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沉迷于新周期之争的时候，或许会忽略一个正在变得日益明显的中长期趋势，那就是中国经济的增长已经越来越以消费为驱动，而经济结构中服务业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如何更好地适应趋势、应对由此引发的诸多挑战，以及如何更好地引导此趋势向人们所希望的方向演进，已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

在关于产能利用率和制造业投资的回升是否意味着新周期开启的争论中，反对派的意见认为，相关回升可能并不是需求增加的结果，而是行政化手段压缩供给所致。

不过，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日前通过将相关消费和制造业投资进行分别对应，分析发现消费需求与消费相关制造业的确出现吻合。此外，今年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也令人瞩目，上半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3.4％，一季度更是高达77.2％。如果再考虑到中国社会人口加速老龄化的趋势，消费率应该还会不断上升。

中国经济四十人论坛认为，考虑到第三产业和消费支出对GDP的显著贡献，中国已经转变为一个以服务业和消费驱动为主的经济体。

近日，汇丰银行大中华区行政总裁黄碧娟也在一篇评论中指出，中国多达4亿的年轻消费者的消费额即将占到国内消费总额的一半以上。黄碧娟指出，这一代年轻人极其依赖具有革新意味的手机支付平台。诺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据此认为，中国服务业中快速增长的“数字化”年轻消费者可能确实还未得到外界充分的重视。即便中国经济从一个以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出口、基建投资和重工业主导的经济体转变为一个由内需驱动的服务经济体的转型还远未完成，其进展也“足够令人啧啧称奇”。

斯宾塞认为，中国的增长模式已逐渐降低了对出口的依赖，并越来越依靠国内消费。

中国经济越来越依靠消费和服务驱动，这无疑是个好消息。然而，如何让此一转型更为顺遂，如何避免发达经济体在进入第三产业为主的阶段后面临的问题，挑战刚刚到来。

概言之，一个以第三产业为主的经济体最大的挑战同时来自供给端和需求端。供给端方面主要表现为有效供给不足。中国目前正在大力推进的供给侧改革，现阶段主要着眼于化解过剩产能，如何破除体制壁垒，提升服务业的供给效率，尚未全面破题。需求端方面主要表现为收入差距日益扩大情形下广大中低收入群体购买力不足，一方面难以为中国的经济转型提供更为坚实的支撑，另一方面也会影响社会公平与稳定。

前者更多要靠打破投资壁垒，进一步向社会资本开放第三产业投资限制，尤其是百姓呼声最高的教育、文化、卫生、健康事业等。此外，还要深化金融领域的改革，为这些领域的投资提供更好的支持。

学者张春等人认为，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转型是否顺遂，与中国金融体系能不能很好地为轻资产企业（偏消费品的、服务性的、创新型的和运用更多人力资本的企业）融资有关。中国企业过度依赖商业银行的贷款融资，而中国的商业银行大多数是国有，贷款要看担保和抵押，这就造成拥有有形资产做抵押的重工业和有国家担保的企业更容易获得资金。因此，投资过多地进入重资产的企业，使得轻资产企业较难获得资金，发展较慢。

这种偏重型投资一方面造成重工业产能过剩，一方面加剧流动性过剩，造成资产价格泡沫。而资产价格泡沫反过来令分配结构愈发扭曲，因为GDP分配越来越有利于资本的持有者，越来越有利于债权人和食利阶层，却造成劳动者收入比重的下降。而劳动者收入下降和消费不足则相辅相成。换言之，这种偏重型投资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造成了近年来中国投资效率的低下。

除了改变信贷过度依赖抵押和担保的模式，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和科技金融企业应用信息时代的“非财务信息”如供应链和行为信息来更好为轻资产企业融资外，加强股权融资也是必经之路。过于依赖信贷的融资结构非常不适合中国发展服务业和新型高科技企业，加强股权融资的市场化改革和创新，为中国经济的转型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已成为当务之急。从这个意义上讲，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宜早不宜迟。

此外，一个依靠消费和服务驱动的经济体，更需要一个服务型政府而非建设型政府。一方面政府需要加大收入分配改革和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力度，让更多的人享有消费者的能力和尊严；另一方面要加大与人力资本形成相关的公共服务产品提供的力度，以使人们更好地适应未来以偏人力资本的就业岗位带来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