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强

2017年6月16日，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在家中去世，享年87岁。世界无数媒体编辑和作者度过了一个难熬的周末；德国现总理默克尔也推迟了原定前往梵蒂冈的访问行程，临时发表悼念讲话，讲话充满感恩。即将迎来大选的德国政坛，似乎因为科尔的去世又增加了一些不确定性。

对整个欧洲来说，如果幸运，科尔的去世也许像按了暂停键，人们有可能重新思考科尔的政治遗产，面对错综复杂的现实政治，学习科尔在柏林墙一侧历史性的演讲时刻，作出今天的历史决断。

历史决断

从1982年到1998年，科尔连续16年担任德国总理，超过战后第一任总理阿登纳，也超过他的前任施密特，创造了德国战后最长的总理任期纪录，也因此被后人铭记。不过，到他政治生涯后期，各式取笑他的绰号满天飞，德国选民已经厌倦了他的面孔，难以继续忍受他和基民盟的保守主义官僚作风。欧洲的“第三条道路”也在科尔身后，随社民党人施罗德上台而在德国开启。

可是，如此漫长的连续执政，很容易遮蔽1989年柏林墙倒塌前后科尔所作的历史决断，尽管在今天的中国人印象中，推动两德和平统一可能是对他唯一最重要的记忆。他的历史决断，极富想象力地结束了冷战和东西方对峙，也以一种近乎大胆、鲁莽的方式开启了一个未知世界，为他身后的德国和欧洲都留下了今天也难以面对的议题。

如果回溯历史，便知这一所谓历史决断绝非易事。对绝大多数留在历史中的英雄人物来说，他们往往终其一生都在等待，然后抓住了关键的历史时刻，并且适当地采取了正确、勇敢的行动。在乏味、动荡和惊悚并存的20世纪80年代冷战的高峰岁月，没有什么人能够预见到柏林墙的倒塌和冷战的结束，更无人做好准备迎接这一历史时刻。但科尔在关键时刻展现了政治家的勇气，决定以和平方式接受人民的选择。

1989年11月9日，东柏林人民蜂拥穿过柏林墙的那一天，科尔正率一代表团在波兰华沙。在与波兰总理马佐维耶茨基进行了一轮会谈后，反对派领袖瓦文萨到达迎宾馆，与科尔开始了一段紧张不安、气氛微妙的谈话。瓦文萨担心柏林墙的倒塌最终会把激烈的革命洪流带入波兰，使波兰再次沦为历史牺牲品。对于不在柏林现场的科尔来说，最大的担心则是身在波兰的晚宴可能意味着“在错误的时间、坐在错误的地点”。然而，他在晚宴上与马佐维耶茨基达成的共识，却为历史所肯定。波兰问题的解决，包括“被驱逐者”问题进入两国政治声明，为德国的统一乃至冷战后欧盟的东扩都奠定了和平基础，既为统一消除了来自波兰的疑虑，也就是在勃兰特的和解之后真正从政治上确立了德国统一的东部边界，也将波兰的民主转型并行到德国统一的进程中，而且，这是在一个“共同的屋檐下”。

1989年的12月19日，科尔在东部城市德累斯顿圣母教堂遗址前，面对数万激动的东德公民发表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讲话。他小心翼翼地避开任何民族主义的修辞，而以类似《九十五条论纲》的方式阐述了对两德统一的看法。他说，“如果历史的时间允许的话，我的目标仍然是实现国家的统一。德国这间屋子，是我们的屋子，必须建在同一个欧洲的屋顶下。这必须是我们的政策目标。”将德国统一和冷战后的欧洲局势置于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这是科尔最伟大的贡献。当他以壮硕的身躯发表完演讲，然后被媒体称之为“巨人”之后，一个以核心欧洲为主导的新欧洲诞生了。以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1998年启动东欧国家加入欧盟谈判为标志，他在余下的所有时间中都致力于这一进程。

政治遗产

但是，与之对比的，却是1989年民望如日中天的社民党领袖拉方丹，对统一犹豫不决，认为德国还没有做好准备，代价巨大超出西部的承受能力。社民党也因此错失历史机会，拉方丹本人在翌年大选失败后不得不一度退出政坛。他们上一次犯错还在第一次大战：拥护了战争，并在战后错失革命，暗杀了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却只维持了短暂和脆弱的魏玛民主，最终遭到纳粹的反噬。类似、却更荒唐的反对声音还来自英国的保守党，撒切尔首相在科尔的德累斯顿演讲后径直批评，认为科尔的讲话充满了“大国的妄想”。似乎，今天英国的脱欧，也在那一刻埋下了分裂的种子。

更深刻的分裂，其实来自东方。波兰作家安德烈·斯塔西尤克在2003年的《南德意志报》上提醒德国公众，他们在打开门户后，等来的将是野蛮人，“未来十年或许可以作如是观：吉普赛人将驾着他们的大篷车来到香榭丽舍并扎下营，保加利亚的骗子将出现在柏林的裤裆大街玩弄欺诈的把戏……”

在科尔逝去的今天，情形可能还更为严重，来自叙利亚和北非的难民正在更为混乱地加剧这一分裂。但是，一向拙于言辞、南部口音浓重、与媒体关系不良的科尔所做的一切，却得到了来自左翼的哲学家哈贝马斯背书。哈贝马斯先以宪法爱国主义称赞德国的和平统一模式。他说，传统的民族国家认同乃是基于文化群体的亲近感，而对于现代人，公民们要和平共存，“其原则之所以获得所有人的认可，是因为它们符合所有人的相同利益……每个人都可以要求任何人尊重他的自由和平等。所有的人都享有同等的保护和尊重，他们作为个体、作为种族和文化成员及作为政体成员（公民）都具有不容侵犯的尊严”。

在这个意义上，科尔的历史决断超越了左和右，还超越了“冷战旗手”的撒切尔夫人和社民党对统一的犹豫，以德国统一示范了新欧洲的可能。

“特殊的普通人”

只是，他卸任后伴随着政治捐款丑闻，其人格魅力和历史地位被打上了问号。《明镜》周刊近日发表的纪念文章，标题便是“黑色的巨人”。

科尔至死也没有说出几百万马克政治献金的最终去向，而他的昔日战友在献金丑闻后陆续与他保持距离，他的第一任妻子也在2001年自杀，儿子华特在他生前宣布与其断绝父子关系，科尔的晚年在孤独中度过。不过，进入21世纪后，随着公众对政治丑闻的淡忘，人们愈加缅怀他对冷战终结和德国统一做出的特殊贡献。

其实，如果论政治才能，相比他的前任施密特——后者被誉为几乎所有领域的专家，富有高超的政治平衡能力和技巧——科尔的阶级出身和教育都算平庸，他的普法尔茨口音和“巨人”身材一直都是大众的取笑题材。但从青年时代起，科尔便展现出出众的政治天赋和高远的政治理想。德国结束占领的戒严状态后，刚刚加入基民盟的科尔即以时任总理阿登纳为榜样，以争取未来出任阿登纳秘书为理想。这一“青年团”上升路径，使得科尔可能维系超长的政治生命。从1973年竞选成为基民盟主席后，科尔在长达25年的时间中，多次蝉联党主席，直到1998年辞去此一职务。另一方面，也让他敢于在统一后即挑选和培养来自东部的年轻人——默克尔，后者同样从基民盟的青年工作开始，踏入政坛，最终接班。在基民盟党内，很长一段时间，默克尔都被戏称为“科尔的小姑娘”。默克尔不仅如同科尔那样长期执政，而且在叙利亚难民问题上，再次表现出科尔式的历史决断姿态。

当然，科尔政治决断的另一面，也是造成他晚年政治孤立的因素，这很大程度上都源自他的性格。科尔习惯于把政治关系分为三类：盟友、敌人和无关紧要的人，并以对敌睚眦必报、对友投桃报李的态度处理党内外乃至国际关系。这几乎就是寻常平庸的政治人格，就像科尔的传记作者所描述，他和其他普通德国人的智力兴趣并无不同，从公共图书馆借阅的书大同小异，每年去固定的奥地利乡村度假，在办公室里放有一柜观赏鱼，等等。所不同的，对权力的本能维护和坚定信仰造就了他成为一个“特殊的普通人”，能够为公众所理解，也能在重大的历史决断时刻理解公众并得到他们支持。

这或许也是战后德国平民政治最终胜出，取代战前贵族政治和精英政治的产物，连默克尔也同样继承了政治风格的平民化，以服饰朴实和发型老套著称，与核心欧洲的伙伴——法国政客身上无法消除的奥尔良风格形成鲜明对照。如此，才能理解欧洲政治的世俗化和平民化已经在何种程度上突破了中国思想家所沉浸的保守主义和进步主义的区分。

甚至，如此才能理解科尔对中国长期以来的平民化政策——也就是高度实用化的立场。科尔在州长任内，就推动了特里尔－凯泽斯劳滕工业大学的创立，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工业主义者；在总理任内，则推动了大众公司在上海落地，以实用、高底盘的桑塔纳代表的国民车建立了中徳经济的紧密联系。不能不说，科尔的政治勇气和政治现实主义确实超乎寻常政客，堪称历史“巨人”。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