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强

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按不变价格计算，从1970年到2007年平均增长率是3.15％，期间经历了大大小小五次经济衰退。2008年和2009年美国经历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两年GDP减少了3.0％。随后开始复苏，但增长乏力，2010年到2016年七年间增长率只有2.1％。川普总统多次表示，美国GDP增长可以达到3％或者4％。这个目标可以达到吗？我们先看一下推动GDP增长的要素是什么。

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动力有两个：一个是量的增长，指的是劳动力和资本的增加；另一个是质的增长，也就是在同等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的情况下，产出的增加。质的增长主要通过人均GDP的增长来衡量，靠的是技术创新和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很多经济学家研究指出，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美国人均GDP按不变价格计算接近2％。教育水平的提高和技术创新的投入分别贡献了0.4％和1.2％，其余的增长来自教育和技术创新规模的外延效应（0.4％）。另外，历史数据显示资本规模与GDP 增长同步，对人均GDP影响有限。

下面我们从质和量两方面分析一下制约美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和美国政府可能采取的措施。

一、人口

美国15岁－64岁工作年龄人口在1970年是11700万人，2007年增加到19600万人，37年间工作年龄人口的增长率是1.41％，并且比较稳定。随后工作年龄人口增长率放慢，到2017年5月增长到20540万人，这十年间的增长率是0.45％。也就是说2008年危机以后的工作人口增长率比危机前从量上减少了将近1个百分点。美国工作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在危机后有些下降，但2017年已经恢复到2007年的水平。劳动力在美国GDP中的付出比例是60％。按这个比例推断，美国劳动人口对GDP年增长的贡献在过去的十年里从量上减少了接近0.60％。

在资本充裕的条件下，工作年龄人口数量对GDP增长有重大影响。这在别的发达国家中也能够看到，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1970年到1993年日本人口增长率为0.89个百分点。其经济增长率为4.13％。但从1993年开始日本工作年龄人口转入负增长，每年减少将近0.586％。与此同时的GDP增长率也明显减少，只有0.93％。导致日本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原因有很多，工作年龄人口的负增长是首要原因。

美国解决这个问题的药方是移民。但目前美国民众和川普政府都有反移民倾向，扩大移民在川普执政期间是不可能的。所以人口低速增长造成的GDP减速是川普有能力但没有意愿解决的一个问题。

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中国的工作年龄人口在2016年达到高峰，接近10亿人。随后会进入负增长。这个变化肯定会极大地影响中国GDP的增长速度，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和准备。

二、教育

图1显示了美国过去100多年公民受教育年数增加的情况。公民受教育的年数从1880年出生者的7年增长到1980年的14年。这个增长对美国人均GDP年增长的直接贡献达到了0.4％-0.6％。值得注意的是1945年和1975年的两个拐点。1945年－1950年出生的美国人高中毕业率达85％，大学毕业率达25％。1975年出生的美国人高中毕业率达到了91％，大学毕业率达到30％。这以后高中毕业率达到饱和状态，基本上没有增长。大学毕业率继续增长。但近期数据显示，美国高中毕业生上大学的比例在过去十年没有增长。2016年只有66％的高中毕业生上大学，比2009年的70％减少许多。美国目前进入大学学习的学生毕业率只有59％。据此推算千禧年出生者大学毕业率是91％×66％×59％=35％。如果美国2000年以后出生的人大学毕业率停滞在这个水平，其受教育的年数增长将停滞，对人均GDP的贡献也肯定会减少。2009年以来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与教育年数的停滞有关。

如果美国要增加人均受教育的年数，短期可以靠高技术移民。这是川普政府的移民改革目标。但长期解决方案是提高高等教育普及率，扭转大学入学率减少和毕业率偏低的局面。美国的大学教育还有增长空间，但需要更多的政策和财政支持。大学入学率减少和毕业率低的主要原因是费用高昂，让中下层收入国民不堪重负。这是美国政府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但川普的第一个财政预算显示教育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同美国相比，教育的持续普及和提高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优势和保障。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新出生人口受教育的年数不断增加。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教育年数的增加对中国GDP的贡献应该远超美国0.4％的规模。和美国一样，降低费用，提高高等教育普及率也是中国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三、战争

2001年“9·11”事件和随之而来的阿富汗、伊拉克战争，以及打击“伊斯兰国”的战争，耗费了美国巨大的人力物力。据美国布朗大学沃特森国际关系学院的最新统计，从2001年到2016年直接花费在这些战争中的军事费用高达1.74兆亿美元，再加上国家安全局、伤兵治理、以反恐为目的外援以及借款的利息，反恐战争的费用高达3.7兆亿美元，相当于2001年到2016年每年GDP的1.4％。

美国财政支付战争费用的方法有四种：1.加税；2.拆东墙补西墙，压缩其他开支支付战争；3.借钱；4.印钱。前两种方法属于财政政策，会比较快地拖累经济。后两者属于货币政策，短期内会刺激经济。但不可持久，拖得时间越长，对经济危害越大。反恐战争主要靠第三种方法。

美国联邦政府外债从2001年的1兆亿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6兆亿美元。增加的部分，70％以上用于战争。借钱容易还钱难，如果借的钱，没用到挣钱的地方，那就更难。虽然美国有美元的优势，高悬的国债可以靠印钱来消融。但这个优势不是无限的，也不是永久的，依赖经济的增长来维持。如果美国不能在今后几年内结束反恐，继续依靠增加外债来维持战争，下一次经济危机可能会造成美元贬值和通货膨胀，重创美元和美国的国际地位。

从1776年建国到“二战”结束，除了1861年到1865年的内战，所有美国参加过的战争，美国都是胜利者和获利者。“二战”结束以来，美国虽然输掉了朝鲜战争和越战，但赢了冷战，奠定了其在全球一强独霸的局面。这使很多美国人对战争的危害性缺乏认识，误以为美国能较快地打赢所有战争。在战争中的投入，会有胜利的果实做回报。就连一些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也辩称战争对经济长期看有正面影响，忘记了打赢是前提。对战争的危害性认识不足导致反恐战争扩大到伊拉克，形成今天恐怖袭击越反越多的局面，看不到胜利的影子。特朗普的第一个国家年度财务预算，大幅增加国防开支，想尽快结束反恐战争。但阿富汗、伊拉克战争是请神容易送神难。美国撤离，“伊斯兰国”这样的恐怖组织会兴起。不撤，需要长期战争投入。这种长期没有回报的投入对美国经济是一个巨大负担和累赘，会影响GDP的成长。

和平的国内国际环境，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要素。和美国不同，从1839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49年共和国成立为终，逾百年间中国饱受内外战争的蹂躏，错过多次经济起飞的机会。多少仁人志士，革命百年，所求无非是和平环境下之举国现代化。今日的和平环境和发展成就，是几代人血泪奋斗的成果。我辈应加倍珍惜今天的机会，继续一心一意拼经济，尽快跨入发达国家的经济行列。

四、政策

最近美国“竞争企业学院”（Competitive Enterprise Institute)发表了一份报告，认为奥巴马政府新增的法律严重阻碍美国经济发展，造成 GDP每年减少达6000亿美元。这个数字可能会有争议，但繁多又不透明的法律、规章和制度会严重削弱一个国家的经济是不争的事实。

奥巴马政府新增加的法律、法令，有两个特点：一、量大。美国联邦政府的所有法律条文都要在美国内政部联邦政府公保处注册、登记。从2012年到2016年，条文增加了21％，高达95894页。二、难懂。美国制定法律的权力在国会。在奥巴马政府以前，绝大多数法律国会通过后，法律规定清晰，通俗易懂，政府部门只需要执行即可。奥巴马执政期间制定的两个最重要的法律，一个是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有2300多页；另一个是全民保健法，有1990页。《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很多条文或者大家不懂，或者懂了不知道怎么去执行。这就需要相关的政府部门来解释和执行这些法律。最新统计指出，为执行这个法律，有关政府部门制定的规定有3400多条、22000多页，这些规章条例也很难懂。这里需要指出一点，国会对这些问题负有责任，很多条文国会讲不清楚，却指望政府部门去解释和执行，这是国会渎职的表现。

评价一个政府的法律或政策要从两个角度来观察。一个是对哪一部分人有利，对哪一部分人有弊。另一个要看短期和长期的效应。如果一个政策对大多数人长期有利，这是好政策。否则是坏政策。像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教育部关于变性人使用厕所的规定。教育部自己“立法”，然后以联邦教育经费做要挟，强迫公立学校执行。把一个少数人的问题，变成一个多数人的问题。是一个对少数人有利、大多数人不利的政策，不可能持久。

美国很多国内政策，受政党内斗的限制，往往是治标不治本，避重就轻。很多政策只在短期内对少数人有利。《多德-弗兰克法案》要解决的问题是银行太大不能倒。这个问题是否成立，值得商榷。如果这真是个问题，解决的方案实际上很简单。或者把太大的银行拆小，或者把大银行纳为国有。美国的政客对这个问题要么根本不懂，要么懂了但没有解决的勇气。于是从表面做文章，把法律和政府条文搞得非常复杂，边边角角的修修补补，捆绑金融机构手脚。短期内政客们能对选民有个交代，算是获利者。但这些政策不但浪费了大量社会资金，还减慢货币的周转速度，让许多企业和个人借贷难，阻止了经济正常发展。长期看，可能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

改弦更张，纠正奥巴马政府的偏激政策，是特朗普最可能有作为的一项。由于奥巴马的很多政策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制定的，特朗普也可以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取消或修改。

五、GDP定义和统计方法

现代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概念是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在1934年给美国国会的报告中提出的。当时美国刚经历了近代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迫切需要一个新的经济指标来指导经济发展。库兹涅茨的GDP较好地满足了这个需求。“二战”以后，GDP被西方国家普遍采用，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规模的主要手段。

人类社会从物质匮乏到物质丰富的过程中，GDP反映了一个国家物质经济的发展状况。是一个比较好的统计、丈量指标。但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经济的发展有两个新的趋势：

1.物质生产对生产要素（劳力和资本）的需求在逐渐减少。新技术不但取消、取代旧商品，而且缩减了新产品的制造时间，压低了成本，减少了产品流通所需的空间、时间和周转资金。

2.人类社会处在一个以物质需求为主（有形资产）到非物质需求为主（无形资产）的转变阶段。非物质需求包括各种服务、生活和生产信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分享。物质产业在社会福利中的比例逐渐减少，服务、信息和分享在人类福利中的比重逐渐增加。有些新增的服务价值或福利无法计算，信息和分享以免费为主，也难统计。而物质产品和生产要素的减少却反映在GDP中。

代表新经济的旗手是智能手机。它取代了十年前的计算机、计算器、电话机、照相机、手表、录音机、唱片机、导航仪等等产品；取消了CD、DVD等传媒产业；重创了书籍出版业。它在‘创造性毁灭’旧产品、旧企业的同时，也创造了很多新产品、新功能、新企业，比如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银行业务、零售买卖、享受人类所有的音乐、和朋友进行全球图像通信。智能手机还给我们提供各种各样的信息，包括名牌大学提供的免费课程。如果碰到问题，网上搜索一下，多半会找到答案。实在找不到，朋友圈里喊一嗓子，准会有人帮忙。以前要请人服务的事情，现在上网看看学学，自己也就做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埃里克·布莱诺夫森教授认为新科技每年为美国增加的价值中，大约有3000亿美元是GDP没有办法统计到的，相当于2016年美国GDP的1.6％。

值得钦佩的是，库兹涅茨在1934年的报告中就警告说GDP不能用作衡量一个国家国民福利的指标。今天GDP面对的问题，证明了库兹涅茨的先见之明。世界经济发展一日千里，以旧有的基于制造和销售东西（即有形资产）为指标来测量和报告经济增长的方式，不能有效地统计信息、分享、技能和网络对人类福利的贡献，确实亟待改进。今天的世界需要一个更好、更全面的测量社会经济和福利的指标，这是新经济给人类提出的一个重大问题。

六、结论

美国自“二战”结束到2007年，GDP毛额大约每十年翻一番。这里面实在的经济增长比3.5％少一点，通货膨胀比3.5％多一点。GDP的高速增长，促成了普通家庭收入的高速增长。在2000年之前，中等收入家庭收入增长率在5.5％-6％之间，和人均GDP毛额增长率(实际增长2％+通货膨胀3.5％)基本同步。2000年到2007年，GDP增长速度减慢，普通家庭收入的增长和通货膨胀率持平。2007年到2016年受金融危机和收入两极分化的影响，美国中等家庭收入按不变价格计算没有增加。毛额增长也只有14％，是“二战”以来美国劳薪阶层收入增长最少的十年。由于食品、汽油、住房和医疗价格增长比通货膨胀率高出几倍，造成多数人生活水平下降，是美国选民不可承受之痛。这是特朗普当选总统的根本原因。美国的政治服务经济。所有政治问题，归根结底是经济问题。

特朗普要让美国再次伟大，就是要GDP实际增长达到3％－4％，通货膨胀率也同步走高，使美国回到毛额GDP增长十年翻一番，普通民众家庭收入每年增加5％-6％的境界。但人口、教育和战争是硬约束，和十年前相比，会拖累近1个百分点的增长率，特朗普无力回天。政策方面，特朗普会有所作为，对经济的拉动效应可能达到0.5％左右。GDP定义和统计方法的更改需要时间，目前还没有一个好的替代方法。所以，特朗普任内四年，美国GDP年平均增长达到2.5％是可能的，3.5％是几乎不可能的。

（作者为美国堪萨斯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美国富国银行高级副总裁，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