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杨中旭

9月6日至15日，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在鄂尔多斯举行。会议期间的9月11日，联合国发布了全球首部沙漠生态财富报告，中国内蒙古库布其沙漠成为报告唯一的样本。

库布其沙漠是全球首个被成功治理的沙漠。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联合国副秘书长兼环境署执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姆表示，库布其治沙模式有望被拷贝到全球其他荒漠化地区。

报告评估，库布其沙漠共计修复绿化沙漠6253平方公里，占该沙漠总面积的三分之一，固碳1540万吨，涵养水源243.76亿立方米，释放氧气1830万吨，生物多样性保护产生价值3.49亿元，创造生态财富5008亿元人民币，带动当地民众脱贫超过10万人，提供就业机会超过100万个。

库布其沙漠总面积达1.86万平方公里，位居中国第七。长期以来，距离北京仅有一小时航程的库布其风沙，是北京沙尘暴的源头。库布其风沙刮起，一夜之间即可笼罩京城。但随着库布其沙漠被成功治理，北京沙尘暴天气也由频发降至偶发。今年5月初，北京再度迎来重度沙尘暴，但林业部门的监测结果却表明，这场遍及京津冀的风沙源头，已非库布其。

令人吃惊的是，库布其治沙的主力军，并非政府部门，而是一家名为亿利资源集团的企业。经济学理论认为，防灾减灾具有公共品属性，在消除负外部性的同时，无法形成投资-收益闭环，人人皆可“搭便车”，私人企业不肯涉足。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表示，历史上，公共品通常由公共财政提供；但是，亿利资源集团近30年的治沙模式却部分颠覆了经济学理论。

由鄂尔多斯杭锦盐场发展壮大而来的亿利资源集团，在近30年的治沙过程中，经历了从被动消除负外部性以求企业生存，到主动求解正外部性获取沙漠经济利益两个阶段。在2013年召开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一次缔约国大会上，原杭锦旗盐场场长、现亿利资源集团董事长王文彪被联合国授予“全球治沙领导者”称号。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王文彪表示，30年来，他只做了一件事：治沙。他说，主动求解正外部性，即发现沙漠的经济价值。在生态保护取得效果之后，沙漠经济亦大有可为。截至目前，亿利已成长为千亿元规模的私企，旗下拥有A股上市公司亿利洁能（600277.SH）。

十八大以来大力倡导生态文明理念的习近平总书记，为7月召开的第六届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和9月召开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致贺信，分别由马凯副总理和汪洋副总理当场宣读。在第一封贺信中，习近平写道：中国历来高度重视荒漠化防治工作，为国际社会治理生态环境提供了中国经验，库布其治沙就是其中的成功实践。

下马威

9月10日，包括多国环境部长在内的数百名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参会代表，到库布其沙漠参观考察。陪同考察的王文彪谈起了自己童年印象最深的两件事：一、饥饿，二、沙尘暴。库布其牧民将吃饭戏称为“沙拌饭”。

生于斯长于斯的王文彪从师范院校毕业之后，进入鄂尔多斯杭锦旗（县）政府工作。1988年，29岁的王文彪已是旗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职级副科，主要负责为旗领导起草讲话稿。那一年，亏损高达500万元的杭锦盐场一度面临破产清算，但考虑到内蒙古西部食盐主要源自大漠深处的盐场，旗政府最终挂出了公开竞聘的告示，但应者寥寥。

从不认为自己一生就在起草领导讲话稿中度过的王文彪，随即主动请缨，领导与同事俱不解，王文彪一一做了解释说明。亦有同事私下议论，王文彪是为了镀金，一个事实明摆着：王文彪是副科级，盐场是正科级。好在旗领导爱才，对他承诺：给你停薪留职，随时回来。

但是，母亲那一关难过。历代农牧民家庭出了一个“吃皇粮”的，在老人看来是光宗耀祖的事，坚决不许王文彪辞官就任盐场场长。一心想要迎接挑战的王文彪已对盐场魂牵梦绕。一天，他梦到坐火车到盐场就任，醒来后兴奋地告诉母亲。儿大不中留，老人将之放行。

时至今日，库布其沙漠也没有铁路，遑论30年前。王文彪乘坐一辆吉普车上任，但大漠不好走，40公里的路，开了4个小时。库布其和盐场给他的见面礼，是让吉普车在抵达盐场时撞在了一个两米高的沙堆之上，当场抛锚。

踩着黄沙下车的王文彪，看到一道被沙子埋了一半的铁门，上书：杭锦盐场。

被沙子埋了一半的远不止一道铁门，两个盐池子都蒙着厚厚的沙，生产设备悉数被掩埋在沙堆里。盐场老同志问他：第一步工作干点啥？王文彪只回了两个字：治沙。

近30年后，王文彪对《财经》记者说，他当时并不懂什么叫负外部性，但他知道，如果不治沙，不尽力解决这个问题，盐场就无法生存。

他治下的盐场很快有了利润，每吨盐能赚10元钱出头，他拿出其中的5元钱，专司治沙。很快，一个27人的职工治沙护林队组成了，后来担任亿利治沙首席专家的韩美飞就在其中。韩美飞回忆，起初的治沙，主要是为了保护盐湖周边的湖田，那里不仅是盐场的生命线，也是内蒙古西部居民的生命线，尽管1988年－1999年的库布其食盐，现在的人们恐怕无法下咽。

所有人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人知道如何防风固沙。韩美飞想，治沙就是种树种草呗，于是，这27人抄起铁锹开始挖坑种树种草。一锹挖下去三四十厘米，把耐旱、耐寒、耐盐碱的沙柳种下去，可风沙一来，八九成的沙柳会被吹倒。也就是说，5元钱中超过4元都打了水漂。

所有职工都心疼，但再心疼也得继续种。

这一阶段，治沙仅为企业安全生产提供了保证，规模较小，每年治理2000亩（合1.33平方公里）左右。

愚公移山

负外部性远不止此。

对于颇具企业家才能的王文彪而言，经营一座盐场并非难事。他请来专家研发盐海子里的产品，同时更新设备和技术，凭借产销湖盐、原碱与芒硝矿，盐场当年即扭亏为盈，利润120万元。

产品受到市场欢迎，却没有“销路”。从库布其沙漠南侧的盐场一路向北，跨过黄河，是乌拉特前旗火车站，直线距离65公里。问题是，漫天风沙路不通，运货只能绕道。这一绕，就是350公里，一年平添上千万元的物流成本。

那时已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盐场利润逐渐增多，王文彪提出了他的大胆设想：修公路，穿沙公路！

很多职工认为他是疯子。一位老职工指着他的鼻子骂道：“几百年没人敢干的事，你敢干？你不是得意忘形，就是脑子出了毛病！”

还是之前的道理，不治沙，企业就无法生存。王文彪最终说服了大家。盐场财务负责人很快算了一笔账：65公里的公路，至少需要7000万元成本。

王文彪知道旗政府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他的首选是银行贷款。银行还是头一回听说企业负责修路，自己掏钱替政府干活儿的。穿沙公路是纯投入，在账面上看不到一分钱收益，所有银行都回绝了磕头上门的盐场场长。

场长鬼机灵，想到了曲线救国的办法。在银行吃完闭门羹，他去找旗领导，请旗领导到盐场视察。他陪着旗领导，还是坐吉普车去盐场。刚巧天公作“美”，风沙肆虐，吉普车整整开了8小时才抵达，比自己就任时多花了一倍的时间。行程过半，旗领导腰疾发作，痛苦不堪。从盐场回来，旗领导立刻亲自带着盐场场长，挨个银行拜会，理由是：盐场供应数十万人吃盐，修路是民生问题。

有了政府的背书，贷款放了出来，加上盐场的自有资金，总计凑了7500万元。1997年4月3日，王文彪带着盐场职工，顶着风沙、扛起帐篷、怀揣干粮，与施工队一起踏入了大漠深处。

很快，大漠又给了王文彪一点颜色看。头一天刚修好了路基，第二天再去看，路基已经消失不见。只一夜的工夫，满眼只剩黄沙。王文彪后来回忆，自己当时有一股愚公的劲头，路基没了，再重新推。但大漠不好惹，一晃3个月过去，一寸路也没修成。

在蒙语中，库布其是“胜利在握的弓弦”；在盐场职工看来，库布其沙漠是“死亡之海”。死亡之海一夜之间，移动若干座数十米高的沙丘司空见惯，掩埋一条公路自然不是难事。

焦急的王文彪四处问计于人。有工人说：用沙柳等灌木的树枝结成网格，即可固沙。亿利生态专家韩美飞将灌木网格俗称为“沙障”。说干就干，在“沙障”的保护下，穿沙公路终于得以一寸一寸地推进。旗政府虽然掏不出钱来，但发动了全体干部和部分牧民前往穿沙公路护路。正所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3年后，1999年10月8日，65公里的穿沙公路终于通车。

要想富，先修路，绝非虚言。负外部性缓解之后，除了每年节省千万元物流成本，盐场的产品亦升级换代，优质盐终于被端上了内蒙古西部百姓的餐桌。湖盐、硫化钠、低铁硫化钠、芒硝等产品迅速占领内蒙古、上海、天津、辽宁等地市场，甚至远销俄罗斯和澳大利亚。盐场硫化碱的市场占有率一度位居全球第一。

20年后，王文彪对《财经》记者回忆：其实我当时还有一个想法，祖祖辈辈没有人知道大漠深处是什么样子的，我修穿沙公路，其实也是想领略一下大漠深处的奥秘。

穿沙公路修建的第三个年头，也就是1999年春天，王文彪惊喜地发现，凡是网格化固沙效果好、植树种草效果好的地方，沙丘高度开始下降！

风吹之时，由于沙丘已被植被固定，沙丘高处的沙子被吹到低处，填平低坑，沙漠开始“扁平化”。沙丘高度开始下降，意味着沙尘暴开始减弱。

其后10余年间，库布其又修了4条公路。5条公路纵横交错，把库布其沙漠分割为一个个小网格。亿利沿着公路两侧向沙漠纵深4公里植树种草，形成“乔、灌、草（甘草）一体、以节水灌木为主”的植被体系，终于将库布其沙漠分而治之。

这一时期，治沙规模不断扩大，每年恢复植被约1万亩（合6.67平方公里）。由于治沙并不赚钱，这项事业主要由盐场利润和上世纪90年代逐渐发展起来的能源化工板块养着。

修建穿沙公路的这3年，恰逢时任总理朱镕基主导的“国企三年脱困”政策窗口期，王文彪治下的企业顺利转制为私企。换言之，穿沙公路这一公共品，纯粹由私人部门供给。王文彪为新体制下的企业起名为“亿利”。他的想法很“小目标”，企业能有一个亿的利润就好了。

春江水暖

穿沙公路通车之后，产品已不愁“销路”，王文彪的视野也从被动治沙转向了主动治沙。

新世纪后，他的第一个设想是，在库布其沙漠北部，也就是黄河岸边，建起“锁边林”，锁住沙漠。

几乎所有亿利的高管都反对此事，锁边林与企业利益看起来不搭界。但王文彪把企业法人“说了算”的权限发挥到极致，从美国引进树种，沿黄河岸边建锁边林。

摸着石头过河，总要交学费。起初亿利错误地从美国巨资引进了杨树品种，而杨树耗水量大，并不适合在当地大规模推广种植。同时，树种单一、生长状况不佳、大面积纯林也带来了病虫害防治和森林防火的问题。王文彪后来反思，这一时期的造林工程量大，耗费人力财力，但效果并不理想。造林规模在年均6000亩（合4平方公里）左右。

财力的耗费主要与沙障成本较高有关。长期以来，每亩普通沙障的成本在800元－1400元之间，更好的沙障造价达1800元/亩。在黄河岸边建锁边林，沙障耗费甚巨。

耗费财力，还包括一些事后看来不必要的开销。求树、求草若渴的王文彪，经常付出巨额研究经费，邀请一些研究机构共同展开沙漠治理。其中，一项盐碱地植物的“研究”，只是报了个课题，就拿走了300余万元，最后却并无成果问世。接近王文彪的人士称，在这方面，董事长经常被骗。

技术进步总在无意间发生。八九年前，亿利专家无意间把一瓶水打翻在了库布其沙漠，水流之处，沙漠凹陷出一道小坑。现场专家不禁大喜，如果能研发出一款设备，用气压将水射入沙漠，或许就可以把植物种得更深，也就不用担心沙柳等被风吹倒了。

更加大喜过望的是王文彪，在重奖研发团队之后，一款造价不过二十元的气压水枪很快被制造了出来。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与会代表在参观库布其沙漠之时，亿利资源集团工作人员现场演示这一水流（气流）种树法，30秒左右即可植入一棵沙柳，较之铁锹种树，效率实现了14倍的提升。同时，由于无需采用成本很高的沙障，治沙的财务成本也成几何倍数下降。亿利计算，如果6253平方公里已治理的库布其沙漠均采用迎风坡造林技术，可节省成本约300亿元。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韩美飞表示：“有了这项专利技术，就算董事长一年给我百八十万亩的种树种草指标，我也能完成。”

更为重要的是，一米左右的沙柳，被插入气压水枪打出的深孔后，约有60厘米被埋在地下，这比此前的地下30多厘米增长了几近一倍。根深才能叶茂。自此，亿利的树木不再担心被狂风吹倒，植树三年存活率一举从20％左右跃升至80％以上。

根深的好处不止于此。气流法种树发明之前的20余年间，为提高植被存活率，植被均被置于背风坡。根深之后，迎风坡造林开始成为可能。亿利科研团队在试验过程中，把树木植入迎风坡四分之三的高度。四分之三的沙丘被固定，顶层的四分之一沙丘被吹到背风坡，沙丘高度开始骤降，沙尘暴终于迎来根治的曙光！

这就是亿利发明的“迎风坡植树法”，用大自然改造大自然。

他们新一轮的治沙程序是，迎风坡造林之后的第二年，飞播跟上。杨柴、花棒、柠草这三种灌木，和籽蒿、沙打旺、沙米等草种被撒在被削矮的沙丘背风坡。丘顶沙子被吹至背风坡时，飞播品种已经严阵以待。

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刘东生对机械化治沙颇为赞许，库布其模式中，后续飞播十分关键，起到了防止沙尘暴卷土重来的作用。

在经历了2009年、2010年两年每年近万亩的试验之后，王文彪在亿利高管会上决定，从2011年开始，大规模推广气流法与迎风坡造林技术，每年要完成约百万亩的造林计划。

如果说植树种草保护盐场、修穿沙公路以求更好的销路，尚情有可原，如此大规模地在沙漠植树种草，与企业常规生产经营的关联度已经非常小，所有的高管都在反对王文彪，认为每年再花股东上亿元资金去植树种草，实在不应该。

多年来，每一个治沙的决定，王文彪都是极少数派。他说，真理总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因此，他毫不妥协。

春江水暖鸭先知。企业家的嗅觉远非普通高管可以相比。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生态文明有系列阐述，官方称之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战略思想”。其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广为人知。十八大之后，亿利资源集团明显加快了生态修复工作的力度。十八大以来，亿利在生态修复方面的投入，超过了过去25年的总和。

联合国库布其生态财富报告显示，30年来，亿利总计无回报地投入30多亿元人民币治理沙漠，足迹遍及西北、西南地区与饱受环境污染困扰的京津冀区域。

亿利所辖的生态大数据平台资料显示，30年来，库布其植物种类数量变化明显，特别是修复工程实施25年后，植物种类数量开始明显增加。自植被的盖度来看，从修复工程实施的第6年，到第25年，其群落植被总盖度变化范围为57％－157％，植被盖度逐渐增加。在植被演替进程中，优势种的盖度最小为31％，最大为47％，仍然是以人工种植植物为主要优势植物。但是，人工种植植物的优势度随着修复年限的增加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表明人工种植植物的主导作用在下降，更多伴生植物在发挥作用，进入良好的自然植被演替过程。沙漠植被的修复，生境条件的改善，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在库布其安家落户。2017年6月中旬，《财经》记者乘车行驶在库布其穿沙公路时，司机突然临时停车，一只稚鸡正在悠闲地穿过公路。据不完全统计，库布其沙漠的主要动物种类已经增加到近八十种。

正外部性来了

早在1992年，在杭锦盐场与漫天风沙苦苦抗争之时，王文彪开始对沙漠经济学有了模模糊糊的认知。后来他对《财经》记者提到钱学森的沙产业理论，“沙漠有没有其独特的自然禀赋，也就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正外部性，是否可以用来发展经济？”

在对沙漠经济学摸索前进的过程中，甘草作为经济作物的价值开始被挖掘出来。梁外甘草是乌拉尔甘草的典型代表，库布其沙漠是梁外甘草的天然分布区，具有丰富的野生甘草资源。甘草具有很强的适应性，本身是固氮植物，能在贫瘠的土地上生长，本来是沙漠治理的先锋植物。此前，由于不合理的采挖和超载放牧等原因，梁外甘草资源遭到严重破坏。王文彪团队对甘草展开了长达20余年的研究，独创了两项核心技术: 平移种植法和半野生培育技术。其中，将甘草苗条平移（平缓沙漠）／斜移（沙漠坡地）到沙漠，让甘草的根系水平发展，使甘草根系固沙的有效面积扩大了10倍。

由于甘草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在获取甘草工业品利润的同时，医药开始成为王文彪旗下一个重要的业务板块。

在沙漠脆弱的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治理之后，即穿沙公路通车之前，沙漠的正外部性开始露出真容，与沙漠斗争了10年的王文彪对其有了清晰的认知。他认为，沙漠遍地黄金，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免费光照资源（库布其每年日照时长高达3180小时）和相对廉价的土地资源，以及相对清洁的环境资源。

顺藤摸瓜，王文彪厘清了“向沙要绿、向绿要地、向天要水、向光要电”的沙漠经济学思路。沙漠绿洲已成，获取土地资源就成为那一阶段亿利的工作重心之一。

在库布其沙漠的经济价值被发现之前，地广人稀的内蒙古，人均土地（多为沙漠）资源极为丰富。根据国家林业部门“谁种、谁有”的原则，利用1998年土地二轮承包的契机，亿利以5亿元的代价，从农牧民手中获取了数百万沙漠的30年使用权，这为接下来的“平台经济”奠定了基础。

“平台经济”的要义，如同插座一样“即插即拔”，伴随着负外部性的减退，原先廉价的沙漠土地开始变贵，亿利开始了国内龙头企业合作。2004年，亿利依托土地资源和既往的化工产业资源，引进神华集团、上海华谊和唐山冀东水泥集团国内三家巨头企业，致力于打造以PVC为主的化工循环经济产业园区。

PVC能源化工循环经济，已不同于此前简单地生产、销售化工原料，而致力于发展更为环保的“煤—煤矸石发电—离子膜烧碱—PVC—工业废渣制水泥—合成新材料”的一体化循环经济产业链。经过5个循环后，这个基地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资源，最低限度地产生工业废气或废料，将化工产业与生态环境保护紧密结合。

2007年10月，亿利能源化工循环经济产业园区首批项目建成投产，共完成投资130亿元。2015年，亿利能源更名为亿利洁能，以突出清洁能源的重要性。

王文彪动辄“微服私访”。他有一秘技，乘车到亿利能源化工园区附近，观察园区烟囱冒出的烟的颜色，就能看出园区是否严格执行了零污染排放的标准。他对《财经》记者说：“我是做化工出身的，请你相信我，我有这种眼力。”

老板经常暗访，让园区负责人姜勇丝毫不敢懈怠。王文彪也承认，自己的压力让下属“活得有点累”。

除了向绿要地，向天要水也获得了成功。30年前，库布其沙漠年降水量不过几十毫米，治沙之后，2016年，库布其年降水量已经达到450毫米。

9月10日，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十三次缔约方大会代表来到库布其之时，亦现场参访了大漠深处的有机农业，品尝了无农药、无污染的水果蔬菜。在《财经》记者担心有机农业耗水较多之时，王文彪回应了两条原则：一、已被治理的6253平方公里沙漠，分为保护区、过渡区和经济区，其中，经济区只占极小的比例，保护区则禁止任何产业进入；二、以水定产，确保地下水位不下降。

接下来，则是“向光要电”。并无光伏发电经验的亿利，以土地作为筹码，与具有光伏发电资质的企业浙江正泰展开“平台经济”合作，亿利资源集团为大股东。至今年6月，仅在库布其地区，亿利资源集团已经装备光伏发电310兆瓦，预计未来将发展为1GW。王文彪证实，仅此一项，每年就可为亿利带来以亿计算的利润。据测算，1GW生态光伏每年可发电5.27亿度，节约标准煤44.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17万吨，防风固沙面积可达4000公顷，生态效益明显。

据《财经》记者了解，今年夏末，国家能源局局长努尔·白克力到库布其光伏电站考察，表示将大力支持光伏治沙。

30年间，亿利资源集团投入生态产业发展性资金380多亿元，用王文彪的话来说，发展了“生态修复、生态牧业、生态健康、生态旅游、生态工业、生态光能”“六位一体”千亿级规模的沙漠生态经济体系。

其中，今年以来，西北、西南等地，比如新疆、西藏、青海，以及京津冀区域的河北，邀请亿利前往当地展开生态修复，PPP订单总额已有五六百亿元，签约意向已超2000亿元。而这些收益，王文彪早在与其他高管争执之初，已目光穿透时光，看到未来商机。数年之前，亿利斥巨资成立种质资源库，邀请内蒙古林业大学原副校长王林和率领亿利一众科研人员展开耐旱、耐碱、耐寒的植被研究。

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认为，对亿利以一己之力承担的公共品职责，政府当然要以适当的方式予以激励。按照联合国的计算，亿利资源集团以千亿元企业规模，拿到了5000亿元生态财富的20％。

精准扶贫

2017年1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张家口市，并在张北县小二台镇德胜村现场考察了光伏“板上发电，板间种草，板下养羊”产业扶贫模式，并肯定生态光伏扶贫的做法。据《财经》记者了解，德胜村模式，正是亿利所为。而这一模式更大规模地出现在库布其沙漠。

以甘草为例，“公司+基地+农户”的运营模式从亿利健康板块运行之后就一直如此。

企业负责种苗供应、技术服务、订单收购“三到户”，农牧民负责提供沙漠土地和种植管护。甘草3年后成熟，由企业回购，加工成甘草片、甘草良咽、甘草新苷等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截至目前，库布其沙漠的甘草种植面积累计达220多万亩，带动了1800多户、5000多人脱贫，每亩每年的收益在400元－450元。

王文彪表示，甘草治沙改土扶贫模式实现了一举四得，即绿化了沙漠，促进了甘草产业，修复了土地，带动了贫困户脱贫；赚了“六份钱”，即农牧民赚了种植甘草和加工甘草的钱；企业赚了土地增值和甘草产业的钱；政府赚了生态改善和人民安居乐业的钱。

后来发力的光伏电板，亦由亿利资源和浙江正泰负责培训，当地农牧民负责有偿看护。亿利资源在其几乎所有业务板块都展开了精准扶贫。

除了精准扶贫，亿利的生态修复还提供了百万人次的就业机会，无论亿利洁能，还是生态修复，亿利一直在探寻一条农牧民中产之路。更有意思的是，随着沙漠生态巨变，负外部性转为正外部性，部分农牧民已经迈入了富裕阶层。

2006年，29岁的斯仁巴布结束了在河北的打工生涯，返回家乡库布其独贵塔拉镇道图嘎查(嘎查即为村)。一方面，亿利资源为道图嘎查牧民免费兴建了牧民新村，煤气水电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另一方面，有着经营头脑的斯仁巴布嗅到了生态旅游的商机。而这一切，都与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治理直接相关。

回到牧民新村定居的道图嘎查牧民，家家都开了农家乐，每年春夏秋三季，来自北京、山西、内蒙古等地的游客络绎不绝。家家户户提供内蒙古特色餐饮的同时，住宿还能赚上一笔。仅此两项，斯仁巴布每年可以赚上数十万元，这还不包括为他打工的员工，每月三五千元的纯收入。

斯仁巴布来凑钱买了多台越野车和卡丁车。通常，一大早把游客送入沙漠深处，游客自行游玩露宿，第二天再去把游客接回。这一档生意，还能为斯仁巴布夫妇每年贡献另一笔高达数十万元的纯收入。

今年40岁的斯仁巴布已经步入中年，谈起当初不肯和自己返乡创业的同乡，说同乡肠子都悔青了。这位富裕起来的牧民说，他已不可能再出门务工，人生的下半场全在大漠深处了。

此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会议上，以两位联合国副秘书长索尔海姆和巴布为首的诸多代表均称赞亿利一手打造了“PPPP模式”，向全球治沙领域提供了一个由政府指导、企业主导和民间社会力量参与合作（Public-Private-local People Partnership,PPPP）的防沙治沙的中国方案。这一PPPP模式，即库布其治沙模式。

可复制的未来

9月11日，联合国发布的库布其生态财富报告显示，在5008亿元的生态财富总值中，有七成源自土地增值、变废为宝的贡献。

以土地为例，联合国报告的计算方法如下：V为土地使用价值（元），A为修复土地面积（平方公里），P为土地价格（元/平方公里），V=A×P。

亿利资源集团在库布其地区修复面积为1.1万平方公里，其中，6253平方公里为绿化面积；科尔沁地区修复面积为33.33平方公里，上海庙地区修复面积为278.58平方公里。

计算中所使用的单位土地价格，采用各修复区所在地国土资源局最新公布的I级工业用地基准地价，由于未查询到杭锦旗地区的基准地价，库布其绿化地区参考与其相邻的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白彦花镇、西小召镇、先锋镇3个镇的基准地价，取值30元/平方米。未绿化地区按绿化地区地价的60％估算；科尔沁修复地区取22元/平方米，上海庙修复地区取76元/平方米。将各生态修复区土地使用价值相加，即可得到总的土地使用价值。

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联合国副秘书长索尔海姆承认，当前，国际组织在治沙问题上，更多还只是强调资金问题，而亿利资源集团和王文彪明显走得更远。

这份联合国独立作出的评估报告取值较为保守，一些生态修复的影响也未计入，例如，京津冀地区沙尘暴天气从频发降至偶发，就未被作价。有治沙专家估算：库布其治沙，至少创造了1万亿元的生态财富。尽管报告并不完美，但聊胜于无，王文彪说，报告毕竟提供了一个初级版本的可量化的模型。

E20环境平台首席合伙人傅涛表示，更高级别的可量化的生态财富报告，当令资本市场读懂，也就是说，生态财富在资产交易上可被对价，这样才会发生资产证券化交易，治沙企业的估值才会准确体现。傅涛认为，尽管最近几年在上涨，但亿利资源在沙漠治理、生态修复板块的营收并不稳定，价值体现也不充分，“政府政策性补贴买单，今年有，明年就可能没有，亿利还需形成更闭环的商业模式”。

傅涛举例他所参与的新安江水域治理，在相邻标段，以流域横面污染数据，作为相邻地方政府之间补偿的定量依据。“亿利接下来的挑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依靠生态修复和沙漠治理本身实现盈利。”

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曹远征表示，1.0版本的沙漠经济学对公共品的边界和供给提出了挑战，政企双方如何设计出更为激励相容的制度至关重要，PPP不失为一法。有趣的是，随着技术的进步，不同时代的公共品定义也各不相同。

已经着手准备2.0版沙漠经济学的王文彪，看得更为长远。他告诉《财经》记者，仅“一带一路”区域，其生态建设和绿色发展就至少具备3个万亿元级的市场。全球3600万平方公里的荒漠地区，大多数都是光照充足的地区，假定千分之一的面积用于发展新能源，就将产生数万亿元规模的可再生能源市场；其中可被治理的次生荒漠化地区，也具备数万到数十万亿元规模的生态修复市场；这些地区生态修复过程中的经济作物如甘草、修复之后的粮食作物和绿色产业发展，将催生另一个万亿级别市场。

王文彪在其所著的《沙漠经济学》一书中写道：库布其的降雨量近年来呈现不断提升的趋势，就是归功于绿色植被覆盖率的显著提升。据统计，一亩树林比一亩无林地每年多蓄水20吨，等于一座地下水池。以中国为例，如果能把中国三分之一的荒漠化土地治理为绿洲，将增加12亿亩绿地，可增加蓄水量240亿吨，为每位地球公民每年增加4吨地下水供应。

沙漠发展太阳能已有不少成功案例。在距洛杉矶约300公里的沙漠深处的全球最大的光伏发电站“沙漠之光”，面积约1400公顷，满负荷发电能力为550兆瓦，相当于小型核电站的一台机组，可满足16万户家庭的用电。按此计算，如果能把中国荒漠化土地的三十分之一，即9万平方公里变为光伏发电站，就可以解决中国全国的用电需要。

人类必须在设法提高现有土地生产率的同时，开发第三空间，这包括抑制荒漠化和土地退化，治理沙漠，变黄沙为绿地和可耕地等。研究表明，中国的26亿亩沙漠中，约有7亿多亩土地是可以治理利用的，其中至少可以改造出3亿－4亿亩良田，相当于18亿亩耕地红线的六分之一，可以大大缓解中国日益加重的耕地压力。

如果能让“一带一路”地区的荒漠化土地不再扩张，每年就可以保护800万公顷耕地，解决10亿人口的粮食问题，在全球历史上彻底消除饥饿，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实现《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可能的。

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已不再只是治理库布其沙漠的王文彪，2011年把公司总部搬到了北京。亿利资源集团副总裁、首席人力资源官周学才表示，他的任务，是帮助公司降低内蒙古员工比例，提高绿色金融人才比重，为亿利资源集团的“平台经济”再添利器，让公司生态修复的主业更为突出。

此番联合国防治荒漠化会议期间，包括伊拉克、阿尔及利亚、伊朗、加纳等国的环境部长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官找到王文彪，希望亿利前往当地治沙并做生态修复，加纳环境部长甚至许诺以金矿相酬。

亿利一位管理层半开玩笑地说，之前就职的公司，出差都去大城市，到了亿利，去的都是国内的荒漠化地区。“看起来，用不了多久，我们又要到全世界的荒漠化地区出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