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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反思的维尔纳

本文来源于《财经》杂志 2017-08-22 14:21:42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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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彼得·西施罗夫斯基

身为有罪者的儿子和无罪者的父亲,我就像连接有罪者和无罪者的一个中间环节,我感到有义务给无罪者一个机会。有罪者已经有过机会了。我们是感到内疚的一代人。或许我的女儿们有一天会为我感到自豪,不仅因为我是她们的父亲,而且因为我是一个正派的人,也许她们还会把我当作她们想竭力仿效的人。这与我和父亲的关系真有天壤之别。

有一次父亲回家休假,趁祖父不在家去看望他母亲,他在那里发现了反纳粹的传单。祖父总是马马虎虎,东西到处乱扔。他没有因为粗心大意而很快惹上麻烦简直是奇迹。不管怎么说,父亲在他母亲家里什么也没说。但是第二天,祖父被捕了。一直过了很长时间,战争结束很久以后,他才对他母亲承认是他告发了祖父。

祖父对我原原本本说了一遍,他很平静,没有仇恨、没有责备,也没有痛苦。祖母则激动得多,她不断插嘴说:“我的亲生儿子,谁能想到干出这种事。”然后他们俩几乎吵了起来。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们争吵。但是祖父为父亲找借口。他尽量向我解释当时的情况,以及父亲的处境,他根本不听对父亲的批评。

我简直要垮了,一句话也没说。不知怎么,我不能理解这一切。一个人告发另一个人,而他们是一家人。那一天我发现很难正视祖父,好像我对父亲的所作所为也有一份责任,替他坐在那里,充满耻辱和内疚。我唯一想做的就是回家,当面问问父亲:“你怎么能对我做这种事?”是的,对我。从此以后,我和祖父在一起,再不会那么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了。

当我终于以我所得知的一切面对父亲时,他用那双疲倦的眼睛看着我,然后起身离开房间,此后我再也没有提起这事。父亲根本没有能力谈论这事,因为他无话可说。他只会说几句关于天气和食物的话。每当谈话涉及到政治,他就住口,母亲也一样,她其实是个很爱说话的人。这是一面我无法打破的墙,也许我也不想打破。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明白我不会太过分。他们俩显然商定对某些事缄口不语。即使父亲不在家时我问母亲,她也只会说:“没有用,维尔纳。饶了我们吧。如果你想逼他,他会变得更沉默。”于是我只好这样了。

高中毕业后,我继续学习社会学和政治学。我从祖父那里受的教育当然被证明是非常宝贵的,20世纪60年代的学潮对我来说并不突然。我参加了托派组织、示威游行、散发传单,向一些无名的杂志投寄政治文章。我们决心使工人和革命学生实现历史性的联合。遗憾的是,我们想解放的受压迫的群众对此不感兴趣,我们去工厂时,他们还打我们。

如今20岁的青年当然大都不是右翼分子,绝大多数也肯定不是新纳粹。但他们对于抵抗运动持怀疑态度。反抗国家似乎是卑鄙的、肮脏的。似乎今天的年轻人害怕有一天他们可能要保卫自己。有的学生甚至对我提出控告。他们不想听一个共产党人授课,他们觉得那不够客观。问他们为什么认为我是共产党,他们说我总是强调共产党在抵抗纳粹运动中的作用。他们不愿接受这一历史事实。就在同一个研讨会上,我们还讨论了那些被处决的抵抗战士,即20世纪50年代被斯大林主义者杀害的抵抗战士,他们根本不管这些。

但也有一些人,他们想了解一切。他们课后找我,请我给他们推荐书籍。他们决心埋葬过去。他们给了我希望,使我想起我作为连接环节的作用。我有幸在幸存者中长大,这一殊荣迫使我将我知道的一切讲出来,传下去。

我当然知道我是一个党卫军的儿子,我的家庭在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罪行中起了直接的作用。直到很晚我父亲才脱离党卫军,自愿上前线。我认为这无法抵消他在此之前所做的事情。我一想起他曾告发自己的家人,仍会感到烦恼。

但无论如何,我们家人不同的命运也反映了20世纪德国的特点。一个祖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另一个祖父成了共产党;父亲是党卫军军官,他告发了自己的继父;儿子认为共产党祖父是他的榜样,成了一名左派——历史变化无常,令人不可思议。

(本文摘自该书第十四章,略有删改)

【作者:彼得·西施罗夫斯基】 (编辑:林辰)
关键字: 维尔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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