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维

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携带着美国总统菲尔莫尔敦促日本开国的亲笔信，率领四艘军舰抵达东京湾的门户浦贺。这次由美国人发动的“叩关”行动，史称“黑船事件”。

日本著名的明治维新史专家、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佐佐木克的力作《从幕末到明治》，就以这段在日本众人皆知的故事开头。不过，这本书意图着力描写的历史事件，主要不是日本方面的对外交涉，而是以这次来航为发端，探究在被迫与美国签署不平等条约的背景下，日本政坛的各种角色之间的争斗角力。换言之，这是一部日本近代转型期的政治史，主要突出的是这段历史中的两条线：“举国一致”和“条约修改”。

在当时的日本，尽管有些藩的当权者主张尽可能拖延条约签订时间，但至少对局势拥有发言权的精英阶层人士一致同意，在艰难的时局面前，上至武家，下至百姓和町人，都应该齐心协力，克服各自为政的松散状态、构筑举国一致体制。后来人们看到，正是因为众人合力，成功改造了日本的政治格局，“明治维新”才有了可能。

另一方面，由于日本被迫与美国签订《日美修好通商条约》，其将日本视为“半文明开化国家”而拒绝给予日本自定关税权力的做法，深深刺激了上层人士，他们于是牢记着这第二次屈辱，决心将“条约修改”——或称“破约攘夷”——作为另一项重要的国家目标。

但举国一致体制，需要朝廷、幕府和各藩密切合作，公家、武家与庶民需要融为一体，而这一切又谈何容易。当时，强硬坚持“破约攘夷”立场的长州藩，就与坚持“现实论”的萨摩藩形成了尖锐对立。至于幕府，它接受天皇委托处理国内外事务。但在与外国签订通商条约一事上，孝明天皇明知日本根本没有与对方讨价还价的余地，依然提出反对，目的是刺激舆论，提高天皇以及朝廷的权威。于是签署条约就让幕府背上卖国贼的骂名。

此后不久，幕府最高领袖德川家定将军去世，则让局势变得更为复杂：早在体弱多病的家定将军在位时，有关将军继承人的争夺战就展开了。当时，将军世子（即下任将军）候选人有两位：和歌山藩主德川庆福，以及前水户藩主德川齐昭的第七子庆喜。到了正式公布将军世子之时，因为之前德川齐昭和他的支持者批评过大老井伊直弼这位幕府的实权人物，指责他未经天皇敕许就下令与美国人签约，于是将军世子的头衔最终便归属了对手德川庆福。大老甚至还下令对德川齐昭处以“禁闭”的惩罚，不得自由行动。

事情一波三折。大老井伊直弼在不久之后即惨死于樱田门外，暗杀者就是在将军职位争夺中失势的水户藩藩士。

樱田门外之变后，萨摩、长州等强藩，都开始支持天皇，所有人都围绕着“破约攘夷”这个目标行动。可是不久之后，因为无法认同激进的长州藩针对幕府的一系列恐怖活动，天皇将长州藩定为叛敌。这时，曾经的将军候选人庆喜，借机争取到了天皇的支持，还凭借出色的政治手腕赢得了第一次征讨长州藩战争的胜利。

至此，所有人都已经看清，日本的未来只能依靠雄藩。就这样，各藩陆续加入了萨摩藩与长州藩组织的萨长盟约，同盟的势力不断壮大，日本的政治格局最终趋于稳定，为日后的明治维新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作者在这本身患癌症后写作的书里，为读者悉心梳理了他在经年阅读档案后收获的幕府末期日本政坛故事，得出一个重要结论：王政复古和大政奉还，都并非是通常认为的“讨幕”的结果。

他的主要证据是，不仅“尊王攘夷”的重要人物西乡隆盛曾明确表示过萨摩藩不会讨伐幕府，而且史料中也缺乏可信的解释，可以证明各藩结盟的主要动机就是“倒幕”。尽管有人评论说作者持这种观点，或多或少受到了情感因素的影响——他的恩师，正巧是与西乡隆盛齐名的“明治维新第一政治家”大久保利通的儿子——但无论怎样，通读完此书，不得不承认，作者的这一观点至少是言之有据的，为我们认识邻国的近代政治转型提供了通说之外的一家之言。

（作者为书评人）