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龚奕洁  编辑/袁满

在社会价值与商业价值之间努力平衡，金融机构在矛盾中探索的同时，也收到了普惠金融释放的政策红利。

9月30日，央行发布222号文，宣布对普惠金融贷款增量或余额占全部贷款增量或余额达到一定比例的商业银行实施定向降准政策。凡前一年上述贷款余额或增量占比达到1.5％的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可在人民银行公布的基准档基础上下调0.5个百分点；前一年上述贷款余额或增量占比达到10％的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可按累进原则在第一档基础上再下调1个百分点，上述措施将从2018年起实施。

根据央行的测算，该项定向降准政策可覆盖全部大中型商业银行、约90％的城商行和约95％的非县域农商行。而这场具有“普惠”性质的降准，给银行带来了流动性预期，资本市场也随之狂欢。“十一”期间，港股银行股全面飘红；而“十一”过后A股开盘首日也表现颇佳。

普惠金融在中国，是一场自上而下的运动。自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发展普惠金融”以来，这一提议被连续几年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出台五年规划作为普惠金融的顶层设计，并由财政部和一行三会等部委出台配套政策。2017年7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还首次提出“建设普惠金融体系”。在即将到来的十九大，这一国家战略的深入推进抑或是重要的命题。

普惠金融与支农、支小（小微企业）、扶贫等有密切联系，早在普惠金融引入之前，中国在这些问题领域就有明确的政策引导，带有明显的社会性和政治性。但是普惠金融的概念从诞生之日起，就强调商业可持续性原则。

普惠金融的商业化发展，在中国起步较晚，但据券商测算，仅中国普惠金融的信贷市场就是十万亿量级规模。而普惠金融服务还包括理财、保险、征信等方面。

可以看到的是，在普惠金融的旗帜下，各类金融机构正在或主动或被动地靠拢。在监管的明确要求下，工农中建交五大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已建立普惠金融事业部；股份行中渤海银行与兴业银行亦紧随而来，成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小额贷款公司与互联网金融公司，在弱牌照的尴尬境遇中，亦紧紧拥抱普惠金融的市场定位。以移动支付、大数据风控为代表的金融科技的应用也因此备受追捧，传统金融机构亦表现出合作与发展的积极性。

虽然看上去很热闹，然而事实上普惠金融的落地仍然处于“探索”阶段。据《财经》记者了解，各银行普惠金融事业部成立后，业务线整合与具体运营设计仍未完成，诸多细节问题仍在与监管沟通之中。而牌照上弱势的金融机构发展受到机制上的桎梏以及资金成本天花板的约束。在商业运作中，各类机构也难逃不良率与利率陷阱的问题。

虽然全球一致认为数字化是破题普惠金融的方向，但央行副行长易纲则提出，普惠金融必须依法合规开展业务，要警惕打着“普惠金融”旗号的违规和欺诈行为。易纲还指出，凡是搞金融的都要持牌经营和纳入监管。

中国式探索

普惠金融的概念2005年由联合国提出。在中国，“发展普惠金融”则在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第一次正式提出。2016年1月，国务院出台《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为普惠金融提出顶层规划。以财政部和一行三会为主的各部门纷纷出台相关的政策红利，将金融向落后地区、向农民和小微企业引导。普惠金融在中国，成为一项自上而下的战略。

追溯到金融支农、支小、扶贫，普惠金融在中国不是新鲜事。从上世纪末开始，商业银行就被政策引导向“三农”、小微和扶贫倾斜，在这一过程中，银行业金融机构一直是主要承担主体。

央行用货币政策工具作激励，向农商行、农合行、农信社和村镇银行发放支农和扶贫再贷款，向小型城商行、农商行、农合行和村镇银行发放支小再贷款，使得特定机构在支农、支小上可以获得利率优惠、可展期的低成本资金。涉农贷款和小微贷款满足央行“两个不低于”的要求，银行能享受央行0.5个百分点的定向降准的激励。

而银监会则要求银行业单列支小、支农信贷计划，并对其有不同于央行的“三个不低于”的考核标准。支小、支农的成果则与银行的监管评级和市场准入“双挂钩”。

财政部则给予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等的税收政策，对县域金融机构的涉农贷款增量按比例给予补贴。

行政支持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涉农贷款余额与小微贷款余额连年保持增长。根据央行和银监会的数据，截至2017年二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30万亿元，同比增长9.9％；用于小微企业的贷款余额28.6万亿元，同比增长14.7％。

但是，这些“看上去很美”的数据下，却掩藏着“皇帝的新衣”。

人民银行成都分行副行长方昕在普惠金融国际论坛上直言，近年人民银行统计检查重点打假，且主要是在小微企业贷款数据方面。因为许多银行完不成央行和银监会“两个不低于”“三个不低于”的要求，就会造假，将大中型企业及融资企业的数据算入小微企业的数据。

此外，一位城商行的副行长告诉《财经》记者，有的银行会将贷款给大企业或集团下属的满足“小微”标准的子公司，完成支小的指标任务的同时，却在事实上服务于大企业。

国际普惠金融领域的著名学者、哈佛商学院教授Michael Chu表示,为金融机构设置具体的支出目标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因为往往会得到适得其反的效果。

Michael Chu以玻利维亚政府的新银行法为例，玻利维亚对利率设置上限，初衷本是为了防止贷给弱势群体的资金成本过高，但实际上，这会使资金倾向于流向金字塔顶端的客群。因为当资金成本一样时，小微额的贷款就失去了吸引力。

“多年来，中国对农业和小微的金融支持，更多是政策手段。但是要形成可持性续的市场，更有效的依靠是商业化，而不是政策性要求。”中国人民大学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贝多广对《财经》记者表示，“一些成功经验告诉我们，面向中小微弱的普惠金融绝对是蓝海。”

但延续支农与支小，普惠金融目前仍是自上而下的阶段，目前引导性政策文件亦不乏有一些考核评估的标准。包括财政部的《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银监会出台的《2016年推进普惠金融发展工作的指导意见》和《大中型商业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实施方案》、央行《对普惠金融实施定向降准的通知》等。

虽然现在“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方针得到共识，但对于政府和监管这只“看得见的手”要扮演怎样的角色，仍有一定争议。Michael Chu对《财经》记者表示，政府的角色是制定原则和规则，对市场进行监管以保证市场健康运转，但不要有太多行政干预。

Michael Chu说，普惠金融立足于机会平等和商业可持续，目的是尽可能给予每个人获取金融服务的机会，但是这并不代表着每个人都必须获得金融服务。

而能否获取以及获取怎样的金融服务，要遵循金融的商业规则，要经受金融市场的抉择。

但是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行长徐诺金表示，由于普惠金融面向的对象事实上是传统金融排斥的对象，这些人信用水平弱、缺少合格抵押品，目前很难调动金融机构真金白银的支持。因此，在实践中就少不了政府的参与和信用背书，以为机构解决后顾之忧。

徐诺金主导规划了兰考县普惠金融试验区的实施方案，这是全国第一个国家级普惠金融试验区。在规划中，兰考县提出了“三位一体”、“四位一体”贷款的金融扶贫模式,即设立5000万元风险补偿基金，引导银行以 10倍比例发放基准利率贷款,累计发放貸款3.l亿元，近7000贫困人口受益。此外，兰考县财政列支l000万元,与中原农险合作实施“脱贫路上零风险”保险项目，对建档立卡户提供财产、人身、产业保险服务，总保额达42 亿元。另外，兰考县政府还成立政府担保资金，为不良垄断机制兜底，即金融机构自身要承担2％以内的不良率，高于2％的部分由兰考县政府担保资金承担。

但即便如此，据兰考县相关负责人反映，仍然难以引进国有大行的实质参与，因为国有大行并未将贷款权限下放到县级支行，虽新成立了普惠金融事业部，但是尚未有效运作起来，难以对接。而目前在试验区内表现最活跃的金融机构，则是小额贷款公司。

《财经》记者了解到，兰考普惠金融试验区方面曾向财政部和一行三会申请在试验区内给予一定试验性的政策支持。包括在试验区内，扩大扶贫再贷款使用机构范围和利率的浮动范围，简化批贷流程、下放审批权限，提高对于小微企业的信贷业务的不良容忍度等，以便与时俱进，使金融制度能够更好地服务试验区内的农民和小微企业。目前仍在积极与相关部门沟通之中。

谁是扛鼎者？

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背景下，金融业被要求降杠杆、服务实体经济，以“小额、分散”为特征的普惠金融，亦被不少机构认为是未来发展方向。普惠金融正引领一个市场趋势，国有大行、中小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各省联社、农村金融机构、互联网金融公司等都在或主动或被动地靠拢。

在2017年7月14日至15日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建设普惠金融体系”，多层次的金融机构都将是这一体系的参与者。谁将是国家普惠金融战略的扛鼎者？谁能享受政策与市场红利？

“国有大行在批发银行业务上获取了超额利润，在推广普惠金融上，相比其他机构可以承担更多补贴，国有大行也有义务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即便这看起来有违商业逻辑。”

“但是大银行有自己发展的商业策略，而从目前全球经验来看，金融科技公司推动的普惠金融，可以实现更高的效率，或许可以弯道超车。”

这是著名学者谢平和贝多广6月份在河南省兰考县的一场争论。而这一问题难以作答，因为普惠金融的落地推广，自监管至机构都在“寻路”阶段，不同个体的机构都在同场竞争。

作为中国金融体系的主要参与方，在推行普惠金融的过程中，银行业依旧被国家意志寄予厚望。今年5月份，银监会印发《大中型商业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实施方案》，对事业部提出“五个专门”的要求，即专门的综合服务机制、专门的统计核算机制、专门的风险管理机制、专门的资源配置机制和专门的考核评价机制。并明确要求国有大行今年内建立这一事业部。

随后两个月内，工、农、中、建、交都完成普惠金融事业部的实施方案。虽然对中小银行未有明确的强制要求，但10月9日，兴业银行正式宣布在总行层面成立普惠金融事业部，这是继渤海银行后的第二家。

《财经》记者从其中两家银行了解到，目前各银行普惠金融事业部都还没实质运作起来，一方面涉及到对原有行内农业、小微、双创等业务条线的整合，另一方面涉及到界定、统计核算、考核等问题，目前各家银行也需要与银监会相关部门沟通。

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由于国有性质、资产与利润占据市场重要份额、获取资金成本较低等因素，往往被寄希望于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但是许多人质疑国有大行能不能做好普惠金融。

建行某分行资深风控人员坦言，零售、小微和大企业对能力的要求不一样，而大行向来擅长服务大企业，而缺乏做普惠金融的人才和能力。而且，通过多年对小型企业贷款管理和信用程度来看，投向小微民营企业的贷款确实比投向大型企业、尤其是国企的违约率高很多。

“建行对小微企业严格遵循抵押贷款要求。尽管建行每年都给各经营网点提出小微企业贷款任务指标，在客户经理绩效管理上给予很大程度的倾斜，但从风险上考量，投向小微的风险还是高。”前述风控人员表示，大行主动做普惠金融的意愿确实不高。

但是以中小银行为主的传统金融机构纷纷提出零售转型、重视小微企业金融，并表现出对金融科技的积极态度。有股份行人士直言：“背靠地方政府和大中企业银行就能躺着赚钱的时代结束了，现在到了要靠脏活累活赚钱的时候了。”

兴业银行方面对《财经》记者表示，随着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盈利、可持续地开展普惠金融业务奠定了技术前提，使得原本无利可图的“长尾客户”成为新的“富矿”，以绿色金融、消费金融等为代表的普惠金融业务已成为银行业转型发展的新的蓝海市场。

重庆银行小微企业银行部总经理孙启蒙表示，城商行在大行和P2P的夹缝中生存，盈利压力很大。在孙启蒙看来，从市场发展趋势来看，小微金融是城商行必须抓住的机遇。

重庆银行在线下推行投贷联动模式，自2016年起，又大力发展线上小微金融服务“好企贷”，即将政府大数据、银行大数据、企业行为大数据、金融场景大数据这四大数据有效进行联合，对小微企业进行多维度风险评估与放贷。当许多城商行热衷于与资产公司合作“助贷”模式时，重庆银行就建立了自己的大数据风控体系，与其原有线下模式互补。

但是在许多人看来，能有效解决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的，或是县域及农村金融机构。中国银行就是通过中银富登旗下的82家村镇银行去做小微企业和农村领域的信贷等金融服务。

据中银富登旗下一家村镇银行的董事长介绍，中银富登的村镇银行有独立审批权，除非不良信用需集团特批；而且，因村镇银行接近农户和小微企业，村镇银行可放出信用贷款和无抵押贷款。整个中银富登集团层面的无抵押贷款占到30％以上。

在中国小额贷款公司协会党委书记、会长向为国看来，全国8643家小额贷款公司是中国最底层的金融堆售商，经营着传统银行“最后一公里”覆盖不了的弱势群体的小额信贷业务，是零距离信贷业务的普惠金融小分队。

“小贷公司有一个比较难以逾越的障碍，就是资金天花板。”海尔小额贷款公司总经理汪传国在普惠金融国际论坛上直言，监管给小贷公司的杠杆要求是50％的注册资金，但有些50％都用不到，因为没有金融机构贷款。低杠杆是小贷的困境。

“我们给自己的定位挑战，就是合法合规地利用第三方机构资金，来做普惠金融。”汪传国称，其中最关键的是建立风险管理平台，从数以万亿元计的资产方中选择较好的卖给不同机构资金方，突破杠杆上限。

这亦是现在常说的“助贷”模式。但这一模式目前存在一定争议：支持者认为这是机构诉求自主匹配与选择而自然形成的市场，是符合商业逻辑的所在；但是，亦有传言指出监管和银行已对这一模式产生警惕。有业内人士分析，资产方的鱼龙混杂、深浅不一或是重要因素。

“风控是银行的核心能力，助贷模式下银行则主要利用对方机构的风控。对短期内有资产压力的银行是一个选择，但是长期来讲，银行不能丢掉自己的风控能力。”孙启蒙认为。

数字化未来

罗兰贝格曾经测算，商业银行以传统方式服务一个零售客户的整体成本为每年几百元，罗兰贝格金融项目经理欧瀚捷表示。而数字手段可以有效降低成本，提高服务效率。

在全球领域，从监管到机构，对于数字普惠金融的未来潜力几乎一致认同。2016年杭州G20会议期间，央行发布了《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提出利用数字技术降低成本，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面，深化金融服务的渗透率，是促进普惠金融的关键。

但在普惠金融国际论坛上，央行副行长易纲、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均强调要辩识普惠金融，尤其是数字普惠金融，打击披着普惠外衣的非法金融活动。

徐忠说，数字技术是中性的，数字普惠也是中性的，先进技术在促进普惠金融乃至整个金融业发展的同时，也有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诈骗者打着普惠金融的旗号，披着互联网金融的外衣，提供虚假收益的理财产品，消费者以为获取了高息，其实被“收割”了本金。

去年以来，媒体亦曝光不少小额、但高利率的现金贷、校园贷、培训贷，尤其一些以各种名目利滚利，最终演变为“高利贷陷阱”的事件。

苏宁金融研究院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薛洪言表示，普惠金融不是无底限下沉，而且若普惠金融的利率过高，则无法体现“惠”的价值。

如易纲与徐忠所强调的，辨识普惠金融，一方面需要买者有责，加强金融消费者教育；另一方面要卖者有责，由金融机构提供“负责任的金融”。

经历互联网金融爆发，一方面对于数字普惠金融的监管在逐渐完善；另一方面，移动支付、网络借贷、互联网众筹、智能投顾等涉及各方面需求的数字金融产品，则被广泛接受。而大数据、区块链、生物识别等科技手段在金融领域的应用，亦被一致认可。以前的互联网金融公司纷纷转型Fintech，输出金融科技；而许多中小银行也高呼大力发展金融科技。

需要注意的是，不能过度抬高对数字普惠金融的期待。在许多人来看，数字手段现阶段并不能完全取代传统手段。

易纲就指出，普惠金融需要充分利用大数据，但不能完全舍弃“软信息”。他所谓的软信息即信贷员在线下与客户的直接沟通。在易纲看来，大数据的局限性在于过于僵硬，冷冰冰的数据分析难以涵盖现实情况的多样性，固化的模型容易被人为制造的垃圾数据刻意误导。

IPC咨询的一项业务是在中国为中小银行培训小微金融的信贷员。其中国区总监宋安德表示，不可否认数字授信是未来方向，但可能要等到三五年之后，以目前技术发展程度而言，在准确度和有效性上“还不够”。

对于重庆银行来说，目前基于好企贷这一纯线上大数据风控系统的小微信用贷款业务刚刚起步，在业务总规模中占比不大。但孙启蒙表示，线上业务的发展空间巨大，这一业务的成功可能会为小微企业融资打开一条路。

此外，在数字普惠金融红利释放中，“数字鸿沟”的现实问题也被重视。数字鸿沟是指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的鸿沟，这一问题决定着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与渗透程度。

全国人大常委、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指出，“数字鸿沟”的存在，可能导致金融素养和科技知识不足的弱势人群获取金融服务的能力与中高收入人群的差距扩大。

而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加强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扫盲与金融教育，这是政府的重任。此外，社会信用体系、征信体系建设也是极为重要的事情。

直面“不良”

过去经验显示，当政策激励着银行一股脑儿去做三农和小微的时候，银行能力的差异则可能带来极大的不良风险敞口。

“小微是一块难啃的骨头”，某银行业资深人士表示，尽管公开的银行不良率都是个位数，但是小微这块实质上的不良率，也曾高达两位数。

“前些年银行不良上涨较快，有不少就来自中小微企业。”贝多广表示，金融机构做普惠金融要强调能力建设，盲从必然会带来一地鸡毛。

用贝多广的话来说，普惠金融的对象是中小微弱，这部分客户产生不良的风险较大。有研究指出，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生命周期为2.5年，坏账风险大。

虽然在监管文件中提到扩大对小微等贷款的不良容忍度，但对银行来说，监管严控不良的情境下，没有银行敢真的暴露过多不良。

近年来，P2P的不良率亦是一个敏感问题。在互联网金融协会的信息披露平台上，P2P的不良率普遍显示为零。“简直是个笑话。”有业内人士称。

但来自行业声誉与投资人的压力，让这个行业已无人敢暴露真实不良。《财经》记者从多位P2P资产负责人处了解到，像多年前的银行一样，行业内P2P也正运用各种手段隐藏真实不良。

业内人士表示，P2P行业不良率在10％以内的也不多。由于P2P多是无抵押的信用贷，其不良资产处置方式，除催收外，常见的是打包转让收益权，但更多是选择隐匿。常见手段是托管在外，给同业、关联企业或其他资产处置机构，把不良腾挪出表。

（本刊记者张威、实习生张涵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