保证以高估值上市退出。

受到负面消息的影响，2017年4月Uber在私人股票交易市场被投资者看跌，股价跌幅15％，公司的估值也下降至500亿美元。为了维持高估值，Uber势必经历一系列改革。

从团队来看，公司需要拿出一个稳定且经验丰富的团队，保证公司上市后正常运行。投资人认为卡拉尼克是完成这个目标的阻碍。

卡拉尼克也是搭建新管理团队的阻力。从2017年3月，董事会就在寻找COO，一直未果。《洛杉矶日报》指出，只有CEO下台，Uber才能顺利找到新的领导者。“这毕竟是一个拥有庞大员工数量和用户数量的公司。关于卡拉尼克的局势明朗后，新的领导人位置才会不那么尴尬。”

同时，Uber持续烧钱也让投资人倍感压力。烧钱来自两方面，全球化扩张中的补贴和Uber技术研发。

一方面，Uber已覆盖72个国家的400多座城市，对手众多：印度的Ola，东南亚的Grab，美国的Lyft及欧洲的Gett。在中国的失败让Uber损失惨重，但Uber继续用补贴的方式在其他地区血战。一位国内网约车行业人士认为，Uber全球化战略可能是投资人对管理团队最大的质疑。

另一方面，无人驾驶研究还深陷诉讼困境中。Google状告Uber无人驾驶负责人在离职Google时窃取了相关技术机密。打官司期间，Uber已经失去了无人驾驶研发的先机，而且被迫开除了无人驾驶负责人，无人驾驶团队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

无人驾驶汽车并不会在IPO时改善其经营业绩，大量的投资可能会让公司上市期间的业绩更加难看。因为在IPO期间，Uber可能要被迫调整它的长期研发投资，这些投资会影响到公司短期内的现金存量和股价。这也是卡拉尼克不愿意看到的。

事实上，卡拉尼克的离开并未对Uber IPO有太多的打击。德意志银行欧洲、中东和非洲企业与投资银行业务主管阿拉斯戴尔·沃伦（AlasdairWarren）6月21日向CNBC表示，虽然卡拉尼克辞职了，但该公司的IPO前景仍然“极好”。他说：“当企业要上市的时候，市场一定会对此有非常强劲的需求，毫无疑问，这会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交易。”

卡拉尼克是否必须走

实际上，董事会无法轻易罢免卡拉尼克。

根据《纽约时报》2017年6月12日的文章，在解除CEO的事项上，Uber董事会按简单多数决策。而卡拉尼克在董事会有着超过半数的支持者。

Uber董事会11个席位中，有4个空闲席位。在剩下7个席位中，卡拉尼克加上他的支持者能占到4票。他们分别是卡拉尼克的两位心腹，联合创始人及董事长加勒特·坎普和Uber首位员工瑞恩·格雷夫斯，以及卡拉尼克的发言人阿里安娜·赫芬顿（Arianna Huffington）。

事实上，董事会没有解除CEO的意愿。2017年3月，董事会成员阿里安娜·赫芬顿在媒体电话会上已被问及“卡拉尼克是否会离职”，她的回应是：“这不是一个值得讨论和我们希望看到的问题。”

这一次CEO辞职是由投资人与CEO本人直接对抗的结果。《华盛顿邮报》指出，每一位董事会成员，都收到了由最大股东Benchmark资本合伙人比利·盖里发起的联名劝退信，但没有一个人签字。比利·盖里也曾在董事会期间，尝试说服一位董事会成员与他一并提议解除CEO，但最终没有成功。

有一个可能是，在投资人施压和舆论压力下，卡拉尼克两位心腹或许已出走卡拉尼克的阵营。前者在卡拉尼克辞职前一天，在Medium博客上发表文章，暗示公司正在“寻找新的高层团队”，以及“公司确实应该停下来改善领导和文化”；后者卷入苏珊·福勒性骚扰事件自顾不暇。

还有一个可能是，卡拉尼克在被动的环境中，主动选择了退出。

《华盛顿邮报》评论说，当大股东带头表达对卡拉尼克的不信任时，接下来卡拉尼克要想招募团队和继续融资，都将变得极为困难。卡拉尼克自己或许意识到了这个现实。“他不是没有选择，但卡拉尼克从今年开始意识到，需要且必须做出些改变了。” 徐皞说。

6月12日，在宣布休假的致员工信中，卡拉尼克写道：“我们走到了什么地方，又为何会走到这一地步，这些都是我的责任。当然，很多事情值得骄傲，但也有很多事情需要改善。如果‘Uber 2.0’想要取得成功，那么我最重要的事情便是要建立一个领导团队。如果我们要做好 Uber 2.0，那么我就要先做好‘特拉维斯 2.0’，成为一个公司需要、也值得你们拥有的领导。”与其说这是一份声明，不如说是一份检讨。

此外，即使对于好斗的卡拉尼克，6月也不是战斗的时候。6月初，在一场划船事故后，卡拉尼克的母亲去世，父亲重伤。《纽约时报》称卡拉尼克正在“巨大的悲伤”中。“大家应该感谢卡拉尼克，他在那么短时间内创造一个奇迹。现在他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休息是应该的。”和米资本创始人谷懿对《财经》记者说。

Uber如何走出困境

“Uber董事会一直在找一个有成熟的大公司管理经验的人。”丰元创投管理合伙人李强歌对《财经》记者说。

现阶段的Uber正处于稳定扩张时期。Uber在北美网约车市场仍然占据77％的主导地位，尽管由于丑闻等因素份额下滑，但Lyft在短期内仍无法赶超Uber。

李强歌认为，从短时间来看，一个经验丰富的职业经理人或许能带领Uber走过混乱的过渡期。现阶段的Uber，稳定性比扩张性更重要。创始人在这段时间内反而没有太大的价值。

“Uber确实创造了一个新的商业模式，也造福了很多人。但需要有人去弥合各种裂痕的时候，卡拉尼克显然不是这种人。”上述优步中国前高层员工说。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秦志华说，Uber要按照卡拉尼克选择的方向走，但不能按照他习惯的方式走。在公司逐步成熟的转型期间，卡拉尼克从船长位置上退下来，是一种合适的选择，可以把变革领导权交给对转型理解得更深刻的人。毕竟，卡拉尼克的管理风格不是这次变革的动力，而是变革的对象。

然而，长期而言，职业经理人并不是Uber高估值的保障。

一位接近Uber的硅谷投资人在朋友圈里发表评论说：“董事会为Uber IPO做准备，会攒一个光鲜体面的团队，但不是由创始人带领的团队不会走得很远。只能说资本家们在美国‘政治正确’环境下太短视了。”

这反映了一个普遍现象，职业经理人的决策是短期行为，看起来可能正确，长期可能错误。创始人决策看得更远，可能短期来看或许错误，长期来看正确。

“比如，Facebook估值很高时，扎克伯格拒绝了邀约。现在看来不卖是对的。与之相反的是Yahoo的管理层。”李强歌说。进一步增长还是要靠创始人，或者卡拉尼克这个类型的人：一个思维比较开阔，能打破现有格局的人。如果找一个管理上厉害，没有足够创新的人，“这个公司基本到头了”。

秦志华认为制度的建立是这一切的核心。无论是谁来领导公司，最基本的还是要将决策程序规范化，即以什么程序、按什么方式来约束决策成员的权利。一个成熟的公司体制是靠规则运转的，而不是CEO本人的个人影响力。

一家真正伟大的公司，公司生命线都是长于创始人本人任期的。比尔·盖茨作为微软的创始人，早在2008年卸任，甚至在2014年卸任了董事长职务。从2008年开始，微软经由两位CEO接任走到今天，仍然保持着持久的生命力。

值得注意的是，卡拉尼克还将继续保留董事会席位，参与公司重大决策。他的前瞻性见解也将继续影响管理层。

硅谷创业者和投资人也纷纷呼吁，希望有一天卡拉尼克重回CEO岗位，继续带领这个伟大的公司。

回想当年乔布斯因“不会管理”而被苹果董事会放逐。离开苹果公司后，他带着苹果时期未完成的创意，创建了另一个电脑公司NeXT，结果产品一塌糊涂，这让乔布斯意识到什么是真正为用户服务的产品。而在皮克斯（Pixar）带领团队过程中，乔布斯学会了管理。

十二年之后回到苹果时，乔布斯只是“顾问”的身份，但这十二年的学习已经让他成为了合格的管理者。随着与董事会相互信任的重建，乔布斯才得以重回CEO岗位。卡拉尼克要重回Uber，或许并非短时间内可以实现。

卡拉尼克在辞职信中写道：“无论什么情况，我都在Uber身后，推动Uber成为我们梦想中的那样。” 太多人骂他是个混蛋，很少有人记得他仍是个梦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