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布拉德福德·德隆

全球化并不是取消关税以及其他进口壁垒，从而使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国内生产商获得寻租优势。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指出，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确实会带来净收益，但也会造成大规模再分配，其中消除较小壁垒所带来的再分配相对净收益更大。

全球化应该被理解为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减小运输和通讯成本的技术进步，让世界变得日益联动。诚然，这种形式的全球化让外国生产商以更低的成本向遥远的市场出口商品和服务。但它也为另一方打开了出口市场，降低了成本。最终，消费者以更少的钱买到了更多的东西。

根据标准经济学理论，只有在一国的出口所需要的生产要素与其进口截然不同时，才会发生再分配。但当今全球经济中并不具备这样的不同。在美国，金融收支盈余意味着更多美国人从事建筑工人、资本品生产者、护士和家庭健康助手等工作。

与此同时，制造业赤字可能在劳动力成本相对资本较低的国家，创造更多的海外制造业岗位；但它并没有毁掉多少美国的就业，因为美国制造业已经是一个资本密集程度很高的行业。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霍尔一直强调：在美国，汽车销售人员比汽车制造工人数量更多。美国从国外进口的商品需要大量技能相对较低的劳动力生产，但他们并未大量取代美国的低技能劳动力。

因此，理论上，美国就业从流水线制造业转向建筑业、服务业和护理业可能对性别间的总体收入分配形成了一些影响，但对阶级收入分配来说并没有。21世纪为什么还有强烈的抵制全球化的情绪？我认为有四个原因。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政客将本国的问题归咎于外国人和没有投票权的移民者是很容易的。1890年，哈布斯堡帝国的政客们就惯于将各种社会经济病归咎于犹太人。奥地利异见者费迪南·克罗纳维特有一个著名的观察，即反犹太主义是愚人社会主义。今天的反全球化也是如此。

其次，全球发达国家数十年来不公平且低于预期的经济增长，造就了强烈的政治和心理需要，必须找到替罪羊。人们想要一个简单的叙事来解释为何他们没赶上繁荣，以及为何越来越富有的上层阶级和其他人群间的差距巨大。

第三，中国的经济崛起恰逢全球发达国家难以实现充分就业的时期。与哈耶克和安德鲁·梅隆的追随者们经常宣称的相反，经济再调整并没有发生在破产迫使劳动力和资本退出低生产率、低需求行业时，而是发生在繁荣将劳动力和资本推向高生产率、高需求行业时。因此，新自由主义不但要求开放和竞争的市场、全球变革、价格稳定，它还依赖于充分就业和几乎永恒的繁荣。最近几十年，新自由主义秩序没有实现其中任何一个条件，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即使实施最优政策，也不可能实现这些条件。

第四，决策者没有用更激进的社会政策以及经济和地理再分配来充分补偿这一失败。特朗普最近告诉纽约北部居民，他们应该离开该地区，去别处找工作。这无非是全球发达国家上一代中右翼政客们的老生常谈。

全球发达国家当前的政治和经济困境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时并没有很大不同。当时凯恩斯就指出，关键在于创造和维持充分就业，这样大部分其他问题自然就能解决。而匈牙利政治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指出，保护社会经济权利是政府的角色。人们认为自己有权利生活在健康的社会中，拥有稳定的工作，获得一份不断增加的体面收入。但这些假定的权利并非源自作为新自由主义通货的财产权利和稀缺资源权利。

全球金融危机和全球北方国家发生“大衰退”已经十年。政府仍然没有修复这些事件所造成的伤害。如果政府不尽快修复，愚人“XX主义”（“-isms”）将在未来几十年继续造成严重破坏。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7，编辑：许瑶，审译：熊静）

（美国财政部前助理副部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智库机构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