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新区将以高端制造为先导培育创新生态系统，进而打造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
文/本刊记者 降蕴彰编辑/王延春
雄安新区地处华北平原，距北京、天津各100公里。高速只有1小时车程。首都新机场即将建成，未来的机场快轨也将通往雄安新区。
未来五年，河北省将投资6000亿元构建交通圈，将有多条高铁经过雄安新区。6月19日，河北省发布的“十三五交通规划”图透露出该信息。半月前，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组长、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徐匡迪也曾表示，雄安新区将建成高铁的重要枢纽，届时从雄安新区到北京只需41分钟。
“雄安新区规划方案预计9月底将提交中央审议。”《财经》记者获悉，除了雄安新区总体规划外，由国家发改委牵头，与雄安新区总规划配套的起步区控制性规划、启动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规划等的送审稿，也将陆续上报决策层。大约五年后雄安新区的核心区有望初步落成。
河北省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告诉《财经》记者，与北京、天津相比，过去国家对河北的支持力度偏弱，加之京津两地对河北的虹吸效应，使得河北与天津、尤其是与北京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现在中央建立雄安新区，就是在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同时，着力补齐河北发展短板，培育北方区域新的增长极。
显然，京津冀要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雄安与通州作为“两翼”将带动京津冀交通圈互通，进而形成产业融合联动。雄安也将配合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成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改善河北省的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成为全国创新驱动发展的经济增长极。
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理事长肖金成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雄安新区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新区，起步之初就要加强同北京、天津、石家庄等城市的融合发展，特别是要与北京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在功能上有所分工，实现错位发展。“建设雄安新区应该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推广PPP合作模式，吸引更多的创业者和中小企业参与到雄安新区建设中。”
目前，各界对建设雄安新区怀有各种猜想：雄安新区是否走深圳、浦东的发展模式？雄安新区将会发展哪些产业？雄安新区产业是否有利于带动京津冀钢铁、制药、汽车制造、纺织等产业的转型升级？雄安新区的发展如何避免被房地产“绑架”？
河北省社科院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璐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雄安新区与深圳、浦东从国家战略意义上讲有相似性，但是发展阶段、模式和区位完全不同。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所所长、京津冀协同发展智库负责人黄群慧表示，雄安新区是京津冀新的经济增长极，新区产业总体思路是以高端制造为先导培育创新生态系统，进而打造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
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REITs(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课题组组长、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理事长孟晓苏说，雄安新区走新型城镇化之路，不会走被房地产商“绑架”的老路。
布局产业联动
雄安新区远期规划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比深圳、浦东都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张军扩认为，除了疏解非首都功能，雄安新区还担负着培育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补齐河北发展短板的重任。
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升为国家战略已经三年有余，但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一致认为，在产业转移与产业转型升级方面，京津冀协作还只停留在表层。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城市规划中心主任方创琳曾带领团队对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年来的情况进行调研，结果显示，京津冀在交通、污染防治两方面的协同较高，而在产业协同方面却明显偏低。三地之间产业转移存在“甩包袱”和“接包袱”的关系。
北京市政府发布的京津冀协作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2月，中关村企业已经累计在津冀两地设立分公司、子公司5849家，其中在河北设立1822家分公司、1708家子公司。不过，陈璐告诉《财经》记者，北京转移至河北的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类企业有限。现在中关村在河北设立的3500多家公司，其中有一些其实为“皮包公司”，对当地的产值、税收、就业等所起的作用微不足道。
陈璐表示，在京津冀产业转移中，河北方面更希望承接一些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等产业，这样既可以提高税收、减少污染，又可以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这将有助于推动河北的产业转型升级，同时也缩小河北与北京、天津之间的差距。
中央决定在河北设立雄安新区，而且明确下一步重点承接一些从北京疏解出来的央企总部、金融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目前外界最为关注的是雄安新区将重点发展哪些产业？雄安新区现有的产业和企业如何转移？
在产业选择、产业定位方面，黄群慧认为，雄安新区应该以高端制造为先导培育创新生态系统，进而打造高端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为主导的现代产业体系。制造业可以吸引和集纳创新要素，代表产业方向，前后关联度高，有利于培育京津冀新的增长极。具体来说，符合这些要求的主要是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制造。
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副组长邬贺铨表示，现在河北的产业结构偏重，与北京的高科技产业有明显差异，很难承接北京、天津的高科技成果转换，导致“中关村的科技成果转移到珠三角、长三角的是转移到河北和天津的两倍”。现在中央已经明确要把雄安新区建设成为“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行区”，未来将重点打造智慧城市、高新高端制造、生态等三大产业。高新高端制造业包括汽车电子与车联网、人工智能芯片与软件、网络与信息安全产品地智能制造软件、生产性服务业、生物制造与基因工程等。
邬贺铨预测，到2020年，中国车联网、汽车电子市场将达到上万亿元的规模，中国软件产业规模将达8.8万亿元。未来雄安新区应该重点在此领域开拓。
目前的雄安新区是一张白纸，去年雄县、容城、安新的GDP总和只有210亿元，体量很小，三地的产业也普遍是小、低、散。邬贺铨分析表示，在新兴产业崛起之际，雄安新区的产业不会全部转移出去，也不会推倒重来，主要以产业改造、提升为主。比如，雄县的主要产业是箱包产业，“如果加上物联网，箱包就增值了”。
据《财经》记者了解，河北省政府在促进传统产业转型的过程中，还将在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小企业集聚地，安排雄县、容城、安新三县的企业搬迁时序，力争使企业生产不停顿、市场不丢失、利益不受损、工人不下岗。
探路房地产改革
按照中央规划，雄安起步区面积约100平方公里，中期发展区面积约200平方公里，远期控制区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远期将承载200万至250万人口。雄安新区三县目前大部分是农田，城市开发尚未启动。未来雄安会不会成为一个房地产新政的特区，外界颇为关注。
事实上，从去年6月开始，河北省政府在雄安新区规划区域内，就已逐步实行房屋等不动产、规划、土地、项目、户籍的冻结。以防房地产商借机炒作，导致雄安新区的房价抬高。
4月6日，中央公布设立雄安新区不到一周，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推进会议上提出：严禁大规模开发房地产，严禁违规建设，严控周边规划，严控入区产业，严控周边人口，防范炒地炒房投机行为。
6月6日，徐匡迪院士在“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17年会”上表示，雄安新区的发展绝不能被房地产商“绑架”，要在体制机制等方面改革，为今后中国城市发展尝试走出一条新的路子。同时参会的邬贺铨也对记者说，“很多地方曾出现的房价过快上涨甚至失控的情况，不能在新区重蹈覆辙。”
对于雄安新区将实施何种土地调控、房地产调控政策，邬贺铨提出建议，为防止雄安新区房价过快上涨，国家应建设廉租房、公租房等惠民政策，使年轻创业者有房可住。一些房地产人士预测，未来雄安新区将不允许配建商品房，试行以公租房、廉租房为主的建设模式，没有固定住宅用地，将成为一个租赁型新区。对于这种说法，孟晓苏告诉《财经》记者，雄安新区不会走租赁型新区的路子。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制定与雄安新区功能定位相适应的人口和住房政策，不会重复土地财政老路，将探索房地产改革新路。
4月1日起，河北省对雄安新区人口落户、房地产交易开展严格管控。户籍是按照“全部受理、逐一甄别、公开公示、合规即办”要求办理落户；对所有房地产项目全部实行冻结，严禁新开工项目，并整治违法占地和建房。在一个月内，查处违法违规行为2138起、拆除违建194处，关停了全部176个售楼处和中介机构。5月初，又集中对出租房屋清查整治。
目前的土地制度是政府垄断建设用地的供给，每年各省建设用地由国土部下达规划指标，然后各省再把这些指标层层分解至基层，基层单位或个人必须按规划确定的用途使用土地，地方土地用途转用、权属转变要通过国土部门审批。正是国土部按计划配置、以供定需的思路，推高了国内城市房价。按照现行土地法律，现在土地住宅是实行70年一次性出让的土地批租制。国土部调控和监测司巡视员董祚继建议，应在雄安新区试行土地年租制。他对《财经》记者解释，所谓土地年租制就是实行按年或者3年－5年的短期租赁的方式。
实行土地年租制的房地产模式，既不同于70年产权的商品房，也不同于几乎不支出土地出让金的廉租房或经济适用房，而是支付了相应土地出让金的产权模式，可以发挥土地国有优势，助力雄安新城区建设。
董祚继表示，实行土地年租制一方面可以避免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严重依赖行为；另一方面可以有效降低土地初始取得成本，抑制房地产的投资投机需求，杜绝企业的圈地行为，实现土地增值共享。
对于现在一部分央企、高校准备进驻雄安新区，董祚继提醒，不少央企、高校是以分部、分院甚至合作项目的名义去雄安占据领地，“类似皇帝的行宫，贵族的别馆”，“无功能疏解之效，有变相圈地之嫌”。
体制机制有待融通
下一步雄安新区建设还将面对财税、社保、户籍、医疗等一系列体制机制障碍，这些都是整个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的难题。
河北省社科院原副院长杨连云、河北省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颜廷标特别提到京津冀三地存在税收政策不公问题。虽然2015年6月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对接企业税收收入分享办法》，对京津冀三地产业转移中的税收不公有所改进，会让产业承接地河北获得一些收税机会，但这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财税体制不公平。比如，现在一些北京大型企业将分公司搬迁到河北，但比重占大头的企业所得税仍然要缴纳到北京总部；某大银行在河北设立的分行，现在也是要把大部分税收交到总部所在地北京。这就是业内所称的“总部经济”。北京与河北之间存在的这种税收分配模式隐藏着一些深层次矛盾，无形中对京津冀产业转移设置了一道坎。
陈璐告诉《财经》记者，按照现行政策，国家对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总部在北京的高新技术企业，如果要到河北设立分公司，就必须到河北重新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资格，否则就不能享受15％的所得税优惠。这无形中对京津冀三地的高科技企业转移设置了障碍。京津冀三地企业为此曾联合建议，要求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调整该项政策，但相关部门已经习惯了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和管制，不愿意减少甚至取消行政配置资源权力。
税收政策之外，京津冀三地在医疗、教育、就业、卫生等方面，还存在各种体制机制性差异。山东大学教授盛洪等专家表示，现在央企有80％以上的总部都在北京，这些央企之所以长期以北京为总部，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免费占地。在北京的央企占地都是原来计划时期划拨的，在改革开放以后也没有向这些央企征收过地租。有的央企甚至占据着市中心的高地价区域，到现在也没有按照市场价格付费。
现在“雄安新区总体规划”尚未完成，未来的雄安新区是否能够走出一条区域发展的新路子，打造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认为，雄安新区的建设思路必须区别于过往以天量信贷带动投资进而推动GDP的增长逻辑，这样雄安新区才能成为中国经济与社会转型的破题之作。雄安新区应建立新的地方政府财政金融体系，编制完整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寻求市场化的政府信用评级，并以信用评级为基础，发行地方政府债，以此改变地方政府的投融资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