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守英
讨论中国的农业、农民、农村变化和发展，需要有一个载体，这个载体就是村庄。
从历史和现实来比较，当下乡村变化的原因是农民生产和生活发生了重大转变。历史上农民以地为生，以农为业。在国家工业化时期，农民不允许离土，也就不能参与工业化的。到了上世纪80年代乡村工业化时期，农民才开始参与，但仍没有离开土地。
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农民代际特征明显，正在发生一场我所称的“结构革命”：离土、出村、不回村。
农民不断离开村庄，而且有一种一去不复返的势头，“空心化”使得不少村庄破败。应该看到，人口往外走是符合趋势的，村庄的慢慢消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符合趋势的，但这一趋势的背后却不太正常。整个人类社会的演变，并不是以乡村衰败为代价的。换句话说，人的城市化不是以乡村的衰败为代价的，村庄的活力还是要靠人来维系。
有的人会问，我们到底还要不要复兴乡村？在我看来，虽然乡村消亡是基本趋势，但是要把造成衰败加速和破败惨象的那些原因找出来，也要让能活的村庄体面地活下来。
在过去一年，我从贵州湄潭开始，跑了很多村庄，大部分是西部地区，也有一些发达地区，例如北京郊区、上海、浙江等。从观察者的角度，发现乡村复兴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乡村衰而未亡
牵引出整个村庄产生革命性变化的主角是农二代。所谓农二代，指的是60后、70后、80后和90后农民。
具体来分析一下农民和村庄的结构性变化，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农民离开土地，很多农二代虽然仍有自己的土地，但他们对土地的依赖和农一代有巨大差别，甚至并不关心自己土地在哪里；二是务农已经不再是主要的收入来源；三是农二代整体和举家出村，人口继续大规模跨区域地流动；四是农民回乡并不回村庄，而是回到县城，还有一部分人回到乡镇；五是春节期间返乡也是住在县城或乡镇的酒店，再开车回到村里，转两圈就走；六是农一代的特点是出外挣钱，把钱寄回家盖房，但农二代并不回村盖房，而是多在县城或镇上买房；七是想办法把孩子送到县城读书。
农民大规模跨区域迁移的基本趋势未改，仍然是从中西部向东部走，国家统计局数据还显示，农二代外出务工的时间越来越长，而且不再回到村庄。上世纪90年代以后，农村人口占比已大幅度减少。
与人口出村相对应的，是村庄数量减少，而且不少村庄持续衰败，我的一种说法是“衰而未亡”。我前两年有一次去河北蔚县，离北京只有200多公里，偶然机会去了当地村庄，在村里所能看到活生生的存在只有两样——老人和狗。看到离北京这么近的村庄是这种状况，让我非常吃惊。
还有一次我去了江西一处进行宅基地改革的村庄。到了那里我才意识到，通常人们说的村庄“空心化”不只是人都走了，还包括公共土地遭到侵占。最开始，每人有一块宅基地盖房子，后来是一些有钱人和有点势力的人把房子扩大，再后来其他人也效仿。有的地方把公路都侵占了。
最后的结果是，整个村庄都没有路了，也没有公共土地了，老村不断破败，人不断离开，往交通便利的地方流动。
纵观整个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演变，并不是以乡村的衰败作为代价的。乡村如此大面的、急速的衰败，来源于中国城乡不平等的发展理念，乡村没有足够的发展权利。
农民为什么要外出？自然是因为城乡收入机会存在差异。年轻人一年出去打工两个月，赚的钱就比在农村一年的收入还要多，那农民为什么不往外走呢？
乡村衰败也因农业狭窄而起。我们去台湾、日本没有见到村庄是这种状况。一般来说，乡村会“缩”但是不会“败”。因此，乡村要活，农业功能必须多，否则乡村赖以生存的产业就没办法和城市竞争。
但我们的问题在于，农业发展的路子越来越窄。根子在农业为城市提供粮食的基本功能没变，农村就不可避免地越来越衰败。
此外，城市过于强大和乡村过于弱小也是重要原因。乡村原本就落后，在强势的城市文明面前，乡村文明越来越弱势。对于一个农民来讲，在乡村是毫无尊严的，所以当有机会去城市时，大家便争先恐后地走向城市。
我们在理解这一轮乡村变化时，当然不反对城市化的这个趋势，但是乡村如此衰败，要反思深层次原因。
第一个原因我觉得可能中国乡村的现代化仍是被忽视的。我们花了那么大的功夫，发了那么多文件，到现在还是停留在农业和农民增收层面，而乡村本身如何现代化，并没有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第二个原因，对于农业和农村功能的理解有失误。农业到底是什么？农村到底应该有什么功能？在整个偏向城市的政策惯性下，乡村就应该是衰亡的？落后的？
第三个原因是对城市化的认识有偏差，认为城市化就是所有的要素都往城市走，只要城市化完成了，现代化基本就完成了。虽然人们一直在强调农业和农村的重要性，但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到底如何共存，很少有人花功夫去思考。
复兴乡村并非不可能
有的人会问，我们到底还要不要复兴乡村？在我看来，大的基本趋势下，很多乡村是会消亡的，但是不能任由现在这种衰败恶化下去。
要重新认识乡村的现代化路径，这就牵涉到我们对乡村现代化的理解。很多人一提到现代化就等同于城市化和工业化，但是城市化和工业化是怎么来的？我们理解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某种程度上就是“掠夺乡村”。但事实上，城市化和工业化是以乡村现代化为前提的，这里包括农业的工业化、制度创新、人力资本培育，就是说如果没有乡村的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是不可持续的。
其实，乡村复兴不是不可能的，在我过去一年的调研中，就发现了很多个鲜活的案例。
贵州湄潭是在乡村发展基础上的现代化，它的特点是持续的农村改革、不强势的政府和城市、乡村产业的发展。
1988年，我第一次去湄潭，当地人均收入几十块钱，极度贫困。当时国务院农研室在这里尝试“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改革试验，考虑到没有地的农民难以发展，这里还启动了一项非常重要的改革：荒山拍卖。这些改革持续了25年后，累计有12万农民没有再分到地，却少有怨言。原因有三；一是家内传递，家里的老人把地给了儿女耕种；二是大量农民转移到城市和工业；三是荒山拍卖给农民增加了收入。
在湄潭，由于尝到改革的甜头，历届政府也乐于以改革释放红利，于是形成一种改革氛围，用改革撬动发展。改革是一环套一环的，改革解决了一些问题就向前走，新出现的问题改一改就形成了新效果，所以不断地改革不断地往前走。
湄潭另外一个发展是茶产业的形成，即规模化+产业+市场。湄潭目前有60万亩茶山，茶产业和相关连带产业一年的产值88亿元。湄潭的经验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农业工业化。工业化是指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这样看来，通过农业的生产要素重组、农业科技进步、农业品牌建立、规模报酬的寻求，其实也是一种工业化进程，这样看来，工业化不只限于制造业，农业本身是也可以工业化的。在乡村产业起来以后，乡村旅游和服务业也随着发展起来。
在我看来，这里走的是先乡村现代化继之工业化、城市化的路子。经过近30年的发展，湄潭的农民越来越富，经济活动越来越活跃，后来城市才跟进发展。
贵州的安顺市起点比湄潭更低，怎么为这么贫穷的地方安上发动机是非常重要的。
安顺的做法是政府不断地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这样的好处是可以把大山深处的人和外面的物理隔绝打开了。可以说基础设施是这种极贫地区发展的前提。
另外是持续的扶贫，安顺的精准扶贫基本以产业扶贫为主。这一轮的美丽乡村建设与原来的新农村建设有很大不同。之前的新农村只是物理层面上，而美丽乡村是带有文明层次的，带有乡村复兴层次，不像以前的大拆大建。
然后是改水改灶改厕改圈，这可能是贵州省农村最大的工程，为每个村庄提供基本的文化设施、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
还有是黔货产业，中西部的贫困地区最主要的问题是农业产业不能规模化。例如，金刺梨最初是安顺县大坝村村民发现的农产品，城市人认为金刺梨健康、营养价值高、有药用价值，当地便开始大规模种植，如今安顺大概有几十万亩金刺梨。但规模种植后，怎么卖就成了农民头疼的问题，现在他们已经找到上海的一家公司做深加工。
随着基础设施完善，外部投资慢慢也来了，乡村开始美丽了，产业发展也有机会了，但这些都要落脚到农民的内生动力上，才能把这些资源组合起来，为此安顺在农村产权改革上做了“确权”“赋权”和“移权”。当所有的生产要素发生变化时，生产关系就开始改变。安顺的改革，乃至整个贵州的改革为什么在农业经营制度和产权制度上能有突破，一方面和政府推动有关系，另一方面和产业的需求、农民的需求有关。
安顺经验启发我们，这可能是乡村现代化的另一条路，即一定的公共投资把贫困的部分障碍扫除，然后再开始换面貌，通过乡村的变化慢慢地找产业机会，再进行产权改革，慢慢把活力调动起来。
另外一个例子，是浙江松阳县通过全县域范围内古村的活化来引领乡村的复兴。
松阳所在的丽水市在浙江算后发地区，工业化拼不过其他地区，但它在历史传承上寻找突破口，松阳已有1800年历史，拥有100多个古村落，现在有71个国家级传统村落。
现任县委书记王俊认为，通过复兴古村来复兴乡村这条路是可以走通的，他在松阳待的时间很长，是一位理想主义者。通过古村的恢复、生态环境保护，维持古朴乡村的历史，在原有肌理不动的情况下，实现村庄复兴和现代化。现在有很多艺术家在松阳落脚，有的人还靠在松阳做项目拿了世界级大奖，有很多大牌的教授都在这里做实验。现在松阳的一些民宿要1000多块钱一晚，订晚了还会订不到。目前看到的情况是，一些经过艺术家努力的古村落开始活化，价值显化与升值，城里的一些元素往乡村聚集，人气在增加，乡村呈现生机，围绕古村复兴的投资在增加，旅游在兴旺，茶产业的规模化、市场化带动农民增收和配套产业的发展，松阳的路子是古村活化带动乡村现代化。
但松阳案例也有些问题要思考。
首先，其他地方的古村改革的资金从哪来？松阳恰好赶上好时候，各种资金各种项目都往这里来。因此，任何地方发展古迹，资本来源不解决，还是难以发展，而资本来源是有利得的，靠项目来进行古村改革是否靠得住？
其次，村民得到了什么？这是极为关键的一个问题，在松阳，艺术家在这里开展实验，当地老百姓如何融入？这两张皮要怎么解决？
再次，规划部门能否控制好局面？松阳现在确实有很多人来，乡村确实活起来了，但是活起来了之后就面临着全国各地美丽山水所面临的问题：规划控不控得住？
我们还发现，村庄的复兴与土地制度改革密切相关。一些村庄的复兴方式是通过宅基地改革来促进生产载体。宅基地和村庄是紧密相关的，如果说宅基地制度不往前改革，村庄就很难发展。所以，进行乡村改建需要把宅基地的权属弄清，多规引领、多规合一，并按照规划进行乡村改造。
宅基地改革的一个经验是北京房山区的黄山店村，它展现了外面的资本如何进村。这个村的做法先是全村搬迁，搬迁时村里将原来300多户宅基地有偿收回，由集体开发成特色民宿，给农民的补偿是每人40平方米，每平方米400元-800元。刚开始村里自己经营，但没有市场，后来引入一家企业给他们做市场运营，公司和村里五五分成。
乡村的转型和农地制度的转型需配套。农地制度转型配套的核心有二：一是原来农民手上的承包地如何释放出来；二是谁来种地，谁来种实际上就牵涉到我们未来农业经营制度的主体问题。
再来看上海松江区，这里的主要特点是发展家庭农场，做法是将原来一家一户的承包地集中到村集体，然后村里通过一定程序来选出种地的人。
谁有资格种地？首先要是本村的人，家庭农场把土地壮大到适度的规模，土地规模最初是80亩-150亩，现在是250亩。其次，农业服务基本由政府指定公司提供，农产品销售则通过统一收购粮食，农机服务则依靠家庭农场之间互助。
因此，整个松江的农业人力结构就是专业种植者，一个村的土地主要集中在几个农民手上，一年能有20万元-30万元的收入。在松江，农业真正成了一个体面的、可以与其他行业抗衡的职业。
成都的崇州市采取的是土地股份合作社加职业经理人模式。崇州最初土地集中后，将土地给公司种，第一年农民的工资收入上去了，但到了第二年公司都跑了。后来就把地从公司收回来，以村为单位成立股份合作社，由股份合作社选人来经营，成为职业经理人。投入与销售的决策由合作社来做，但是具体的经营由职业经理人做，职业经理人让种地开始专业起来，最后的利润是职业经理人和股份合作社分成。
乡村转型的重点是宅基地改革
经过这一年在乡村的调研，我的基本判断渐趋乐观，并有了一些初步结论。
第一个结论是，我们不要故作忧虑，也不要矫情地去寻找乡愁，因为诸多忧虑都是已经趋势性的现象，比如农民离村，这是规律，忧虑毫无用处。另外，一些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去寻找乡愁，但问题是乡村的发展是愁不来的。
第二，大部分乡村的衰而未亡和部分村庄的活化，是城乡中国阶段的重要特征，并且会持续数十年。而乡村的活化是由城市的需求激发的。
第三，绿水青山在很多地方就是绿水青山，只有部分地方能变成金山银山，所以政策制定者看绿水青山不要总想着把它变成金山银山，这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如强行开发更可能会带来诸多问题。
第四，衰而未亡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公共政策在“哪些活”“如何活”上有很大操作空间。
在政策制定方面，需要全社会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
首先是要重新思考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未来中国在很长时期里，乡村与城市文明都开始有自信，追求平等发展。在这一阶段，城市文明是离不开乡村文明的，城里人在城市待久了，需要去乡村换空气、换心情；而乡村文明也离不开城市文明，农民前往城市是趋势。未来公共政策应该把乡村与城市当做平等、共存、共荣的文明来对待。
其次需要思考由代际隔离引发的乡村现代化。乡村一定要现代化，这一轮乡村现代化的独特性在于不是简单的乡村复古，其重点在于代际隔离的概念，农二代对待乡村的观念引发了整个乡村的变化。所以，乡村的现代化，集中需要考虑两件事，第一是农业、农民、农村的现代化是整个现代化的一部分。第二是这一轮的现代化一定要考虑代际差异，农二代对乡村的观念、与乡村的关系、与土地的关系可能会决定整个乡村现代化的走向。
再次是乡村转型必须由宅基地改革作为牵引。乡村的复兴需要新的事物来撬动。只靠财政制度、特殊优惠等惯用手段，普通的乡村是难以存活的。因此，未来乡村转型的重点之一就是宅基地改革必须突破。当前宅基地基本上是无偿分配，以成员权为基础，很多村民觉得不要白不要，结果是人不在村庄但仍旧占有土地，这使得村庄衰而不亡。而村庄如果想活，宅基地可以起巨大作用，宅基地的改革一定要让里面的人可以走出去，外面的人可以进来。
最后，乡村的变化跟农业制度改革极为相关，因此农地权利和经营制度的设计会带来整个农业的转型，这应是下一步改革应该考虑的重要内容。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